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

　　提要：梁启超应北美保皇会同人之邀而离开日本，檀香山原本只是路过而已，梁启超并非冲着孙中山的兴中会阵地而来。至于梁氏在檀岛一呆就是半年，最终还取消北美之行，实属一波三折，并非恋栈所致。梁氏在檀岛发展保皇会组织和全力筹款时，也不曾中断继续谋求与孙中山合作之念。由于合作之愿最终付诸东流，喧嚣一时的勤王运动又最终夭折，他在檀岛的所作所为就易遭对方与后世研究者的非议，他好像就是一个地道的“政治骗子”，这种用结果推导过程的史学研究方法与思维定势是应当尽量摒弃的。梁启超不失为较重感情、较讲信义者，一个瞻前顾后、当决未决的政治活动家，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与相关成就。
　　如果说历史的结局不难使人一目了然，那么，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就常常超出后世研究者的估计与想象。就史学研究而言，某些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场景未曾载诸文字，记载什么与怎样记载，以及评论什么与怎样评论，又多依某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主观意愿而定，这就决定了走近历史真实的艰难。窃以为，起点颇高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欲期继续深入，其最大难处也莫过于此。
　　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反清志士之间从协商合作到最终反目的曲折过程就存在某些待解之谜。梁氏的庚子檀香山之行便是其中之一。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梁启超“施展阴谋手段，在檀香山用‘保皇为名，革命为实’的谎言，蒙骗不少兴中会员，包括孙眉在内，转入了保皇会。连它的发祥地都落到了鹊巢鸠占的地步。”或者说，“1900年1月11日致孙中山的信，可以作为梁启超与革命派关系将要发生性质变化的一个信号，即从有合作诚意变成了以合作为幌子的欺骗，带上了两面派的色彩”“在‘合作’的烟幕下，逐步打入兴中会有传统势力的各个地方，夺取兴中会的地盘和群众”，“梁启超那副两面派的面目，谁还能为他辩解呢？”笔者虽在拙稿《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中提出异议，只因当时虑及篇幅，毕竟语焉不详。倘若专题考察梁启超滞留檀香山的主要原因及其真实言行，摒弃常见的那种以历史的结局推导过程和以孙中山一方的是非为是非评判过程之类做法，或许可望清理辛亥革命史中的一桩公案，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走近历史，抹去强加于梁氏头上的“两面派”、“政治骗子”等不实之词，将思想主张易变的梁启超与为人处世原则相对难变的梁启超适当区别开来。
　　一、抵檀背景
　　据冯自由称，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协商合作略有眉目时，“同门十三人”由梁启超起草，致函乃师康有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圣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梁启超因而惹怒了师长，遭到康的斥责。此函的真实性当无问题。至于冯自由说：“康有为初得十三人劝退书，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麦二人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此说则未必十分可靠。据梁启超离日前夕所吟《别伊藤侯》“壮别”诗中“出匡恩未报，赠缟爱何深”等句，以及自注“余去年出险之役及今次远游之费，皆感侯之赐”，可知伊藤伯文的资助才是促成梁氏此行的关键，至少可以说，叶觉迈的“携款赴日”并不十分重要。况且，还在同年5月初，梁启超在致妻室李蕙仙之函中，就提到将应邀赴美洲发动华侨的打算。他说：“来同居之说，吾初接来信时，亦有此意，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即康女同薇引者）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惟昨日忽接先生（即康有为引者）来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来矣。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过是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陈少白等人的类似回忆也能说明问题。
　　美国学者列文森对梁启超也不无微词地说：“梁启超去了檀香山，但他的文章从未说明这次旅行是小小的阴谋诡计的结局。有两次他宁可将它解释为对来自美国的一个邀请的反响。”而实际上，梁启超应美国华侨之邀一说有据可查，并非空穴来风。至于梁氏事后的解释，不过属于事实陈述，他并非希望刻意掩饰什么，早于走檀近8个月前对妻子的陈述就完全可以说明问题，梁启超在为《清议报》刊发《复金山中华会馆书》所写前言即提到：“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属金山大埠华人致电，敦请往美，遂于十一月由日本首途，道经檀香山，拟小住一月，即便前往。”美籍学者张灏也承认：“夏威夷最初只是他北美之行的一个中间站。”
　　梁启超之离日，可谓一果多因。除了乃师的斥责外，旧金山华侨的盛情邀请，回国发动武装勤王的唐才常、林圭等人之于经费的巨额需求，日本政府拒绝接纳康有为重返日本一事在梁启超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横滨华侨等心中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强烈的离日愿望，在在都是促成梁启超远行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并非檀香山，而是北美大陆，此行并非针对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政治阵地，瓦解那里的兴中会组织而去，而是为勤王运动筹款而去，檀香山一地原本就只是顺路经过而已。
　　离日之前至抵檀之初，梁孙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连冯自由也承认二人“往还日密”，“友谊至笃”。至于冯称：梁氏离日前，“特求总理（即孙中山引者）作函介绍其兄德彰（孙中山长兄孙眉号德彰引者）及兴中会同志。总理坦然不疑，竟从所请。”不少论著多承冯说，好象又是梁启超在行骗。但据陈少白回忆：对于梁启超，“孙先生爱重其人，亲自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见他的哥哥孙眉。”倘若陈少白的回忆可靠，那么，孙将梁介绍给家兄孙眉之举就出于孙的自愿和主动，而不是梁的索取所得。梁启超抵檀后致伍廷芳一函中还提到：“逸仙有一洋字信，托弟面交足下者”。倘若由此联想到孙中山致乃兄的那封介绍函，或许此函的“托交”成份还多于介绍的成份，亦未可知。
　　况且，孙中山致孙眉的那封介绍函对于梁氏立足檀香山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也存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就现有资料来看，冯自由的著述夸大了这份介绍函的作用。在梁启超到来之前，檀香山就已存在保皇会成员的活动，已不乏保皇会的组织基础。促使梁启超在檀香山受到热烈欢迎的，与其说是孙中山致乃兄孙眉的介绍函，还不如说是当地多数爱国华侨对“保皇”主张的认同，以及梁启超本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所造成的显赫声名。清政府的悬赏通缉，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海外华侨对梁氏的敬慕和同情。
　　檀香山即火奴鲁鲁（Honolulu），属于夏威夷群岛的首府和良港，位于瓦胡岛南岸，东距旧金山3857公里，西隔菲律宾首都马尼拉8516公里，素有“太平洋的十字路口”之称。约在4世纪，波利尼西亚人乘舟来此定居，18世纪末，酋长卡米哈米哈建立夏威夷王国。1893年，该地成立共和国。旋经美西战争，美国政府于1898年7月7日将夏威夷群岛正式并入美国版图，并于1900年5月14日任命桑福德多尔为第一任准州州长。整个群岛面积并不大，仅1。7平方公里，其经济发展也不突出。
　　1899年12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谕称：“康有为及其死党梁启超先已逋逃，稽诛（诸）海外，犹复肆为簧鼓，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众听，离间宫廷”，“狼心未改”，“着海疆各督抚懔遵前谕，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接到上谕及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的电报后，“一面飞致函电各领事密悬重赏，广购眼线，如购致康有为者，赏银一万两，梁启超赏银五千两。如不能拿解，当场格毙验实，亦一律给赏。”
　　据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称，他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一日即1899年12月31日下午2时登上檀香山口岸的。梁氏于10日后向孙中山函禀行踪时，亦将抵檀日期称作12月31日，列文森等人的著述亦多从梁说。但据清方领事及时向伍廷芳所禀全文来看，梁氏上岸日期为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亦即公历12月30日，较梁氏自述相差1日。究竟是长途劳累而且还晕船的梁启超自己记错了，还是清方领事的禀报有误，待考。而一般说来，后者的工作流程当有逐日记载，其失误的可能性更小。
　　列文森说：“梁启超上岸了，一个同事迎接了他，并为他在爱林顿旅馆安排了临时住所”，但梁启超本人在《夏威夷游记》中记载得很清楚：“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无知者，一人独行，言语不通，甚苦之，于是投亚灵顿客寓中暂居。夕间同志已闻余之来，其不在禁限（指当地关于防止淋巴腺鼠疫传染之禁限引者）内者，有数人来谈”，意即上岸时无人迎接。如果真有“一个同事迎接了他”，他没有必要故意隐瞒。孙中山的好友钟工宇后来也回忆说：“梁启超作为一位政治流亡者来到檀香山，事先并没有宣布。”
　　梁启超是化装改名，手持日本国护照而秘密抵达檀香山的。上岸之前，即遭到清朝政府驻檀香山领事的严密搜查。只因日本驻檀领事出面交涉，得允上岸。据清领事当时向伍廷芳报告：“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邮船名香港丸抵口，当即会同美国税关官员登船，严密稽查。其搭客姓名册内，并无梁启超其人，亦无中国装束、形迹可疑之人。惟头等客舱内有已经易服剪发自称籍隶日本之吉田松阴一名，其面貌与市间所售梁逆照相片无异。经税关再三盘诘，始露痕迹。惟该逆持有日本政府护照，碍难驳回。复与税关密商，暂照日本工人入口办法，将其行李搜查，该逆所带银两不及美洋五十元，与不准登岸之例适相符合。正在设词扣留，不料日本领事已得消息，亲来力争，确保登岸。税关以该逆已改日名、隶日籍、服日装，携日本政府护照，有日本领事保护，过为坚执，恐碍邦交，税关实亦无此权力阻其登岸。该逆现寄寓客店，尚未招摇煽惑，容随时加意访查，再行禀报。”
　　钟工宇还回忆说，当檀香山的爱国华侨得知梁启超这位“政治流亡者”来此，“消息却像野火般传开来。人人都想见这位著名的改良派”，“我也拜访了他，被这个人的魅力深深迷住了。我们这伙人是这样的热心，于是成立了一个‘保皇会’分会。我们收集捐款送往澳门和香港的本部。我大概总共送去了三万元。梁启超本人忙着到处去演说。他对北京的腐败和政治阴谋内幕的揭露，他对可怜的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紫禁城内中南海中的一个小亭里的描述，以及他要使中国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方案，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谈话，都使我们热情鼎沸，激动不已。许多人慷慨解囊，捐钱给梁，以供他个人使用。”显然，钟工宇等广大华侨之所以如此热烈地欢迎梁启超，并非因为他是孙中山介绍来的朋友，而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改良派”和“政治流亡者”，还有他那动人的演说与“其他的谈话”所蕴含的“魅力”。
　　冯自由称：“梁居檀数月，渐以组织保皇会之说进，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侨商不知其诈，多入彀中，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银十万元。”不少论著亦多承袭冯说，纷纷谴责梁启超的所谓“欺骗”行为。但钟工宇的回忆说得很清楚，梁启超公开同情光绪帝，主张“保皇”，为勤王而发动捐款，把“保皇”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方案”联系起来，这完全符合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所发表的有关言论，也符合他离日前同孙中山等人面商及书信来往中所体现的政治主张，无“诈”可言，包括钟工宇在内的广大爱国华侨和部分兴中会会员，其主张暴力反满的兴趣并不比主张暴力保皇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趣要大。
　　梁启超之所以在华侨中热忱宣传康有为的“保皇”宗旨，而不是大张自由与民权旗帜，重点展示自己那有异于康的政治构想，主要因为“保皇”旗号在广大华侨中颇有市场，而且当时西太后新造的所谓废光绪帝为“昏德王”、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改元“保庆”之类阴谋也增加了广大华侨对光绪帝的敬重和同情。梁启超此行旨在团结各派政治力量与发动华侨踊跃捐款，支持国内的武装勤王斗争，以武力谋求政治革命。至于勤王之后如何善待光绪帝，
　　是扶持他当君主立宪制的皇帝，还是当民主立宪制的总统，还是另选贤能出任总统，都还只是未知数，这既取决于武装勤王运动能否顺利实现，又取决于将来各方合作者的态度，只能留待将来去商讨，当务之急则是力谋各方合作与筹款举兵。
　　钟工宇作为孙中山的好友，他的回忆却不曾提到梁启超宣扬“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类政纲解说词，不曾揭露梁启超的所谓“欺骗”言行。其中无非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梁启超像冯自由所叙述的那样果真说过，但对钟工宇来说，这无关紧要，不曾留下印象；要么是梁启超当时并没有这样说。其实，冯自由自己在别的场合也承认，当初孙中山的暴力反满宗旨在檀香山的反响并不那么强烈，孙中山在檀香山还不如年之后梁启超在檀香山那么大受欢迎，兴中会在那里的反满根基并不厚实。冯还承认：“梁知人心可用，乃昌言惟保救光绪复辟，始能据御外侮，侨商信之，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
　　退一步说，即使梁启超真的说过“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且不说檀香山的兴中会骨干们应作何种理解方可显示其有别于他方的政治觉悟，若从理论的层面去分析，从梁启超本人当时所理解的“革命”去判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冯自由乃至孙中山等辛亥志士之于“革命”的认识水平去清理二者之间的个人恩怨，则不妨注意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等语未必纯属无稽之谈。为了谋求两派联合，迅速凝聚两派力量，此时此刻的梁启超已经找到既能满足孙中山一方的民主立宪要求，又可兼顾自身保皇情结的政治切合点，即“举光绪为总统”，他在抵檀近5个月后致孙中山之函中，仍然如此表述，已开始考虑放弃自己说得最多坚持也最久的君主立宪制，接受总统制，亦即民主立宪制。其实，无论是此时梁氏所认同的民主立宪制，还是此后梁氏回头所坚持的君主立宪制，都曾是近代西方革命前辈为之流血奋斗并曾分别载诸史册的革命方案，都具有近代政治革命的典型意义，无诈可言，至于以反满为职志的孙中山等人只看重民主立宪制而鄙弃君主立宪制而已，那是另一回事。矢志暴力革命的孙中山所坚持的民主立宪方案是以反满为前提，不愿与乃师康有为分手的梁启超所宣传的君主立宪方案或“举光绪为总统”的政治构想却是以“保皇”、“尊皇”为前提，二者之间原本就存在明显的不可调和性，这就决定了双方最终走到一块的艰难，这是合作热情甚高的梁启超当时未曾深思熟虑的。
　　二、赴美计划一波三折
　　梁启超原拟在檀香山逗留一个月左右，然后赶赴美洲大陆发动捐款。只因当时的情况时有变化，只好姑且留下，等待离岛时机。迄至同年7月离开檀香山为止，其赴美计划却一直不曾实现，乃至引起当时的孙中山等人与后世研究者的种种误解。
　　梁启超于同年3月13日致函康有为，提出走香港或南美的打算，尤其希望去香港，以便加强港澳地区全盘规划勤王运动的领导力量，克服那里的散漫状态，顺便加强同孙中山的密友陈少白等人的联络，继续落实合作计划。他自告奋勇地对康有为说：“盖弟子诚见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囗囗囗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故弟子欲冒万死，居此险地，结集此事。”同日，他在致丘菽园函中也说：“弟欲游南美，然恐中原事急，太远去不能速归，故尚未定也”。他之所以“未定”，是因为还得静候康有为的回音。
　　梁氏心里也明白，由于自己近一年来同孙中山来往密切，而且一再替孙中山说话，顶撞康有为，康氏已失去对他的信任，不一定愿意派他去香港勤王运动中枢主持其事。就在3月13日致康有为这通函件中，他仍然明确反对康等以“卤莽”、“叛逆”、“大言无实”等“狭隘”不实之词詈骂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痛恨我党之乏才”，而且措词严厉。
　　果然，对于梁启超的主动请求，康氏迟迟不予答复。迄至3月20日为止，梁启超在檀香山逗留已达两个多月的光景，却一直不曾收到康的回函，“良深愤悱”。他禀告乃师：“此间同志自闻去腊惊耗以来，望内地事甚切，每船至辄询先生主意所在，无以为对，不免稍令人灰心”。
　　向康有为请求赴港未获允准，梁启超除了考虑走南美，还是觉得应该实现赴美计划。一方面，他“拟即往巴拿马、秘鲁两处”发展保皇会组织，争取捐款，他函请正在加拿大的叶恩（惠伯）“函知该处同志，并将彼门牌寄下”，以便接洽。另一方面，他计划“与一美将大有所图”，拟同一个名叫鲁云的美国人去纽约，找一位“前以三千万贷古巴民党者”，请后者慷慨解囊，支援中国的勤王运动，计划获得1000万元的资助。梁启超在4月28日致孙中山函中，也透露了自己的这一计划，认为若能“得千万左右，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
　　数日后，梁启超便放弃了去南美的计划，拟倚仗美国人鲁云的支持，全力图美。
　　不久，梁启超发现那个鲁云“不甚诚实，不可恃之”，找到“在檀为有望商家”的另一个美国人赫钦，请求协助。据梁氏所知，“此人曾与古巴之役者也，与今之美外部大臣同事也”，“彼发大心，肯偕往纽约，谓若弟子往见各豪富，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梁拟“下月偕往”。
　　弱者往往希望出现奇迹。梁启超本人固然始终明白赴美谋求巨额援助之事“成之甚难”，“虽谋之，然不可恃之，盖天下未有不经过血汗而能得之权利也”，他甚至还说，赴美之行“或可大有收获，然恃人不如自恃，仍望各处同胞，发愤团结，是乃脚踏实地工夫也”，但在致乃师函中，他又强调“孤注一掷亦无妨”，“决意以本会所收得美金万余充此事之用”，“决意如此办理矣”。显然，他已无意于征得康有为的同意，并且兴致勃勃地致函开导孙中山，不要轻易发难，需作充分准备。
　　由于梁启超所依赖的那个赫钦在檀香山是个巨商，“薪工甚昂，与之同行六月，须万金（美国纸）乃能偿其利益”，梁启超还得先为赫钦补偿一笔商业损失。梁原来估计此行补偿费、路费与活动经费共需华银二万元，稍后又预算“须费二万八千之本钱”。当时，檀香山保皇会成员“虽捐有五万之数，然尚未开收”，原因是檀香山保皇会因清方领事“极力阻扰”，还不曾在当地美属“政府取一立会文凭”，“现只得同志而有力之各人先行捐出应急用，故其余更须稍候”。他估计，在檀香山“扩充之后，必得至十万以外”。
　　为了作好离檀赴日准备，梁启超除了竭力筹措此行经费外，还抓紧同地方政府交涉，争取使保皇会的合法性得到美属檀香山地方政府的认可。另外，他将此行计划同檀香山的组织发动情况一一函告分驻新加坡、澳门、横滨、上海、加拿大等地的同人，提醒他们不要疏远同檀香山保皇会的联络，以免影响士气。3月20日，他致函唐才常和狄平，告以“于半月内即偕往纽约”。梁氏曾“拟半年遍游美洲”，“现接唐山来信，消息甚急”，估计“于日间两三个月内，即行起义”，辄打算待赴纽约办妥借款后，迅即折回广东。
　　3月28日，梁启超再次函告唐才常等人，偕赫钦赴美的日期已定为“三月十一日”，即西历4月11日。同日，他又函告加拿大的保皇会骨干叶恩，相约在轮船路过加境时与之一晤。他说：“弟已决四月十一号（西历）乘阿喊罅船来喔高华，与一美国人及会中一副总理张君梅如同来。到埠绝无停留，即往纽约办一极大极要之事，故先行信阁下，祈到时预备招呼一切。弟来时写船位乃用西人名”。梁将他与张的西文名附上，嘱“若上岸时或有窒碍，望兄妥为照料”。由于总理衙门多次电请美国政府阻止梁启超登岸，梁“闻美外部实已行文税关，设法阻止”，故嘱叶对此行绝对保密，“此事切不可张扬，除兄之外，不可令一人知（多一人知，则多张扬一分），虽极同志者亦不可使知。弟到贵埠，但住客店，不见一人，惟一见日本领事，即刻搭火车前往，当日即行，并不逗留，疾雷不及掩耳，乃能妥当。兄但会此意，密之又密，是所切祷！”
　　梁启超原以为此行定能成功，讵料美国政府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仍以疫防为故，只许白人搭船，亚洲人皆不许”。其实，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华人也曾接受种痘之法种疫，“虽种，仍不许”，梁氏“欲飞无翼，夜夜膏兰自煎”只好被迫取消4月11日赴美之计划。在他看来，“此事志在必办”，不能放弃，即“以全权交赫氏先往办理”，以“二万元华银”作为补偿赫氏商务损失之代价，自己则在檀香山为打破美国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争取赴美计划的实现而继续奔波。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设想抽身赴澳洲筹款，只因他已约容闳于近期赴美协助筹款而作罢。4月15日，他函告雪梨保皇会同志，“弟前本拟即来贵埠，顷有与美国政府互商之事，日间容会长闳已约定即来美同办，故不得不候之，以此事关系重大也。”康有为当时欲来檀香山，被梁启超劝阻。梁函告：“先生来檀之议，万万不可，檀禁华人更严于金山，弟子之来，乃以柏原名来者，仅能登岸耳”。
　　争取赴美洲大陆的计划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此檀香山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借口阻止华人入美的条规经梁启超再三交涉之后，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随之而来的是护照问题。梁离日赴檀时所用的是日本政府颁发的护照，现在日本驻檀领事告诫他：该护照在美国大陆已不能继续生效，“若往金山，彼处日吏不能肩保护之责，苦口劝勿往，并云已告金山领事，此护照作为废纸，若往，恐生大不便”。梁启超无奈，又不得不决定“现时暂不往”，“暂留招待”，继续办理当地保皇会事务，盼望赫钦传回佳音。结果，赫钦携梁启超辛勤获捐的2万元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
　　美商赫钦骗万元而去，梁启超于心不甘，仍然设法争取赴美资格，锲而不舍。经过几番努力，始见转机。
　　7月4日，檀香山保皇会举行盛宴，为梁启超的美国之行募捐，“共加捐六千余金”，其中黄亮、钟木贤各加捐1000元。再过3日，黄、钟“又各加捐三千元”，曾经向保皇会捐过1000元的孙眉也托来50元作为馈赠。梁启超打算7月10日乘“阿士梯耶”号赴美，只因当时船票十分紧张，需要提前两周左右方可“得船位”，而此时此刻，两湖、两广的勤王起义在即，他又接到从新加坡、香港两地发来的催他回国襄理起义的电报。经过一番权衡，梁启超对孙中山之兄孙眉说，襄理国内起义一事“有弟不为多，无弟不为少”，而“美国事则惟弟就近前往乃可也，故现时仍以往美为多”，他计划于7月20日离檀赴美，还接受家住茂宜的孙眉所托，准备将自己上门传授过功课的孙眉之子孙昌（18811917）带往美国深造，嘱孙眉速送孙昌于近日来檀岛候船。
　　一切准备妥当，梁启超只待20日赴美，以实现自己近年来的一个夙愿。讵料成行前3日，“接有新嘉坡电文两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即日回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梁启超估计，“看此情形，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他当即函告孙眉，自己不得不取消美国之行，“改而东归”，决定交1。2万余元赴美捐款直接用于国内起义，于18日乘日本丸离檀先取道日本，再折返上海，相机进取。而“弟既东行，行踪无定，所有阿昌相随之议，似可作罢论。盖东方无甚可开见识之事，而阿昌现当就学之年，似仍当令其入书馆，胜于东归也。此子循良，弟甚爱之，望其勉学成就，他日共事之日正长也。”由于滞留檀香山半年期间不见孙中山的回音，而勤王起义迫在眉睫，离檀之前，他向孙眉再次表明自己欲谋与孙中山合作的心愿，嘱将新获捐款“赶收赶汇”，以应国内“需款之急”，然后匆匆踏上返日航程。
　　梁启超离开檀岛之日，也就是其庚子年美洲大陆之行的计划彻底告吹之时。
　　三、就地筹款
　　赴美不成，梁启超在檀香山滞留凡半载余，一边就地筹款，全力支援已折回国内随时准备冒险发难的好友唐才常等人的勤王活动，一边纷纷致函藏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与澳门勤王运动总机关等，不厌其烦地献计献策。关于后者，因篇幅有限，本文姑置不论，兹针对梁启超的就地筹款活动稍作说明。
　　梁启超抵达时，正值瘟疫刚过，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借口，纵火焚烧华侨居住区，当地华侨不啻雪上加霜。据梁启超估计：“经白贼，劫火之后，损伤五百余万，元气大耗”，能否在那里筹款“十万之数”，他“犹未审能必得否”，毫无把握。
　　梁启超借助于精采动人的演说告诉广大华侨，只因清廷腐朽，祖国落后，彼等才得以在国外备遭歧视和欺凌。
　　他大力宣传举兵勤王的重要性，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号召他们加入保皇会，踊跃解囊捐款。他在檀岛的短期活动，使那里的保皇会组织发展迅速，有声有色。他迅速组织起一个以梁荫南为总负责人，钟木贤、黄亮、张福如、钟宇、卓海等人为骨干的领导集体，“许预机密”，而且分工明确。凡“与总会会长及各处本会密商事”皆由梁荫南经手。“密信皆由彼手收手复”。在梁启超看来，他们都是“肝胆可托，一切可共者也”。
　　尽管新加坡侨商丘菽园慷慨解囊20万元捐款使康有为所镇守的新加坡所获款额在各保皇会分会组织中首屈一指，而檀岛一地组织之严密，发动之普遍，实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外其他分会所不能企及。梁启超曾对筹款10万左右毫无把握，而一周甫过，根据会员发动情况，他即改变自己的看法，变悲观为乐观。3月15日，他在致简兴仁函中，就重点通报了自己近期内的活动成果：“现时弟在檀香山，檀埠会已大成。正埠四千余人，而入会已及一万二千余份。”
　　应当指出，梁启超之所以能在多灾多难的檀岛克服重重困难，在短期内使保皇会的组织发动颇见起色，固然同他那名震遐迩的著名改革者与政治流亡者的声名、感情丰富的政治演说、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是分不开的，但同孙中山一手创立的兴中会的政治基础也不无关系。梁在某函中提到，“檀山人心踊跃异常，人人咸怀忠义，尽力以赞大举。现时捐会份二千份者二人：黄亮、钟木贤；捐一千份者七人：黄凤、林实辉、吉记、林刘氏、梁荫南、鲍海、钟宇；其余捐数百份者百余人”。恰恰是这些骨干带头认捐，才使梁对筹款10万元充满信心。而其中黄亮、钟木贤、钟宇、张福如等人就曾是兴中会的骨干分子，冯自由所列《兴中会会银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表》就清楚地记载着他们的姓名。尽管他们在当时都只是“捐入会底银五元”，远不及后来向梁启超捐银那么大方，但兴中会毕竟是他们涉足政治活动，以实际行动关心祖国政治命运的起点。
　　梁启超在兴中会的发祥地檀香山发展保皇会组织，使昔日的兴中会会员纷纷转向，汇聚在并不曾为孙中山所接受的“保皇”旗帜之下，“兴中会的策源之地，居然成了保皇派的活动之区”，形同“鹊巢鸠占”，此事原本就容易使孙中山迁怒于梁启超，也容易使后世研究者根据兴中会会员转向保皇会的结局，去逆向推导和指责梁启超前往檀香山时的主观动机。倘若由梁启超竭力敦促和牵线的康、孙之间的合作或梁启超告别乃师康有为而直接同孙中山的合作果真成功，过去的一切都好说。既然康、孙之间最终反目，作为康门大弟子的梁启超最终又不曾抛离师门，而且后来还公开站在暴力革命与民主立宪论的对立面，梁在檀香山所做的一切，也就容易成为影响梁、孙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对孙中山来说，使一切都不难从头想起，欲将新账与旧账一起清算。尽管孙中山在复黄宗仰函与《敬告同乡书》中并不曾具体针对梁在檀岛的情况而开火，但感情的疙瘩与愤懑已经横贯于胸。
　　梁启超于3月13日致乃师康有为的那通函件写道：“且行者（指孙中山引者）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不少论著借此认定梁启超当着孙中山说的是一套，背着孙中山却千方百计争地盘，是十足的“两面派”和“政治骗子”。其实，梁启超此语恰恰是在批评师长等讥笑孙中山“毫无势力”的“空言”而发。倘若通读全函，梁氏的本意就看得更加清楚。此函劈头即说：“同门无人才，弟子始终不能不痛恨此事。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与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弟子每一念及南中（指梁氏好友唐才常等即将在南方举兵一事引者），时时惶惑屏营，不知所措。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弟子每思此，辄觉无地自容。”可见，梁氏此函与其谋求同孙中山合作之意愿并不十分矛盾，因为谋求合作也是需要实力的。何况，当时海外绝大多数爱国华侨的确都对勤王运动寄予厚望，康、梁师徒理当考虑有所交代。
　　冯自由称：“总理初闻梁专心组织保皇会，尝驰书责其失信背约，梁竟无词以答。”不少论著亦从冯说。窃以为，尽管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到孙中山的这封函件，还无法断定孙中山究竟是从什么角度和在多大程度上来谴责梁启超的“失信背约”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滞留檀香山期间，梁启超一直在争取与孙中山取得联系，继续谋求合作，“梁竟无词以答”云云，当与史实不符。及至4月28日，梁氏在致孙中山之函中，仍在重申“必当合而不当分”的主张，期待“握手共入中原”。至于孙中山是否回函过，倒是不得而知。就在函孙之次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仍然为自己的合作主张辩解，并强调：“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废食。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网罗豪俊之法，莫要于阔大大度，而莫恶于猜忌。盖猜忌二字，最易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子所责弟子多疑之说，弟子今知其弊，痛自改之。然此义乃欲施之于同门不同门，皆如是也。”
　　梁启超不是不知道“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但他坚持要说。他不仅多次对孙中山说，还冲着康有为等反复说，这显然不是“两面派”之类所想做与所能做的。及至离檀前夕，梁启超还不无自信地函告孙眉：“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梁启超由日本转道上海。据日本东亚同文会驻沪成员井上雅二估计，“梁启超和孙中山不久前似在东京会见”，但彼此“没有成为同志”，当与孙中山的挚友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因康有为误解和指控而在新加坡被捕一事发生关系甚大。此后不久，梁启超仍在通过陈少白而谋求两派合作。滞留檀香山期间，梁启超究竟在孙中山背后搞过哪些小动作？冯自由的著述似乎并未提供具体的实证，尚需相应的资料挖掘。窃以为，地盘与经费固然属于暴力革命者与保皇者在留日学生与海外华侨中的必争之物，夸大自身力量与前景之言行在所难免，但置身檀香山的梁启超毕竟仍在着眼于两派合作之全局，常从“同门无人才”的现实中看到反清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过人之处，故对孙中山等人还是比较尊重，为携手合作留有余地。
　　正因为梁启超对保皇会内部的种种缺陷与漏洞及时了如指掌，他才深感焦虑，忧心如焚。他对康有为说，自己在原兴中会会员钟木贤、张福如等人面前宣传保皇会时，“不无夸张之词，实愧见之”，心里总感到有些空虚，这显然不是一个惯耍阴谋诡计者所应有的态度。尽管康有为多次函嘱梁启超在檀岛选派“海陆军人”，充实港、澳等地机关的力量，梁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其中一个顾虑就是“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此间人无论其入兴中会与否，亦皆与行者有交），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归来，吾党之人既已如此（弟子此言非轻镜、介也。其人慎密之甚，乃至同志中得力之人亦不交一字，则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者几希矣）。而彼党在港颇众，檀山旧人归去从彼者，如刘祥、如邓从圣（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此间人皆称之。彼辈一归，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为了满足康有为的派人要求，梁启超还是打算“拟派三数人来，但不欲派曾入兴中会之人”，以免兴中会中人看破保皇会的底细。
　　梁启超对坚持站在孙中山一边的兴中会骨干刘祥、邓从圣等人相对尊重，可谓难得。他在致函徐勤时，一边嘱徐动员刘、邓二人加入保皇会，充实本会的力量，一边提醒徐，不要再像康有为那样诋毁对方和轻视对方。他说：“行者之党有自檀归帮办事者，一曰刘祥，一曰邓从盛，檀人皆极称其才，以为出现今檀居诸人之上。邓尤为倾家数万助行事者也。今皆在香港，刘则在东西轮船公司为买办云。兄不妨偕刚、智（即负责广东勤王事宜的江之岛结拜者梁炳光和张学引者）往见之，说其入我党，看能否？若得之，可帮多力。但说彼时，不可诋行者。但云今日用‘勤’字机会最好，而我党众多力厚云云可耳。盖闻其于行者，尚始终不渝也。此间人至今无背行者，彼能令众人所服之邓某倾家而不怨，至今犹助之。此两人岂可全轻者？吾党夙诋之，谓其本来无一物，未免掩耳盗铃。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得无太不知彼乎？吾辈日轻行者，其毋使他日之所成，尚不及行者也。行党今亦轻我，其谓吾党皆书生，必不能成事。吾党其思何法可以间执谗慝之口也。然我辈同心实痛，故弟每闻行者之言，未尝不愧也。”“教会诸人，望兄极力周旋之。行党亦不可得罪，多与少囗委蛇可也。相见时不可与驳论，或当偷学其方术，彼辈用心于此事既久，阅历深于我也。”
　　“偷学其术”固然属于不可告人的“小动作”，但毕竟是以“学”为核心，它表露了梁启超指望以孙中山之长补己之短的意念与决心。在檀香山发展保皇会会员与建议徐勤争取兴中会骨干刘祥、邓从圣时，梁启超为日后继续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始终留有可供争取的余地，并未同兴中会闹得誓不两立。
　　梁启超原本指望借助于赫钦此行的成功去大干一场，最终却大呼上当，悔恨交加，康有为及澳门等地师友纷纷怨责，更使他有口难言。他默默地前往道威等小岛发动筹款，迅速寄往国内，以便排解自己的悔恨，尽可能弥补一点由自己的空头计划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道威，他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为勤王运动筹款3万余。
　　梁启超在檀香山究竟筹集过多少款额？所曾寄出的款额又是多少？由于资料不全，至今众说纷纭。冯自由估计梁启超“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似乎略嫌夸大。
　　梁氏于离檀前一月即6月17日致港澳同人一函中及时通报了有关情况。他说，迄至此时为止，“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在这“六七万”数字中，已奉唐才常之嘱，寄往日本购械款1。6万元，“拟日内再凑一万四千寄往”，两项共3万元。又，已寄澳门中枢等处2万，其中寄港澳1。4万元，寄“东者”即上海6千元，还剩12万未寄，是因为尚未到手，“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钟工宇回忆说：“我们收集捐款送往澳门和香港的本部。我大概总共送去了三万元。”由于资料限制，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钟工宇是否属于专门负责寄款港澳者，也难以知道钟氏所寄是否包括了梁启超离檀折返前夕准备寄出的1。8万元捐赠，至少可以由此判断，梁启超所说“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还是有所践诺的，钟回忆寄港澳本部约万，就大大超过梁启超此函所说的已寄港澳1。4万，即可以断定后来又补寄约1。6万元，此数就符合所剩12万元的估计。
　　台北知名学长张朋园先生同意梁筹款额为“八九万”之说，但又认为，梁“二万元被骗，再加上自己的消耗，一部分又收不起来，四五万元便没有了着落”。后学以为，若将“没有了着落”之数估算为“四五万元”，似有夸大之嫌。即使钟工宇的回忆有误，包括被骗的万元在内的“没有了着落”的款额亦当明显低于“四五万元”之数。况且，我们目前还没有别的依据来证明钟的回忆有误。因而可以说，梁启超在经济上的疑点大致可以冰释，应将他与在用款等问题上确有瑕疵的康有为稍示区别。至于秦力山等事后借题发挥，欲将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锅煮，只因篇幅有限，且容另文辨析之。
　　四、结论
　　综上所述，梁启超于赶赴美洲大陆途中，原本打算只在檀香山停留一月许，结果却因屡屡变故，事与愿违。美洲大陆没走成，檀岛一停就是半年有余。他原本指望保皇会与兴中会合作成功，共谋举兵救国，抵檀前即已与孙中山达成口头协议，旅檀后仍与孙中山保持通信联系，尤其为合作一事再三向乃师康有为犯颜力争，结果是康氏我行我素，而且忠言逆耳，孙中山的合作兴趣也已不浓，梁氏的合作规划又是事与愿违。檀岛的兴中会组织原本并非固若金汤，像刘祥、邓从圣那样始终追寻孙中山的革命身影者并不多见。梁启超在檀香山继续谋求合作的过程，同时又是他在该岛通过发展保皇会组织而全力筹款的过程，二者本属悖论，欲期兼顾，其难度似不亚于兼顾鱼与熊掌之类。这是因为，一方面，梁启超既然无法离开檀岛，又不愿断然与康有为的保皇党分道扬镳，
　　势必就地为筹款勤王而效力，就地宣传保皇会的宗旨；另一方面，梁启超在兴中会的发源地檀香山筹款发动越多，孙中山在该地的政治地盘与影响力势必越小，就容易使孙中山怀疑梁启超的合作诚意，为双方谋求合作带来新的阻力。
　　由于梁启超谋求合作之愿最终付诸东流，喧嚣一时的勤王运动又最终夭折，并未酿出什么奇迹，梁氏在檀香山的所作所为就易遭对方与后世研究者之非议。个中尴尬，实由檀岛之行的多种因素所造成，并为梁氏始料所未及，主要不是梁氏的主观意愿所招惹，这至少不应影响我们对梁启超的合作思想及其人品方面的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梁启超固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活动家，但他的为人处世并非十分糟糕。即便是这位“流质易变”的政治活动家的思想活动之变，亦多属学者型的变，而不是政客型的变，与翻云覆雨的政客手法无涉。梁启超那较重感情、较讲信义的人际交往原则，以及瞻前顾后、当决未决的风格，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与相关成就，倒是值得专题研究的。
　　平心而论，在清末各路救国志士中，较之地缘、学缘、业缘观念与小团体观念，团结合作的观念要淡薄得多，也重要得多。谋求团结却堪称梁启超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只可惜不曾引起后世研究者的适当关注，好象那不过是“政治骗子”的陷阱勾当或过街老鼠的乞哀求饶，不足为训。掩卷思之，我们似有理由视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缺憾。后世研究者最难做也最值得做的，大概就是透过双方合作不曾成功而反清志士的政治理想最终成功并且俨然以“正史”的名目载入史册的结局，回头考察复杂的历史过程，清理形形色色的因果联系以及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历史真相与评判标准面前，用职业行动去体现人人平等或派派平等的学术原则，而不是以历史的结局取代对历史过程的分析，或以历史的结局为坐标，先验地推导与苛责历史的过程，将某些主观归纳所得的历史必然性旁若无人地当作宿命论去演绎，不自觉地陷入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误区，进而以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的力学思维定势以及相关的定性分析与价值判断取代中立的和基本的事实判断，从而把自己的研究降低为“胜利者的宣传”。
　　人们常说历史是复杂的，显然主要不是指相对简单的历史结局而言，而是就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言。只因研究者常受历史资料的数量与质量的种种限制匮乏或杂乱，加上主观性较强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事实判断的影响，欲期切实把握复杂的历史过程，良非易事。不过，惟有尽可能地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感悟历史的真实，也许才有可能行之有效地去接近与解读深沉的历史内涵，掂量历史的分量与代价，问心无愧地显露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公正。
　　原载《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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