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追寻中国古代文明的足迹

　　
　　于玉蓉：李先生，您好！受胡政平主编委托，首先转达《甘肃社会科学》对您及师母徐维莹女士八十华诞的衷心祝愿，祝二老身体康健，平安顺遂；祝您工作愉快，永葆学术活力！李学勤：非常感谢！
　　于玉蓉：20世纪80年代，您提出文化圈的概念，强调了区域研究对于考古学、思想史以及学术史的必要性。到目前为止，已陆续发表了《丰富多彩的吴文化》（1990年）、《楚青铜器与楚文化》（1991年）、《夏商周与山东》（2002年）、《越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地位以及对东亚历史文化的影响》（2004年）、《赵文化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2005年）、《中华文明起源与山西》（2009年）等多篇区域文化研究的文章。那么甘肃在中华文明发源及发展过程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
　　李学勤：甘肃当然是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本人多次踏访甘肃，感受到其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沉淀，前年我还去兰州参加了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在朱圄山照了相片留念。
　　文化圈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前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说苏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古文化大区内，进一步分为了六个文化区。文化圈基本的、核心的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由多民族、多地区共同缔造的，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多元不是单纯的多样化，而是一体的多样化，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化虽然是繁复多彩的，但究竟是一个文化，而不是多个互不关联的文化。不同文化圈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无论是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还是到后来的历史时期，甘肃都是处在不同文化圈之间，即在西北文化圈和中原文化圈之间。在近代以前，都是这个倾向，可以说自古皆然。如果打开一张中国地图，会看到兰州仿佛就置于地图的中心，甘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
　　于玉蓉：在为《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2004年）撰写的总序中，您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
　　李学勤：考古开掘的成果也证明事实确实如此。在《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中我提到，甘肃在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00年以后，甘肃即有敦煌藏经洞写本和敦煌附近简牍等重大发现，成为考古工作的先声。王国维先生1925年发表的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提到四大发现上述简牍、写本就居其二。现今已形成独立学科，盛行于国内外的简牍学（或简帛学）、敦煌学，其源起俱不能离开甘肃。
　　除了简牍与写本书卷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安大地湾的发掘，展示了甘肃东部存在的仰韶文化所具有的地方特点，其中有相当丰富的彩陶，为探索中国彩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1975年出土的铜刀，年代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要寻求中国青铜器的起源，甘肃也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区域。
　　于玉蓉：您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2011年）中写道：（清华简）《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这篇文章里提到了甘肃是西周初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甘谷县西南（今礼县西北）可能是早期秦文化的发源地。
　　李学勤：对，甘肃礼县等一系列考古工作也证实了《系年》的记载是合理的。殷商居于东方，所以在甲骨文中经常看到西方的羌，东、西方形成的是一种对峙。但周人不同，无论是传世文献或是金文中，很少谈西北，因为他们背靠西北，本身就是从西北出来的。所以周人总是面向东南扩张。它一旦摆脱了背靠西北这个传统，就灭亡了。周幽王立褒姒为后，废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宜臼逃奔母家西申，最终申侯联合缯国与犬戎进攻幽王，西周覆亡。这里的西申就在甘肃。所以说，甘肃对于考古和古史研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于玉蓉：确实是这样，如果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发源、形成与发展，无论如何离不开甘肃。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您曾到学校里做过演讲，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随后我接受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的约稿，对您做了深入的采访，以人物专访的形式勾勒了您的治学轨迹，描述了您从孩童时期养成的博闻、勤学、笃志的习惯，如何对其后学术道路产生重要影响（《李学勤的人生路标》，见《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38期）。为符合《甘肃社会科学》学术访谈栏目的要求，我们今天的访谈从您踏上学术之路开始，围绕您各个阶段的治学心得和学术成果展开。
　　李学勤：好的。
　　
　　一、甫踏学术路
　　于玉蓉：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国忠教授在《李学勤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年）中写道：李学勤先生最早走上学术道路是在甲骨学研究的方面。这样算来，您17岁踏上了学术道路，迄今已经63年了。
　　李学勤：上次采访已经和你说过，我是在1950年前后开始自学甲骨文的，那时还是一个高中生。我从小就喜欢探索符号之谜，越是搞不懂越令我着迷。我对甲骨文的兴趣从很早就开始了。我高小有个同学，我还记得他叫常定一，孟子说定于一嘛。他的父亲在中学当老师，他说最难的符号就是甲骨文。我得知后就开始留心甲骨文了，一看果然是复杂难懂，这就激起了我的求知兴趣。
　　于玉蓉：2013年6月17日清华大学召开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该领域海内外优秀学者百余名，大家利用此次国际会议的契机，自发地增加了纪念李学勤先生八十华诞这一议题，来庆祝您六十多年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晚宴上，您说自己的求学经历不足为训。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学勤：我高中时读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1951年就慕名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哲学系归到北大，我则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缀合甲骨，没去北大报到。所以说我大学只读了一年就结业了。这对于年轻学子而言当然是不足为训的。并且我对于甲骨文的学习没有师承，基本上就是自己摸索。刚开始学习时，我经常骑自行车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借阅《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等书刊。在金石部曾毅公先生的帮助下，我不但能看已经编目的书，还看到特别收藏的书籍、拓本。总之，我尽量地搜集各种与甲骨文有关的资料来研习，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完成了入门后最初的积累。
　　可是那个时候能找到的资料还是太少了。1928年秋，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开始发掘，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被迫停止，前后共有15次，前9次和第13、14、15次都有甲骨文出土，数量是很可观的，可是研究者们当时可以看到的甲骨却非常有限，因为绝大部分都没有发表。只有第一次发掘的甲骨经董作宾先生的整理写成《新获卜辞写本》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上。抗战胜利以后，历史语言所开始着手整理发掘所得甲骨。1948年，《殷虚文字甲编》（下文简称《甲编》）出版，收录的是前9次开掘出土的甲骨。《殷虚文字乙编》（下文简称《乙编》）分为上、中、下三辑，1949年，上辑和中辑出版了，下辑尚未来得及印刷，历史语言所就迁到台湾去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乙编》就在内部卖，没有公开卖。那个时候，我学习甲骨文兴趣渐浓，就托人买了《乙编》的上辑和中辑，花了50万人民币（相当于今天50元）。我家当时经济并不宽裕，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可是父亲还是让我买了。现在好像流行虎爸虎妈，而我父亲从来没有说一定要我怎么样，可是我如果喜欢做什么，他会全力支持我，这就是他的教育方针。
　　于玉蓉：您就这样自学成才地走上了甲骨学研究之路，并因此和中国科学院结缘了。
　　李学勤：我能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确实和甲骨文有关。我买到《乙编》上、中辑之后，就开始自己尝试缀合。当时董作宾先生为《乙编》所做的序引起了学界关于文武丁卜辞的争论，我就想通过自己的整理把问题搞清楚。与此同时，上海博物馆的郭若愚先生将其对《甲编》《乙编》的拼合书稿交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郭先生就把书稿转交给了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先生，郑先生又把书稿交给了陈梦家先生。我和曾毅公先生就被找来对书稿进行校订。到1953年底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1955年，《殷虚文字缀合》出版了。校订时没能看到《乙编》的下辑，更没有看到《殷虚文字丙编》，它们是后来在台湾出版的。
　　1954年春，我就到中国科学院刚刚筹建起来的历史研究所上班了，那时只有20岁。刚入所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正式的研究工作，我就在图书馆、资料室，自己看点书，也帮着图书馆买书。1954年夏，所里才有第一批研究实习员来，不是实习研究员，而是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都是本科毕业来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生制度。当时历史研究所分三个所：一所是上古史，郭沫若先生任所长，尹达先生任副所长。二所是中古史，原先想请陈寅恪先生、后是陈垣先生任所长，侯外庐先生任副所长。三所是近代史，范文澜先生任所长。我就在二所，给侯外庐先生当助手。
　　于玉蓉：您虽然大一结业、没有继续本科教育，但是在历史所跟随侯外庐先生做学问，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年轻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起点。进入历史所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您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呢？
　　李学勤：我刚开始就是帮助侯外庐先生校对、再版他以前出版过的书。第一本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本书是把他早先《中国古代社会史》和《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两本书合在一起的，这是侯先生最代表性的著作之一。第二个工作就是帮助他整理、再版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本书是侯先生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著的，署名的还有赵纪彬先生、杜国庠先生、郑汉生先生。原来已经出的有第一卷（先秦）、第二卷（秦汉）、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和第五卷（清）。也就是说中间没有唐宋元明，第四卷是新写的，到1960年才完成，署名又增加了几位先生。
　　于玉蓉：侯外庐先生在其自传《韧的追求》（1985）中专门有一节提到了诸青的贡献。《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署名执笔者之一诸青，是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名字。他们是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这五位同志都是1953年我到历史二所后逐渐增补的研究人员。进所时，他们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三、四年间，表现出异常勤奋、学风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兼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诸青各有所长，您们都是怎么聚集到历史所的呢？
　　李学勤：这些人中我是第一个来历史所的，之后其余诸青也陆续被侯外庐先生网罗至历史所。林英先生原来是北师大的学生，他是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学校调到北京市西城区工作。侯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所以认识他。我到历史所后两、三个月，林先生也来了。张岂之先生，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后来任西北大学的校长，现在是名誉校长，也是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他比我大，生于1927年。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是侯外庐先生奠定的，张岂之先生在西北大学创办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所，就是继承了侯先生这个传统。何兆武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曾在西北任教，后来到历史所，他是诸青里面来得最晚的，大概56年前后吧。何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今年93高龄了。
　　他通七种语言，熟读世界各国的名著，侯外庐先生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诸青里还有一个人，就是杨超先生，我想和你详细地说说他。他是我的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朋友。你看这本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你打开看看，有个签名。（书已泛黄，但保存得很好。签名系杨超先生亲笔，笔迹遒劲有力。）杨超是上海人，解放前是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成为同事后，我们关系很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们之间都有很深的情谊。他是怎么到历史所的呢？大概也是1956年前后吧，有一个华裔苏联人，叫杨兴顺，写了一本老子哲学的书，用俄文写的。侯外庐先生不懂俄语，因为他是留法的，英文和德文都很好。他是第一个全部翻译并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人，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出版史上的重大事件。杨超先生写了一篇介绍杨兴顺书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被侯外庐先生看到了，觉得这个人资质可取。侯先生是个爱才之人，就联系他，让他从上海到北京来工作了。杨超先生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学者，极其有才。他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思维，且外文好，英文自然不在话下，俄、德文也很好，可惜文革中逝世了，否则将有非常高水准的、杰出的成果。
　　于玉蓉：侯先生在自传中还提道：1957年第四卷开始编写时，他们都还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五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大倡协作之风。形势既有这样的要求，我就决定让这几位青年一试锋芒。于是，我把原定自己执笔的大部分章节，杜老原计划承担因病未能承担而划到我份内的章节，以及全卷编写的组织事务和协调联络工作，全部分交给他们。在第四卷全卷二十七章中，他们承担了十三章的工作量，诸如隋唐佛学、韩愈、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东林党、西学这样一些重要部分，都交他们执笔，所以，事实上在第四卷中，他们唱了重头戏。回头看侯先生列出的第四卷的内容，每一个都不是简单的课题，对青年学者来讲确实都是很大的挑战，那个时候您才24岁，就要做这么有难度的工作，有没有感到压力很大？
　　李学勤：侯先生经常对我们讲两句话：一个叫生长点，一个叫压担子。什么叫生长点？每一个人，各个方面不会很平衡，总有一个方面特别需要加强，这就是生长点，其实就是弱点。每个年轻人的生长点不一样。比如我，他说我的生长点是理论。他认为文献史料我是比较熟的，外文也不错，但理论尚不够，他和我说了很多次。
　　于玉蓉：那侯先生是指您的马恩理论吗？
　　李学勤：我想他这里所说的理论所指应该更广，理论也是一个高度。
　　于玉蓉：那您觉得为什么自己的理论不足呢？
　　李学勤：可能每个人都是不平衡的。因为我是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学考古的人重视材料，往往理论就不足。当时听了侯先生的建议后，我就拼命学理论，弥补自己的短处。虽然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写理论，但你若认真看我的文章能体会到，我是非常重视理论的。侯先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含糊的。当时马恩全集刚开始出版，每出一本，侯先生就让我们去认真读。前四本是很难读的，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他还要求我们读列宁《哲学笔记》，我都在上面写满了字，做了大量精读笔记。知道了自己的生长点，那么就要给自己压担子，这样就会不断地成长，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用功，对自己严格要求，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上班，且工作六天，有的时候还要加班，时间是很紧张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工作，我们1958年、1959年完成了，1959年出版了上册，1960年出版了下册。
　　于玉蓉：现在来看，这段时间严格的学术训练、大量的阅读以及对中国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为您之后的发展夯实了根基，侯先生的为人和治学也一定对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李学勤：我给侯外庐先生做了多年的助手，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像家人一样。我去他家都是直接开门进去，如果叫门的话，他会生气的，觉得太见外。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首先是精神上的。侯先生一生都是诚心诚意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坚定于自己的学说。他当时也面临很多反对的声音，在文革时候被揪出来定为三反分子，受打击极大，但他依然敢于坚持自我。此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侯先生经常鼓励我说：你不要老想着搞甲骨文、金文，要做一个大史学家，做一个有理论的史学家。他本身是一个有很高理论水平、很宏观的学者。我一直朝他指的这个方向努力，他是否满意，我就不知道了。
　　
　　二、从甲骨文到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于玉蓉：上次采访时，您曾把自己比喻为多波段收音机，可以随时在几件不同的事情上自由切换。您在历史所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同时，还在继续对甲骨文的研究，并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殷代地理简论》（1959年）。除了这部专著，您还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提出了甲骨研究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观点。谈谈这段时间您在甲骨学方面的进展吧。
　　李学勤：我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白天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课余就去旧书店或图书馆找自己喜欢的书看。20世纪50年代，在工作之余，我一直持续地研究甲骨文，颇有收益。这本《殷代地理简论》是受到董作宾先生《殷历谱》的启发，试图用排谱的方式回答殷代中国的政治地理结构是怎样的、疆域有多大、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山川的名称，以及商王朝和周围的方国的关系如何、对外战争的地理问题等。这本书在1954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几经修改补充，1959年最终出版。这段时间发表的论文有：1956年，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中，论证了西周甲骨的存在，打破了凡是有字的甲骨一定是属于商代的成见。后来陕西、北京、山东等地出土了大量西周甲骨文，印证了这一论断。1957年发表《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文指出：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同年发表《论殷代亲族制度》，论证商代日名是死后卜选。1958年，发表《非王卜辞》说明殷墟甲骨文中并非都是商王卜辞，也有非王卜辞的存在。
　　于玉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泽文副研究员在论文《李学勤先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10）中这样总结：李学勤先生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简帛等综合讨论，把战国文字划分为秦、三晋、两周、燕、赵、楚等系，较前人的东、西二土文字学说或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学说更进一步。这标志着古文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的形成。谈谈您这段时间有关战国文字的成果。
　　李学勤：20世纪50年代有不少战国文字材料出土，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引起我的关注，写了一系列文章：1956年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材料》；后在历史研究所的内部刊物《历史学习》上发表《战国器物标年》；1957年发表《信阳楚墓中发现的战国竹书》一文；1959年在《文物》上发表《战国题铭概述》，对战国文字做综合论述。
　　于玉蓉：除了甲骨文、战国文字研究，20世纪50年代您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等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李学勤：20世纪50年代对青铜器的研究主要还在铭文的内容上，而以整个青铜器为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冬，我从干校返京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为了编纂需要，接触到了不少青铜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青铜器是我的研究重点。我发表的文章分为新出土或发表的青铜器材料和传世青铜器材料两类，前者大概有四十余篇论文，收入《新出土青铜器研究》一书（1990年）。另有专书《青铜器与古代史》（2005年），以时间为序探讨商周秦汉的重要铜器及其铭文与古代史研究的关系。
　　于玉蓉：文革之后，您的各项研究迅速步入了正轨，无论是甲骨文、青铜器及铭文，还是战国文字、简帛等进入新的硕果累累的时期。
　　李学勤：毕竟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恢复工作后大家都是抓紧时间工作。这段时间我在甲骨分期与断代上写了一些文章。1976年商代王室墓葬妇好墓得到开掘，我于次年在《文物》上发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提出历组卜辞问题，后发展为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1980年撰写论文《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进一步阐发我的观点；1996年与彭裕商先生合著《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对甲骨分期做了更为系统的阐述。青铜器研究方面，更注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考虑到青铜器的多线演变，注重将分期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地域不同时期的谱系。70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开掘出了大量战国秦汉简帛，我也有幸主持或参与过一些简牍帛书的整理工作，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继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都为新时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对学术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2001年）中我也提到：简帛佚籍的发现，对考古学、古代史等学科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以为其影响最大的乃是学术史的研究。传统的观点以为考古学发现的仅是物质的文化，而我以为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是相沟通的。
　　于玉蓉：除了我们刚才谈过的甲骨文、青铜器及铭文、战国文字以及简牍帛书等，您还对玉器、陶器、铁器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很难想象一个学者可以在这么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您怎么来归纳自己的研究呢？
　　李学勤：我最初确实是对甲骨文感兴趣，并由此踏上了学术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对各个时期的考古文物和古文字都要去关注，因为它们彼此的联系很密切。我在《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001年）这本小册子的序言里这样写道：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于玉蓉：张光直先生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指出：对中国、玛雅和苏米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文明）型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而西方的型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型态叫做连续性的型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型态。他将中、西文明分为两种类型连续性和破裂性，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
　　李学勤：确实是这样。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和其他的几个文明古国以及希腊、罗马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绵延不绝。在历史上，古代埃及固然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但古代埃及和今天的埃及之间，不管是在人种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距离。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等，这些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前就断绝了。而希腊、罗马的文化到中世纪也中断了，所以后来才有文艺复兴，它们的文明都没有一直从古代流传到现在。只有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绵延不绝的，虽然中国的历史有那么多的风云变幻，有那么多的朝代更替，可是中国的文明却是流传至今。
　　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及极大的包容性使其在各个古代文明古国中成为唯一延续的文明。因此我们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如果我们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忽略掉，那么是不能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人类的起源问题。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将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做出贡献，同时也有助于文明起源理论问题的探索。
　　
　　三、在国际视野中审视汉学
　　于玉蓉：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国门打开，国内外学术界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早外派访学的学者之一，您的治学在博闻强识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我采访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朱虹研究员（《朱虹：中西文学的虹桥》，见《瞭望》新闻周刊2013年第29期），她与您既是同年，也是同事。她这样回忆1979年你们一起出访澳大利亚的情形：这个团一行五人，李学勤先生本身英语就非常好，且精通考古和中国古代史，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对方探讨学术问题，介绍中国的历史研究状况，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当时国门甫开，很多国人没见过世面，出国后忙着到处看风景、买东西，但是李先生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很珍视这次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善于观察、学习国外学术前沿动态，总是那么沉稳、大气，非常有风度。后来，对方还专门邀请他再去访学。现在回想，多次的出国访学是不是为您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
　　李学勤：我的英语没有朱虹女士好，她的英语尤其是口语很棒。我现在回想，出国访学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一方面可以与海外汉学家相互学习，参与并召开国际研讨会，了解国外研究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对我们的专业而言，可以看到散佚到海外的、由国外博物馆等收藏的出土文物，并且有机会将其施拓、拍照，让国内的研究者有更多征而可信的新材料。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在此期间，我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汉学家艾兰博士一起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搜集，经过努力，共网罗英国11个公私单位所藏约3000片甲骨。甲骨需要逐一施拓，拓集之后还要辨伪、筛选、整理、编纂，幸有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的女儿齐文心研究员的合作，最终《英国所藏甲骨集》上编（1985年）、《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1992年）得以出版。1986年，与艾兰教授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欧洲经历了六个星期的学术之旅，所获颇丰，除了出版《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1995年）以外，还出版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1999年），后者也得有齐文心研究员的帮助。
　　于玉蓉：今年六月份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采访了艾兰教授，她也详细地讲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汉学家艾兰：吾共有好美之心》，见《瞭望》新闻周刊2013年第32期）她还提到对您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您在国外访学时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总是能将对国外学界的观察所得及时地带回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您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筹备并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起步较为艰难，最初被称为三无研究所，但经过努力，国际汉学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国际汉学的倡议与研究也成为您的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李学勤：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工作，也得益于海外访问讲学的经历。早年我读过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后来又看到日本石田干之助等人的有关著作，对国际汉学研究很感兴趣。及至亲自与国外汉学界接触，更深感有必要把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和推动。研究所刚刚建立时，争议颇多，之所以称为三无，是指所里没有房子、没有编制、没有资金，但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将国际汉学的状况和著作译介给国内读者，先后出版了《国际汉学著作提要》（1996年）、《国际汉学漫步》（1997年），还推出了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丛书；在《书品》杂志上开辟国际汉学专刊，译介汉学研究动态；还创办了《清华汉学研究》学刊等等。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国际汉学研讨会，加强与国外汉学家的联系与合作。
　　于玉蓉：既有先天的禀赋，兼能勤勉笃学，再经过多年的积累，您的治学日臻成熟，在20世纪90年代厚积薄发，取得多项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您发表《走出疑古时代》演讲，引起强烈的反响；1995年论文集《走出疑古时代》的出版，对学术界及思想界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9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您担任了1996年5月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的意义之一在于它是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一个大型工程，对于跨学科探索有首创之功。如今再回过头来看，您如何来评价这项工程呢？
　　李学勤：经验也有，教训也有，重要的在于摸索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的道路。多学科的融合与协作在理论方法上是未来科研发展的必经之路。年代学对精确度要求很高，所以很多问题短时间里归结不了，并且后来陆续又有一些补充材料。我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等场合多次表示，只要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学术性的意见，我们都欢迎。现已经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将来随着更新材料的发现，工作将会得到佐证或修订。
　　于玉蓉：2008年7月15日，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如今已经五年了。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主任，您为此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可否简单地谈谈清华简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进展如何呢？
　　李学勤：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多为经史类佚书，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文史知识》等报刊纷纷开辟研究专栏集中推出清华简研究成果。
　　这批竹简抵达学校时部分已经发生菌害霉变，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立刻开展了竹简的紧急抢救和保护工作，对霉变进行采样、化验和分析，制定了积极的保护办法。现在整理工作的开展较顺利，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推出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两辑整理报告，2012年末推出的第三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对于先秦诗乐关系及《尚书》今古文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华简也引起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热情，九月初刚刚与美国达慕思大学联合举办了最新一届的清华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相关成果随后将发表。
　　于玉蓉：再一次感谢李先生接受我的采访，相信您还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祝您和师母身体健康！
　　李学勤：谢谢。
　　
　　访问者：于玉蓉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