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

　　承蒙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的垂爱，得以参加该刊在京隆重举行的50周年刊庆活动，参与“人文精神与中国现代化”多学科研讨会，聆听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何兹全先生、庞朴先生等众多大师的发言，深感荣幸，也深受启发。兹就市场经济建设中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联系以及人文学者的终极关怀等问题略抒管见。
　　一、因为人是有思想的动物，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是人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必然同时具备。既然属于动物群体，就需要生存，需要关注自身的生存环境及其变化过程。既然人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有思想的动物，就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主要思考诸如人生的最终目的与价值等言人人殊的千古话题，属于我们常说的人文关怀范畴。自古以来，许多读书人或冥思苦想，阐幽发微，或举杯吟咏，高谈阔论。芸芸众生其实也无法饶过它，随着各自人生阅历的增长，即便是基于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也难免伴随关于人类的生命个体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之类亘古不变的情怀，直至撒手尘寰。只是后者的这份情思缺乏深度，而且很少载诸文字。诚如英国著名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邦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们都颇能透过文献去了解知识分子的想法，可是，我们却很难透过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穿平民百姓眼中的世界”。好象探讨终极关怀就是读书人的专利，就是显示读书人“高雅”、“精深”之渊薮，那只是错觉。另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故作深沉，那其实也是读书人的拿手好戏。
　　二、作为人文学者，在恪守终极关怀的同时，应当积极地赋予世俗关怀，这既是出于提高自身生活质量、改善研究条件的考虑，也是提高感悟人类社会之能力、增加专业素养的不二法门。例如，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动态的、错综复杂的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与判断都只是停留在以往的书面上，缺乏切实的了解。况且，切实改善自身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密切关注人民的生计与发展问题，这是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应忽视。就世俗关怀而言，我国儒生中似乎长期存在两个极端，要么对现实社会关注甚多，而且非常投入，指望与权力结盟，无论是帮忙，还是帮闲，都很卖命；要么自命清高，俨然外星人模样，总喜欢同现实社会过不去。前者总有一种不甘寂寞的工具情结，担心远离于体制内的权力而被闲置，后者也常因与权力结盟屡试不爽或不尽人意而转化所致。理性的世俗关怀并不等于被世俗所同化或媚俗，而是既要密切关注现实社会，又要适当地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确保作为学者的独立人格与冷静观察、公正评判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社会的冷峻与善意的批评者。
　　三、近年来，学者们在讨论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时，对前者的积极作用注意不够，对其负面影响却又近乎夸大，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我觉得，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应当充分注意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什么时空条件下开始的，在此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究竟处于什么状态与水准，舍此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至少无法说明问题的实质，找出谜底。君不见，近20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铺开与社会转型的加剧，社会层面的透明度与自由度已明显提高，包括学者在内，人们的思维空间也有所扩大，民主、自由的呼声虽经几起几落，但仍不绝于耳，我们能看到的除了民众的温饱问题已大大改善外，还有个人价值的追寻与人性的张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尽管自1949年进城后，许多干部、群众已由农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成为“市民”，吃商品粮，但并未经过市场经济的冲洗，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思想观念未曾完全脱胎于农民，这不仅同西方的市民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与今日的市民社会也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人文学科在以前备受重视，那恰恰是以人文学科本身沦为政治力量的工具为代价，很不正常，如今的人文学科虽已风光不再，固然与商品经济的冲击颇有关系，但也与人文学科本身的实际功能有关，它们原本就不应该显得那么热闹和红火。况且，人文学科一旦摆脱工具式的奴化角色，那就可望确立相对独立的学术品位，学者可以站起来说话，这就是成功。倘若借用进化论的话语，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四、市场经济容易把人当工具，使人为钱为利而活，挤压人的心灵空间与精神追求，这是事实，也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而且波及全球，值得高度注意。但对我国来说，把人当商品的工具也许并不比把人当政治的工具更可怕。我不是拜金主义者，但我想说，如果推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那还有平等的因素，在权力面前却只见“官大一级压死人”，等级森严，而且一环扣一环，什么平等也没有。
　　五、以如今的社会风气而论，富而思淫欲者有之，富而思荣辱者亦有之，需要具体分析。市场经济过分挤压人文学科，这是事实，亟待纠正，但是否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则有待推敲。人文学科研究者与许多职业性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众星捧月式的时代宠儿，也不比大款、富爷更容易靠近权力中心，引导社会潮流，而是日趋边缘化，时代已不再需要那么多坐而论道的精神领袖，这充其量是知识分子的失落，却不等于就是我国人文精神的失落。应当认真清理我国人文精神的家底。“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范围太大的集合名词，并不比三教九流更简单，为了讨论便利，就需要缩小概念。某些所谓“人文精神”，其实就是“皇帝的新衣”。诸子百家中的某些精彩言语，是否实实在在地溶入了多数国人的血液，进入价值体系，成为行动准则，其实还是未知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化为多数国人（哪怕是读书人）的自觉行动，值得深究。否则，为何像顾准、张志新这样的人屈指可数，看客却不胜枚举？“匹夫有责”并不等于匹夫都能挺身而出，最管用的恐怕还是“忍”、“难得糊涂”之类“国粹”。也许愿为科学而“献身”者颇多，但为民主而献身者何其少。即便是为科学而“献身”，恐怕也难找出像意大利人伽利略那样真不怕死的科学家。况且，正如有的前辈指出的，我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最糟糕的莫过于从1957年“引蛇出洞”到大革文化命的非常岁月。在那“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候，人鬼不分，六亲不认，那才是人文精神的彻底失落啊！在我国人文学科研究者中，也曾出现不少阶级斗争的高手，其中未必个个都是出于无奈，而以超脱、潇洒、飘逸的姿态始终追求真善美的人文境界，冷看世态炎凉，或为活出味道、活出尊严而忍辱负重乃至挺身“殉道”者，却寥寥无几，为数更多的却是参与痛打政治死老虎，充当事后诸葛亮，说便宜话。如今对工资单、电费、年终福利等方面的兴趣多于对个人权利、义务、人格、终极关怀的思考与追求的人文学科研究者恐怕也不在少数。倘若我国目前的人文学科真有那么多面临失落之虞的人文精神，至少还有一个悖论很难解答：在绝大多数高校的文史哲专业中，人际关系为什么总是那么糟糕得令人谈虎色变，甚至还要作为师承传给下一代？显然，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者，未必拥有人文精神的专利，未必比别人更能展示终极关怀的含量与品位，如同宫中的太监整天与女人打交道，未必十分了解女人。应当尽快清理人文精神的家底，摒弃某些毫无根据的优越感与盲目性。终极关怀也罢，人文精神也罢，与其说是学科的事情，还不如说是个人的事情。
　　2001年5月20日于北京达园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