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观念的脚步

　　近年来，从民间到中南海，关于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的重要性又在旧话重提，中华宪政好事多磨，任重道远。离杭北居前夕，我应绍兴市青年书法家洪忠良之邀，在稽山镜水边小住两日，无意中找到一册编于1923年的《绍兴县议会会场落成记》，不禁感慨系之。
　　“会场”即今天的办公楼，编者乃绍兴县议会议长张锺湘。此君好像生怕后世读者误解，就索性在封面标明：“天汉张锺湘出私赀编刻”。老实说，较之时下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无需自家破费即可竞编个人“文集”的某位人大主任或副主任、政协主席或副主席，我还无法判断那个张锺湘的行为究竟是大方还是吝啬，是豪放抑或拘谨。
　　在八仙过海沸沸扬扬的民国政坛上，区区县议会自然不算什么显赫机关，竟然还能为它的办公楼做出一盘试图传之久远的生日蛋糕来，即便是史坛巨擘范文澜在世，恐怕也难断其乡贤此举究竟在当时有何实际意义。尽管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重要性原本就只是相对而言，人人都有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创造“当代史”的权利，人人皆可记载自己的创业过程与结果，但张氏不惜私家解囊编书，到底想表白什么和张扬什么，这是我一见书目就企求弄懂的。
　　基于资料有限，我还无法知道作为立法机关的绍兴县议会之于地方立法与相关监督有何具体建白。然从名士陈骚所撰“书后”可知，报人出身的那位张议长在短短两年任期内，不仅挺身维护数万农、渔之利权，整顿教育，还力举清理县财政，令人称道。原来，《绍兴县议会会场落成记》之所以特附一份《帐据清册》，包括木工、泥工的姓名与工钱，玻璃、油漆等项费用，还有书写门额的4元笔资，连同支出总额7428元1角4分8厘，就与张氏对身外之物的表率意识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如今高等学府中的某些斯文人都不愿公开手中的财务收支，遑论识字不多的粗人或细汉，真不知何谓与时俱进。
　　忠良先生告诉我，那个张锺湘还是越中书画名士。然全书文字均为铅印，未见铁划银钩各显神通，令我纳闷。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整齐划一的铅字无法展示王右军的传人从曲水流觞中孕育出的神采，但那数十副工整、明达和充满立法诉求与民权理念的贺联，既步武清音鸣凤的蔡伯喈与惊鸿梦马皆是诗的陆放翁之才思，又不乏民权战士蔡元培、秋瑾们的身影。无论是知事、视学等人的作品，还是警察局长和陆军营长的对仗，几乎每一副都以“制宪”、“立法”或“民权”、“人民”为主题，让我眼前一亮。
　　我忽然明白，作为书家兼议长的张锺湘之所以不愿掏出更多的孔方兄来制作手迹，放弃一显个人身手之机缘，那是因为他深知书法的魅力就在于个性的彰显，而法的威严只需共性的支撑与程序的铺垫，好事者不分凤舞鸡飞也罢，名手们竞仿“永和九年”也罢，似乎都远不及平淡、规范的铅字便捷自然地托起法的朴实与庄重。
　　无庸讳言，绍兴乃盛产师爷之地，请个吟诗作赋者捉刀，并不比如今找个知书达理的打工仔更难，那些楹联未必都是署名者所亲撰。不过，倘若由此断言那时的警察局长或陆军营长的国学根底一定会比今天的同类逊色，断言他们对法与权的鼓呼就只是官样文章赶时髦，那就大可不必。辛亥先烈的鲜血毕竟未曾完全白流，“制宪”、“立法”、“民权”、“人民”云云，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且可望超越时空，“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君不见，吾辈今日仍在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口号。近年来，有人忽见领导报告在字眼上已改“法制”为“法治”，就如获至宝，敢涉版权之纠纷，当知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亦曾承认，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民权先驱孙中山的继承者。
　　古罗马史家塔西佗曾经断言：“世界上只会有好人，而不会有好的政治制度”，此言未免过于悲观，人类之于政治制度的创获并非空空如也，滥觞于西欧的宪政制度便是一例。今人常称“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而《绍兴县议会会场落成记》不啻提醒我们，在民国12年冬季的绍兴县，在那块“空招牌”的背后，至少还有一幢实实在在的议会大楼平地而起和大书特书着，就像在抗战期间，在南京国民政府附近的梅园，夹点绍兴口音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还能享有一套宽敞明亮的住房，再加一辆进口轿车。
　　绍兴县议会办公楼之落成距今已整整80年了。时过境迁，彼楼已不复存在，该县的地盘还被分割为县境与市区，县、市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都已威震一方。不独立法之旧瓶均已换上“人大”之新酒，而且“人大”与党委“联合办公”，貌似一条龙服务。至于今人之于法与权的观念能否咸高于张氏一筹，像张氏同好那样既洋溢法、权观念又工于词韵与对仗的后继者又有几何，我却不得而知。
　　窃以为，法与人一样，原本无所谓尊严。只有二者都被过分漠视和践踏时，尊严的命题才被人发明，而不是发现。如同另一位绍兴人鲁迅实说“希望”时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走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00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