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麟：从《马关条约》看李鸿章的国际法意识

　　今年是《马关条约》割让臺湾120周年，同时也是臺湾回归中国70周年。当年割让臺湾之际，出席签约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曾试图在条约的中文版本里以无条件让出臺湾的“管治之权”来挽回“领土主权”，可惜为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识破未能成功，内中隐秘鲜有人道及。不过，我们如仔细比较《马关条约》的中、日、英叁种条约文本并不难看出。
　　如前述，从《马关条约》的中文版本来看，当年清朝政府客观上并没有从国际法的意义上将臺湾、澎湖列岛的领土主权割让给日本。这是否属李鸿章个人的主观意识所为？还有待挖掘更多的史料加以证明。据笔者的初步推断，其中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李鸿章本人的国际法知识不足，分不清主权和治权的区别，因此在起草《马关条约》时，笼统地将臺湾、澎湖列岛的“管理之权”（即国际法意义上的“治权”）割让给日本。不过，日本的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是熟悉国际法的，在条约起草的当天，便发现中文版本有问题，因而急忙起草了《议订专条》加以补充说明。另一种可能是，李鸿章十分熟悉国际法。在条约中只是将臺湾、澎湖列岛的治权让出而力挽主权，或者为日后收回臺湾、澎湖列岛的领土主权埋下伏笔和留有余地。如果情况是后者，则说明李鸿章在弱国无外交、强权即公理的国际环境下，试图运用自己掌握的国际法知识，为挽回国家主权尽力。果如是，则李鸿章还不失为一位忠君爱国的能臣。为此，有必要对李鸿章的国际法知识做一番验证和考察。在此之前，吾人又必须首先考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歷史过程。
　　考国际法输入中国的歷史，不能不提到一八六四年由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据国际法学者丘宏达教授的研究，清廷于一八六二年设立同文馆后，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丁氏想将西方的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廷，因此曾拟将瑞士人滑达尔（Vattel）所着的《国际法》（Ledroitdesgens）一书译为中文，后因受美国驻华公使华德（JohnE。Ward）的劝告，改译美国人惠顿（HenryWheaton）所着之《国际法塬理》（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译成之后，由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介绍呈送总理衙门，要求出资刊行。经清廷派人将稿修正后，于一八六四年（同治叁年）正式出版，题名为《万国公法》。该书第一卷第二章标题〈邦国自主之权〉，即明确阐述国际法有关“主权”（Sovereignty）的概念，谓各国共遵万国公法宗旨在于自保主权。而各国自保主权亦当尊重他国主权，此乃诸国所承认，亦即公法所能持平之要项。关于“主权”之定义，《万国公法》界说如下：
　　“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此上权或行于内，或行于外；行于内，则依各国之法度，或寓于民，或归于君。论此者尝名之为内公法，但不如称之为国法也。主权行于外者，即本国自主而不听命于他国也。各国平战交际，皆凭此权。论此者尝名之为外公法，俗称公法即此也。上述“主权概念，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即谓主权乃国家之最高权威，这种权威，对内表现为国内法，对外表现为国际法。在国家之间的关係中，主权意味着不听命于他国而独立。主权在民，即为民主国家；主权在君，则为君主国家。
　　李鸿章作为长期主持清廷外交事务的重臣，《万国公法》自然是必读之书。事实上，有大量资料显示，李鸿章在主持清末外交事务期间，十分重视国际法，并且充分认识到运用国际法与西方列强交涉的重要性。例如，一八七四年，荷兰公使提出由该国出面在中国设立救生船队。李鸿章明确提出船隻必须由中方管辖，其理由是沿海离岸十里均归本国管辖。一八七五年日舰到朝鲜沿海擅自测量其海道而被朝鲜炮臺轰击，日本公使森有礼向中国提出抗议，李鸿章予以驳斥，认为兵船测量他国海岸违反了万国公法。同年中英因马嘉理案发生严重交涉，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断绝外交关係、增派军舰来华的要胁下，李鸿章巧妙地利用万国公法挽回决裂之局。一八八四年，李鸿章又按照国际法保护了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同时指出：“西国公法，以两国订立条约为重”。可见李鸿章早在甲午战争前，便意识到国际法己经成为现代国家间的重要规则，应该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的道理。正因为李鸿章熟悉国际法和相信国际法的约束力，在清末官僚集团中，公认李鸿章乃是最善于同洋人打交道的人。每当国家面临存亡危急之局，清廷必然要李出面承担“人情所最难甚堪”之事。甲午战败，李鸿章临危受命前往马关议和，在春帆楼遇刺，便是其中一个事例。据此，论者有谓李鸿章确实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诚不虚也。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倾向于认为李鸿章熟悉国际法，在起草《马关条约》时，有意识地仅将臺湾、澎湖列岛的治权转让给日本，为日后收回该列岛的领土主权预留伏笔。这点也可从日方提出另订议订专条获得反证。况且，李鸿章前往马关议和时，还请了熟悉国际法和国际事务的美国前国务卿福士德做他的顾问。虽然，中日马关议和结局以日本根据条约“合法”取得臺湾、澎湖列岛的完全主权（fullsovereignty）而告终，但从《马关条约》的中文版本来看，清廷转让给日本的是臺湾、澎湖列岛的“管理之权”而非“领土主权”却是事实。无论如何，李鸿章在马关议和及条约起草方面，应该说是尽了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