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涛：历史研究的三种旨趣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这是一个值得不断反思的问题。历史研究者的思想与实践，与此有着直接关系。历史学众多理论、流派的主张和纷争，也常常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密切关联。大体说来，三种旨趣主导着特定语境下的历史研究及其发展方向。
　　从过去寻找过去：客观与求真
　　从过去寻找过去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追求。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其通常的话语表达形式是“求真”或“直笔”。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则是“如实直书”或“客观性”。二者都有着寻找真实过去的目的。
　　作为认知对象的过去，一旦发生，便具有不可改变的特性。研究者无论处于何种语境、出于何种立场、拥有何种条件，都需要凭借过去遗留下来的信息来支撑历史文本的书写，即用证据说话。
　　证据的客观性与过程的客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历史学家要努力进行弥合，并非轻易之举，原因之一是材料的不完全性。历史行动、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会以全息的方式留给后世。任何一个研究者，无论他的研究领域多么狭窄而具体，个人多么努力，其所获得的材料都是有限的，因而他对该领域的了解，只具有暂时的有效性。后来的研究者可根据获得的新材料，修改他所提出的看法。原因之二是材料的可解释性。量子物理学中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退相干”，是指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观察者的行为对认识结果会产生直接影响。在历史学中，“退相干”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将历史碎片编织起一个故事、一段过程时，是在运用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进行操作。用柯林武德的话说，历史学家是在心灵中重演过去。正是基于此特性，爱德华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因而，彼得诺维克称，历史客观性是一个崇高的梦想。
　　但是，绝对客观性的难以实现，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应当放弃寻找真实的过去。恰恰相反，它应当成为研究者努力的动力。单纯从过去中寻找过去，可以看作是一场纯粹由历史学家好奇心驱动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在《浮士德》中，歌德虚构了魔鬼靡菲斯特与浮士德博士的约定，浮士德一旦对人生感到满足，魔鬼将带走他的性命。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正是由于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人类在各个领域中的认识才能不断前进，从而使得人类历史与其他物种的历史有了根本区别。对于寻找真实过去的永不满足，正是这样的努力之一。
　　真实的过去，是历史学“神庙”中最大的一尊“神像”。历史学与政治、文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差异，也在于此。如果没有对真实过去的追求，历史学将不复存在。
　　从过去寻找现在：认同与参照
　　从过去寻找现在是历史研究最活跃的表现。毫无疑问，任何研究者都活在当下，他的思想和行动是当下情境的体现，其历史书写也使得过去在当下复活，因而历史研究都具有当下性的特征。但这还不是从过去寻找现在的本真含义。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是在倡导建立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其实，从过去寻找现在，同样是中外历史学从来不曾缺场的古老传统。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着重强调他“书法不隐”。这个“书法”，便是与“义”相连的价值判断。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撰写《历史》，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业不致失去它们的光荣”，也有鲜明的价值取向。
　　如果将寻找过去的历史比喻为“我注六经”的认知性历史，那么，寻找现在的历史显然可称为一种“六经注我”的认同性历史。研究者要从浩瀚材料中，选择有助于某些群体的证据，为当下的民族、国家、政党、阶级、族群、宗教团体等提供身份认同的合法性依据。过去成为可以旌表或批判的对象，是与非的道德判断常常遍布其中。尼采称这种历史为纪念碑式的历史。
　　认同性的历史不仅仅叙述自身，同时需要他者的存在充当参照系。许多情况下，为了将自身凸显得更加美好、光明，他者往往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出现，要么落后愚昧，要么贪婪霸道、穷凶极恶。当然，他者偶尔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形象，是自由的乐土、进步的方向。
　　从过去寻找未来：规律与命运
　　从过去寻找未来是历史研究者最伟大的抱负。近代以来，受科学思维的影响，思想者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本体论问题。探寻历史规律，成为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主要区别。历史规律不仅要说明过去如何，而且要说明未来如何。换言之，人们希望通过规律了解并掌握自身命运。近几个世纪以来，维柯、孔多塞、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尼布尔等，都提出过自己的学说或理论。
　　自然科学中的规律是一个带有知识决定论色彩的词汇。一般解释为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规律意味着可以从已知推导出未知，从前提推导出结论，从过去推导出将来。数学公式、物理学定理、化学方程式都具有这些特征。显而易见，历史规律并不完全具有这样的确定性，而且我们大概也不希望有这样的确定性。否则，将意味着自由意志无处容身，人不过是某种神秘力量的道具。如此一来，人的尊严将大大贬值。
　　历史思想者深知历史过程既是自发的自然过程，也是自觉的创造过程。各种关于未来的理论和主张，半是基于过去逻辑发展的预判，半是出于自由想象的建构。如怀特海所说，历史进程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一场观念的冒险历程；思想者对于这种冒险历程的概括与解释，同样是一场观念的冒险历程。基于以上原因，历史哲学在20世纪曾遭受许多批评，哈耶克称其为“19世纪可爱的恶习”，卡尔波普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不过，这并未影响人们从过去寻找未来的热情。
　　未来当然不会完全存在于过去之中，但若说未来全然与过去无涉，或者如阿瑟丹图那样，认为历史哲学关于未来的陈述是非法的，这恐怕也很荒唐。未来是过去的延伸，人们可以在对过去大规模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之上，对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作出概率性评估。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已经做出了成绩。历史哲学理应向这些学科投去尊敬的目光。
　　假如历史哲学关于未来确定性的预判存在合理性内容，那么其将如灯塔一样照亮人类在黑夜中前行的路。我们就可以如马克思所言，据此调整我们的行动，加速实现历史的必然性，避免或少走弯路，降低历史进步的代价。
　　区分历史研究的三种旨趣，并不是说三者之间彼此割裂。实践中的历史研究，常常将寻找过去、现在或未来这三者并存，既有客观性的追求，也有认同性的考量，同时蕴涵着建设未来的梦想。后现代主义对于以上三者的批评，让人们进一步看到了其中的困难性与局限性。基于三种立场的研究者应当停止互相之间的敌视，欢迎各种新思想的到来，一同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