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我与胡适研究三十六年

　　阅读提示：胡适是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是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他学贯中西，爱护传统文化但并不迷恋传统文化。他建议人们要为祖先伟大的文化而感到光荣，更要尽量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人类创造出更光辉、更灿烂的明天。2011年恰逢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由胡适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在江苏省南京市联合主办了“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有幸采访了5位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通过他们的论说展现当代胡适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
　　嘉宾介绍：耿云志，辽宁海城人，1938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
　　记者：耿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今年（2011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胡适先生进行研究？
　　耿云志：1975年开始有系统地作胡适研究，为什么从1975年开始呢？（因为）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我们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接受中央的一个任务，要搞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搞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当然是只有近代史所能承担这个任务了。这个任务是1971年举行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周总理向会议提出建议的，他建议组织人力撰写中华民国史。我们从干校回来之后，到1972年10月就开始组建民国史研究组（当时叫“组”，不叫“室”，现在都叫“研究室”），由李新先生挂帅。
　　李新先生“文革”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务长，是吴玉章先生的助手，大概是1961年调到近代史所，帮助范文澜先生做《中国通史》的组织工作。范老于1969年去世，《中国通史》如何再启动，当时，无人能够预测。因李新先生曾组织多位学者合作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很成功。所以，编撰《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就由他来主持。组建民国史研究组，我是第一批加入者之一。民国史研究组最初成立的时候的全体成员中，现在还在岗位上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有的已故去，有的陆续退休。李新先生组织集体的学术课题非常有经验。他说：“我们搞民国史，得先从搞资料入手。搞资料分三摊，一摊搞人物，搞人物传。民国时候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重要人物，从蒋介石一直到下面的专家、学者。一部分搞大事记；再一部分搞专题资料，搜集各种专题的有关资料。我分在“民国人物传”这个小组，我又侧重思想文化方面。因为我原来在大学学的是哲学，对思想史、文化史都有兴趣。而研究思想史、文化史，最好能在文、史、哲三方面都有一些基本训练。恰好，这三方面的基础我都比较好。所以我来做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研究，比较有条件。
　　要研究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那第一位就是胡适。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文化界，对胡适，只有批判，没有人做过研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现成的研究成果。我要写胡适的传记，哪怕是很简单的小传，我也必须得自己独立地去搜集资料。民国人物传的写作，刚一开始我没从胡适入手，先搞了一些其他的人物，比如梁启超、康有为、丁文江等。因为胡适太敏感了，1972年那时候“四人帮”还依然得势，没法研究胡适。但是我做了一些准备，看了一些胡适的东西。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他当时提出口号：“大干快上”。因为文革、运动已经耽误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很多时间，所以要“大干快上”。我们做科研工作的，也有这个感觉，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要尽可能地、高效地把工作做好。胡适先生的遗稿和相关的公私文件，也就是胡适档案，正好在我们所里收藏，有两千多个卷宗，十几万页。1975年，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时机，我就系统的查看了这些档案，大概用了10个月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政治运动还没有停止，还经常开会，所以不能全部精力地做研究工作，断断续续的，十个月也是大致翻看一遍，不可能详细地看，不可能全都看，全部都看看不完！但是我对胡适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较为全面的了解。
　　我当时想，马上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这是不可能的，当时那情况根本不可能。但是写个小传还是可以的。1976年，我就写了个小传，大概一万五千字左右。《民国人物传》是个基础资料，也不允许搞太长，一般人物也就几千字，像胡适这个大人物就一万五千字。1978年，由中华书局给我们刊印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5辑印出来。我们民国史研究组搞的《人物传》、《大事记》、《专题资料》等系列，都是中华书局用16开的大白皮本刊印，标明“内部发行”。那时有点学术价值的出版物极少，我们搞的这些民国史资料性的出版品，在当时很难得，人们都抢着要。
　　记者：从这个时候起，耿先生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胡适相关资料，在以后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胡适研究始终在耿先生的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耿先生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与胡适有关的论文，并撰写了多本有关胡适的专著。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耿云志：《胡适小传》1978年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发表，对胡适还不可能做充分肯定，只是说他搞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功劳，特别是对白话文的提倡，对中国的教育、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到了1979年，也是“五四运动”60周年，中央有个意图要搞一个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一个全国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社科院，具体的学术方面的组织工作就交给了黎澍先生。他原来是近代史所的副所长、《历史研究》的主编。李新先生知道这个消息，就告诉我，让我写一篇文章。我问，写什么好呢？他说，你就写胡适吧。
　　大概从1979年春节以后，我就开始写。写完以后，李新先生先看过，非常欣赏。他说：“写得很好，资料非常丰富，分析非常有力度。”随后，李新就把它交给了黎澍先生，黎澍先生就在《历史研究》的5月号上发表了。那是在全国最高级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系统论述胡适的文章，所以也就引起到了比较大的反响。正好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研讨会就在5月初，在当时的国务院招待所举行。全国有200多人参加，有搞历史的、搞哲学的、搞文学的、搞党史的，大家对我这篇文章都感觉特别新鲜，其实那是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当年已经是41岁了，好多事情已经耽误过去了。这篇文章一发表，我大概也算是爆得大名。从那时开始，研究胡适这件事情就欲罢不能了。到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了，我承担的《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写作任务就告一段落。从这一年开始，黎澍找我去帮助他写东西。他那时候已经70岁了，经历过战争年代，比较辛苦，身体也常出毛病。他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也是很有名气的，好多人找他写东西，他应付不了，让我去帮他写。因为他看到我文、史、哲的基础都比较好，写东西很快，又有思想，能分析问题。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他去世，我主要的精力是帮着他写东西。81年那一年，我就帮他写了有五六万字的东西，有一篇是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辛亥革命的再认识》。此外是给多家报纸、刊物写文章。
　　我记得还有一个比较繁重的任务是让我给起草一个《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烈士名单》，这个很费力，得查好多资料，后来写好了交给黎澍，黎澍把它交到中宣部，中宣部好像后来印发了一个文件，把这个名单印上去了。所以，应该说，胡适研究还只能算是我的业余工作。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找我，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其实不止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都找过我，我都没答应，因为我当时太忙了。80年代初期，我一个人几乎要做两个半到三个人的工作，我自己的工作，黎澍的工作，还有几乎全部的家务，非常辛苦。到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给我出了第一本书《胡适研究论稿》。2007年，咱们社科出版社为院庆30年，把这书再版了。因这本书曾获得我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这第一本书就像我的第一篇文章一样，又引起了一场轰动。这书刚上市，台湾、香港都报道。特别是香港，那时因为和台湾还不太通，香港很多报纸、杂志都写报道，那时候不讲采访，直接跟出版社要材料就写。后来也引起了海外的注意，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叫周质平的教授，他是搞文学的，也兼作一些历史研究。他注意到了我这本书，写了一个详细的评论，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1987年）。尽管他对我的书有一些不满，有些批评。因为在当时，我不可能把许多事情说得那么开、那么透。但是他说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本实事求是研究胡适的书。到1989年，我又编了一本《胡适年谱》，也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记者：从这以后，耿先生又出版了《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一书，并发表了一系列与胡适相关的论文，还长期担任胡适研究会会长一职，为推动胡适研究深入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就先谈这些，谢谢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