李文杰：被重新发现的康有为

　　鲁迅点评众人看《红楼梦》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个评论推及重要历史人物身上，大抵也是成立的。一百多年来，围绕康有为及其学说的讨论就给人这种印象。在革命作为主流话语的时代，一度被边缘化的康有为，近年又重新热了起来，参与康学的人群也颇为庞杂。这其中，史家的动力源自新史料的发现，同时借以思考当下的改革议题；而一部分据说是思想家的，重读康著，表示大为倾服，在那里发现了儒家对现代性的回应等思想资源，且迫不及待引荐给大众。据称，对康有为学说尤其是孔教论，已有更多的人在重思，并进行“实验性重建”。
　　在重新发现康学价值之前，我们不妨重新审视康的同时代人及同情者对他的点评。相比我们而言，他们能直面康有为，而没有历史迷雾笼罩所生的扞格。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借镜西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读过《孔子改制考》后，“匡正学术”之心油然而生，他这样评论这一康氏名著：“其著为此书，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意思是说，康学如果只是停留在学术层面，弊病不过穿凿附会而已，但如果诉诸实践，则要引人入邪了。而光绪帝的老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有着近似的观感，他说《孔子改制考》“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康有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意思是说，康有为穿凿附会，将孔子打扮成指示时局的“王者”，这将启发学堂学生肆意“改制”，人人争当王者去指点江山。而二十多年以后，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顾颉刚自述早年经历时则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这大概是那个时代对康学最高的评价之一了。吊诡的是，赞扬康有为早期学说的，恰是新文化阵营的新派学人，即传统儒学的对立面。
　　与康同处一个时代的改革者，多不赞成康的思想学问及改革路径，遑论所谓顽固派。重要原因，在于康学“伤理害道”；与康处于异时代的学者，思想上受惠于康，这主要因为康学从真实性上解构了古史及儒家经典的权威。也就是说，在康学对传统儒学的破坏性这一点上，人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而对于康学的具体内容，不但康的反对者，就连后辈受惠者，也并不讳言其巨大缺陷。顾颉刚就说：“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可见，同是疑古且一度推崇康学的顾颉刚，在言及学术路径时，为防止自家的学说落入异端之讥，也明确主动要与康有为划清界限。
　　或许能让前贤汗颜的是，今天的学者善言创新，从康学中看出儒学的发展以及当下使命，利用康有为思想，思考“当下许多重大的核心问题”。当年康氏的反对者、同情者都攻之最力的内容，如兴孔教，在他们看来，却是康学最重要的成分。即便学术创新已成当今潮流，上述见解仍不能不让人耳目一新。如果真是“回到历史现场”，却发现这些新知本身，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误读在其中。
　　有关康有为学说，今天部分人推崇较多的是他的孔教论，即儒家制度化的重要手段。事实上，陈宝箴曾对康氏孔教有过一番点评，他说：“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者，不可同语”，说基督教世界里教皇在世俗社会的权势与孔子学说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迥然不侔，这是从历史源流上论述基督教与儒学根基不同；他接着又说，康有为“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苏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却不知“欧洲教皇之徒，其后以横行各国，激成兵祸战争至数十年，而其势已替。及政学兴、格致盛，而其教益衰，今之仅存而不废者，亦如中国之僧道而已”。也就是说，康氏推崇的欧洲政教合一制度，最终酿成各国战祸绵延。后来，在近代科学及思想的冲击之下，“其势已替”。世俗化已是时代趋势，康推崇的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不过是“存而不废”，就像中国的和尚、道士一样。在陈宝箴看来，耶、孔两教土壤不同，且康有为引为蓝本的基督教更酿成了长久的兵祸，现实中也逐渐式微，中土又怎能去模仿？
　　陈宝箴是积极倡导变法的封疆大吏，曾聘用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并上奏保举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日后也因此受累，父子一并革职。某种程度上，他与康有为是同一阵营的，因此，他对康学的批评，也就更显切中要害。因为只有剔除改革阵营学说中最荒谬的部分，才能避免授人以柄，不致改革无端受累。同时期主持、投身或赞成改革的人士，如张之洞、汪康年、孙家鼐等等，也无不持相近的观点。
　　康学中令人津津乐道的又一“思想资源”，是他戊戌前后所谓的宪政观念。有关康氏宪政思想的研究，因近几十年史学界对康氏《戊戌奏稿》的证伪，取得巨大进展。康有为及其党人在1898年给光绪帝上书中提出立西式宪法、开西式国会的思想，被证实出于十多年后的系统改写。人们所解读的康氏君主立宪思想，是1911年的而非变法期间。不过，这并未妨碍今天一些人从中发掘出“宪政实践”来。
　　在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康有为曾上书光绪帝，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康在提到国会、宪法后，并未展开论述，所以其内涵何指，值得商榷。从1888年康有为作上清帝第一书到1898年，他在自己的上书中，另又通过他人上奏，多次提及设置“议郎”，“辟馆顾问”。1898年，康有为及其党人曾上书，建议设置“制度局”、“议政院”、“议院”，将上述“议郎”、“顾问”政策具体化，这是康氏变法的重要建策，也被今人当作宪政实践而加以解读。事实如何，我们不妨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两段加以分析。
　　康在上清帝第六书里说：“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康有为另外代阔普通武草拟奏摺，建议设立“议院”：“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有人从这些文本中，读出康有为“导向君主主导型的政治之路径”。那么，所谓制度局、议院、议政处，是否与日本模式的议会相关，又是否在处理“皇帝权力与议院议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妨先补充一些清代制度知识。
　　清代中后期的政务处理，主要围绕奏摺而展开。有上奏权的京内及外省官员，包括京内大学士、六部九卿衙门堂官、八旗都统等，外省包括督、抚、将军、学政等，将应行处理之事具摺上陈，直达御前。这些奏摺包括例行奏报、政策的请示与建议、事务的议复，根据性质不同，皇帝口头或书面批示“知道了”、“依议”、“该部议奏”等。稍微繁难的事务，都会咨询军机大臣，然后由军机处草拟复杂一些的旨意，形成政策而发下执行。这其中，有关政策建议和请示，例行批示“该部议奏”，也就是交六部、总理衙门等对应的职能部门讨论，在形成议复奏摺后，交皇帝批准，形成政令实施。当决策特别紧要时，则会扩大议奏部门：有时是军机处，有时让在京王大臣、六部九卿合议，甚至发下外省督抚一起讨论。政策几乎无由不兴，皇帝不可能自行创造政策而发下执行。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六部这些事务机构的权力也就经由这一过程而得以彰显。又因当时政策如交涉、教案、练军、教育、矿务、铁路、外债、关税收支等等多涉及“洋务”，属总理衙门所辖，所以，总理衙门建策、议复奏摺尤多，故权势较六部更重。
　　这里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上述康有为第六书。该条陈经代奏之后，光绪帝命总理衙门议复，结果，总理衙门拖延三月之久才最终上奏答复，将康有为“制度局”的建议否决。光绪帝十分不满，命总理衙门再次议复。总理衙门表示兹事体大，建议特派王大臣一同议复，光绪帝遂再令军机处会同总理衙门商议。半个月后，两机构联合上奏，见招拆招，将康有为设制度局的建议变通为由翰林院等机构派人预备召见备询，光绪帝也就只好在议复奏摺的基础上，表态同意与否。
　　了解了这个过程，我们再来重温康有为及其党人“制度局”、“议院”、“议政所”的实质：“集群会议”、“斟酌事宜”、“权操自上”一系列过程，与上述奏摺的处理经过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奏摺的议复、咨询机构，由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等职能部门，变成了制度局、议院、议政所；参与讨论、咨询的人，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六部堂官，变成了经“妙选”的“天下通才”。很显然，康氏第六书中提及的制度局、议政院、议院都是辅助皇帝的议事机构，而非制约君权的力量，这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精神相去甚远。制度局专责议复，这是在抢夺军机处、职能部院之事权。说得再明白一点，康氏议院，意在架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由康属意的班底替代军机大臣与总署大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的是权力之争，却实在未见有议会精神。康氏所提的制度变动，且不论其可行性，纵使顺利实现，不过是以议院之名取代军机处与总署之名，以十二局替代六部九卿衙门，名异而实同，新瓶装旧酒。联系到康学的“怪诞”、康党建策的激昂且多变，又如何让人相信，他们的步伐较当时的官僚更为稳健，他们一仍旧制度却能推行真改革？
　　康氏议会并未开成，荐举人员的计划，也远没有他们预想中那样顺利。变法开始前，康代徐致靖拟摺，建议拔用“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改革旧习。三日后，光绪帝召见徐致靖荐举的康有为、张元济，并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应该说，对康的任命比较特别，因为总理衙门章京例设四十八人，从内阁、六部、理藩院司员中考取。康有为时任工部候补主事，但并未参加章京考试。尽管如此，进总理衙门仍不排除总署奏调或皇帝特简的方式，例如1898年光绪帝还任命了江标、刘庆汾、郑孝胥、杨枢四人担任这一差使。所以，康的任命既非空前，也非绝后。总理衙门章京进署后，一般从翻译电报做起，业务熟练后，分股处理文书，这其中也包括草拟各种建策、议复奏摺。不过，他们并无上奏权，有条陈须由总理衙门大臣代奏。康有为看不上这个差使，也就并未到任。若将光绪帝此举解读成将康置诸左右以备顾问，可就是大大的误解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顾颉刚的话：“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现在重读这段评述，却感觉不独是康学的盖棺之论，而更像是如今的警世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