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知识分子与国家观念的变化

　　首先要向各位表示感谢，这么热的天还到这里来。二是向刘瑜表示感谢，专门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之所以请她来，一是我们很熟悉，虽然年龄差别比较大，她和她的先生，我们非常熟悉，我们的观点非常接近。
　　这次书中谈的很多人，都是她的校友，像胡适、张奚若，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她是哥大的博士。她还是哈佛的博士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比如在民主和专制一篇中的代表人物，比较主张新式专制的钱端升，也是哈佛毕业的。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丁文江，是科学家，在英国学的地质，对政治和思想特别感兴趣。都跟她有关，她是最佳人选，再次向刘瑜表示感谢。
　　这本书是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年头，最早是80年代研究洋务运动，其中谈到洋务知识分子，接触过容闳，没有专门研究过，只知道容闳是中国现代留学之父。后来又研究了梁启超。从80年代末开始研究胡适、丁文江、傅斯年、张申府、闻一多、陈翰笙。陈翰笙是我们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所长，100多岁才去世。
　　我研究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中各种各样的观点，以自由知识分子居多。有的又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创始人之一，比如像张申府，是当年北京大学的老师。
　　为什么后来我又研究容闳，我突然觉得我都低估了容闳。因为容闳很早就到美国留学，从耶鲁留学回来，他就觉得应该关注于中国。他的新观念要找到什么样的人可以“落实”、“落地”，实现理想。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旗帜，他觉得有可能太平天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就想方设法冒着险到天京，他跟干王比较熟悉。但后来太平天国表示根本无法接受，他就离开了。他觉得洋务运动的曾国藩能实现他的理想，他又积极地参加洋务运动，包括他推动的官派留学。经过几十年的参加洋务运动，后来他又觉得洋务运动有很多问题，他自己的很多观点和设想都没有实现，比如他提出办现代化银行，从前中国没有银行，但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贪污腐败很严重。这个时候他觉得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维新派开始走向舞台。他当时很有地位，就开始支持维新派。他的家就在现在的利生体育馆旁边。他积极参加维新很重要的人物。
　　后来维新失败，他又跑到了上海。他还是觉得中国人要走维新这条路。他又被通缉镇压，又认识了孙中山，他就觉得中国得进行革命。他给孙中山介绍了美国的军事家，帮助他筹款。最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久去世。他身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品格，哪种力量能够实现我的理想，我就加入它里面推动，但我决不依附于它。如果另外一个政治力量更能实现我的理想，我就去参加那个政治理想。而不是我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为了既得利益，就必须紧紧地跟它在一起。他觉得哪个政治力量可以实现我心中的理想，我就要去。他有一种超越性，他是中国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人物。当然，他是一个很偶然的个例。
　　作为群体，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我对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多，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这本书里面集中于他的国家观的变化。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变化是国家观念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是身份制的国家观，国家相当于一个大家，皇帝相当于父亲，儒学讲的皇帝必须是慈父，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你的子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接受了契约制国家观才有公民意识。在国家观变化中，梁启超、严复贡献最大，本书以他为中心，但研究的是一个群体。他把权利的观点引入中国，提出了儒家的仁政和现代的民主、法制、立宪是什么关系。梁启超认为仁政还是说要当好皇帝，但权力还是在皇帝这儿。西方现代的民主政治强调的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仁政在古代很好，现代已经过时了，儒家过时论是从梁启超开始的。
　　他们提出来了权利观念，提出来中国几千年从秦以后都是专制的历史，梁启超说中国人都很有奴性，要改造国民性。大家认为五四反传统，实际上五四的重要话题都是从戊戌开始的，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公民，不是公民就是奴隶。严复说得也很苛刻，他说中国人连雅典的奴隶都不是，是斯巴达式的奴隶。我觉得他比鲁迅说得都激烈。
　　到了1900年初，大量的文章在批判三纲五常。有篇文章说，孔子说人要当君子，什么是君子？君是皇帝，子是儿子，君子君子就是让人人当皇帝的儿子。不是说他们说的都对，只想说这些都是1900年代初时的批判。那个时候对三纲五常的批判比五四还要激烈。
　　大家知道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的纲领性的话题，大家都认为这是五四标志性的。实际上我们看1912年初，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宋教仁是革命党，对中华民国成立起到巨大作用。他马上意识到是几千年的专制，从臣民变成公民，中国老百姓的素质还需要提高。他说只能用人道主义来解皇权专制之毒，科学来解迷信之毒。他提出了人道主义和科学，与五四提出来的民主和科学很像。所以我说五四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它的翻版。
　　国家观念变化的另外一个后果，现在很多人比较惋惜的是清末的立宪没有得到实现。如果清末立宪能够走下去，有可能不会出现动荡。当然，立宪失败有很多原因。我曾经在其他文章里谈过，其中重要的一点，从思想史角度说，我谈到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国家观念的转变。那个时候，起码是士绅和商人的国家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政府提出立宪，颁布了宪法的预备草案。现在很多人说清朝政府颁布了预备草案是很值得肯定的。是值得肯定，但当时反对革命、主张立宪的立宪派却不肯定，当时的士绅不接受。为什么？他们认变，各国宪法的制定是各个阶层在一起讨论、争论的，哪有皇家自己制定一个？所以那个宪法制定的皇家的权力特别大。他们认为从制宪权上就否定了。革命派当然是这种观点。就是反对推翻清王朝的立宪派，他们就反对。他们提出了制宪权在哪儿？是不是皇帝自己宣布就可以了？这不对，宪法得通过类似于国会的阶层之间互相辩论，通过辩论博弈得到一种体现。
　　清朝的具体政策还是像当年一样，觉得发一个圣旨，商人就得把你的东西交出来。立宪派接受了现代国家观，什么叫圣旨？剥夺了商人和公民的个人财产，得通过一套程序，这完全是现代政治观念，中国传统哪有这个？皇家发下来的就是圣旨，大臣就得跪接。清朝政府还是觉得要靠圣旨，比如铁路收回国有，发一个圣旨，你就得交归国家，按照国家指定的价格回收。商人就不同意。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北大的老师，当图书馆编目组的主管，他管图书馆的时候，编目员就是毛泽东。
　　他是接受了共产主义，又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又到法国去。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到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翻译，他给蒋介石推荐了周恩来。他特别佩服列宁，又佩服罗素。他对列宁的建党学说，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他在文章中做了非常多的介绍，必须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性，所有人都应该按照这个铁的纪律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但他自己却做不到。到了1925年，党的四大的时候，他提出了意见，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认为应该更多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当时没接受他的意见。他就很轻易的tui党了。他自己并没有说按照自己介绍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学说来做，他说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在谈党建的时候，对张申府作用谈得不够、几乎没谈。
　　他对新思想特别敏感，他喜欢罗素，又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对孔子特别有好感，他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又崇拜列宁，又崇拜英国哲学家罗素。他想打通“仁”与“科学法”，把罗素、列宁、孔子打通，这是很难的，几乎做不到。80年代才有了“维特根斯坦热”，实际上张申府在20年代就翻译了。中文版的《逻辑哲学论》是出了英文版之后的第一个外文版。但那个年代根本不能引起中国思想界的重视。说明了张申府对新思潮的敏感。他退出党以后，提出了以中国为本位。他又提出了新启蒙，提出中国的文化、中国本位。我在研究中发现共产党人在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提出民族的、大众的，尤其是民族的，很大程度上跟张申府的《新青年》有很大关系。他是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发动者。他一直反对内战，1948年的淮海战役前，他又发表文章，被开除出民盟。到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他后来到北京图书馆，他认为哪有什么章罗联盟。70年代末张才获得平凡。
　　我还研究了陈翰笙，跟他认识，是我们楼上世界史所的老领导。他是20年代经过李大钊介绍直接加入共产国际。他是留学美国的，后来又到德国留学。搞经济学、社会学。后来共产党一批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他培养起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句话就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在这个基础上论述新民主主义。在此之前的30年代，由陈翰笙开始，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做了学术上的建构，说中国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为当时学术界很多人所接受。这就是陈翰笙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必做长长的学术论证论证了，直接在“中国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论述共产党人的主张、纲领。他还是二战时期共产国际“佐尔格小组”的重要成员，他身上有很多秘密。这个人又很睿智，那么老的资格，又留学美国、德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需要外交人才，周恩来就想让他去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被他谢绝了。他在政治风浪中一直没有受到大清洗。他在文革中，办了一个学习班，教大家学英语，其中一个人就是刘少奇最小的女儿。在那个时候，能把刘少奇的女儿招到自己的班里来学英语，是很有勇气的，他又很睿智，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到100多岁的时候才去世。
　　这本书是我长期研究知识分子、思想史的综合，正好看到一些人物的材料，对他们感兴趣。包括瞿秋白的身后事，参与瞿秋白平反的陈铁健老师，我们是一个研究室的，他看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