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陈丹青出走我们都有责任

　　近日，媒体纷纷报道了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的事件。陈丹青从清华大学出走，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真正艺术家的自由、游荡的日子，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挑战和拷问。
　　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不仅有在校的学生、教师，还有已经离开学校，但对高校体制诸种弊端记忆犹新、心存余悸，甚至受过伤害的人。
　　陈丹青首先感到荒谬和气愤的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学生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但他们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有的因为只差一分而与心爱的专业无缘。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他很快就明白了，这种把优秀学生拒之门外的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
　　优秀的艺术人才、专业人才并非想找就能找到的，他们被排斥于进一步深造的大门之外实在可惜。我们不禁要问：政治、英语的那几分之差真有那么要紧？
　　比如英语。英语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外语水平越高越好，懂得的门数越多越好。但对于某些专业来说，它毕竟是锦上之花而非雪中之炭。就算外语不能不考，但对于专业上确有天分、确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它成了一道无论如何也跨不过的门槛，总不合情理。如果做不到外语低分也录取，总不至于只差几分就让人饮恨终身吧？还有政治，如果是考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升高中、大学时不是早已经考过了吗？难道不可以证明他们早已满足基本要求了吗？
　　陈丹青感到不合理和荒谬的第二点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他弄不明白，那些充斥了“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词汇的表格和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有什么关系。
　　正如他所深切感受到的，这些年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中充满了虚假的“科学管理”精神和虚假的繁荣。好像什么事情，一经量化就变成了科学，或者就有了科学性。不论哪一个学科，只要能在成果登记表上填写上几项，只要能开上几个鉴定、表彰会，成立起什么学会或学会之下的一级、二级分会，再开上一两次年会，这个领域就算得上繁荣昌盛。
　　陈丹青看得很准，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看似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身的品格。”这个说法对其他学科也适用，我们不能保证学校一定能培养出大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但从大学出来的人必须要有基本科学素养。而现在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与这种精神恰恰背道而驰。
　　在陈丹青的经历中还有一点十分有趣，那就是，他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据理力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
　　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
　　我在各种会议上、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出走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感同身受。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我同样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谈话之后，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开会、布置、填表、争经费、争项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坚决和彻底，难道不可以多多少少为改变不合理的体制尽力，而不是一面批评，一面却支持和巩固，以至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