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在档案中寻觅历史脉络

　　沈志华是国内著名的中苏关系史及冷战史专家。他经商后回归学术的经历，至今仍被学术界津津乐道。他耗费巨资从苏联购买档案，并无私与中国学者分享的慷慨深受学术界赞誉。他组织翻译的多套数十卷苏联档案，至今仍是国内学者研究苏联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最近，沈志华集中推出了多本著作，内容集中于冷战中的中苏关系、中朝关系；冷战期间中国在东欧的作用；冷战期间中国自身的冲折与发展，这些著作彼此呼应，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冷战”历史框架，也提升了“冷战史”的社会关注度。沈志华以档案说话，用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还原历史细节，不断修正着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谬误，也重申了最简单的历史理性：用事实说话。
　　沈志华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组织者，他团结了一批苏联研究以及冷战史研究学者，将中国学术界在中苏关系以及冷战史领域的研究推至世界级水平。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沈志华此前的每一本著作，均在其研究领域填补空白或提出了众多新说，其学术成就得到了普遍认可。比如，他的成名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3年在国内出版后，迅速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其建立在中、苏、美、朝、韩等国档案基础之上的坚实研究，有力地揭示了朝鲜战争的真相。此书不仅在国内几次加印，而且盗版横行。2005年，本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2010年，本书韩文版在韩国出版；2012年，本书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德国和意大利的出版社也正在引进本书版权。
　　不仅如此，沈志华的苏联史研究著作《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的道路》，以及其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等著作，均在学术界引发了普遍好评。而其中苏关系史研究著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苏关系史纲》以及《斯大林与铁托》等著作，均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近日，沈志华推出了多本著作，颇引人注目。在这些作品中，沈志华称，《无奈的选择》是自己20年对中苏关系研究的结晶，提出了十大新说。冷战史一套五本著作，主要是自己多年来研究冷战的论文集，有些内容不无重复。但是，对同一问题在不同年代研究所反映出来的细微变化，恰恰伴随着他在俄、美、中等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的过程，对于做历史研究专业的学子和研究者而言，又有着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而《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其成名作，此次的增藏本不仅增补了大量文献档案，而且在写法上变化较大，几乎重写了一遍。《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则将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及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中苏关系等联系起来研究，本书为毛泽东在19561957年这段时间的政治选择提供了全新而广阔的视野。
　　毫无疑问，沈志华的这些著作，为读者了解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其建立在大量档案基础上的研究，推翻了很多此前的陈说。在一个以历史为宗教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沈志华的研究。
　　【对话沈志华】
　　用档案说话
　　档案开放状态对历史研究影响很大。我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没有档案，原则上是不能做的。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发表国外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内档案解密。
　　新京报：有人戏称今年是沈志华出版年，出了很多冷战史方面的书。可以说，你参与开创了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给它提升了在学科间的地位。你是怎么开始走上冷战史研究的？
　　沈志华：冷战史在国际上是显学，在国内才刚获承认。这段历史跨度从1945年二战结束，一直到1991年。我在1994年算是正式搞学术研究，做苏联史。苏联档案解密后，我就奔苏联去。1994年，叶利钦给了金泳三260多件朝鲜战争的档案，那是第一批解密的，很多真相水落石出，推翻了以往的研究。我到了苏联后看到越来越多的档案，就决定做朝鲜战争研究。1996年1月，我去香港参加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的会议，发现冷战研究的氛围很好，大家都在研究档案，七八个国家围着一件事讨论。
　　1997年，我们办了中苏关系的讨论会，请来了毛泽东的两位秘书翻译与赫鲁晓夫的两位翻译，他们四人跟与会学者对话。这个会议影响很大，也使我们跟威尔逊中心建立密切联系。那时我们想自己成立研究机构，但哪里都批不下。
　　后来获批了一个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但一分钱经费都没有，桌椅板凳电脑都是自己买的，给了间房子，随后才知道房子是公用的。但我们每年会开一个会议，请一批教授来，他们现在就是国内冷战研究的基干队伍。再往后，老朋友陈兼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他就来找我，办杂志、网站和会议，也有了国家经费了。之前一直是自己出钱。
　　有了招牌，加上一帮人在外活动，研究中心就开始受到国内的重视。华东师大有了冷战史专业，不少学术期刊设立冷战专栏，新材料新档案能让旧印象面目皆非。随着社会兴趣增加和队伍扩大，教育部现在每年报学科发展趋势，冷战史单列一块且每年找我写。
　　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两方面，首先是搜集档案，一开始是俄国，后来是美国，我们搜集5000多份中情局的档案，后来选了600多份出书。现在国家有钱，我们300万买下美国的胶卷，以此培养出很多学生。学科要发展，没有档案积累就没有后劲。同时我们也做中国档案。
　　其实，我俩主要研究中苏关系。我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李丹慧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新京报：你的文章一般会有密密麻麻的注释，资料大多来自档案，那么，在用档案说话之前，搜寻档案，是否困难？
　　沈志华：是的，搜寻档案，不是一件轻松事。为了研究中苏关系，我们沿着中国边疆各地都转了一圈，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广西、福建，周边档案馆都去了。地方档案馆有很矛盾的现象，档案法规定30年解密，有些档案弄出来出了点事，就会有相应的规定。相对而言，中国在档案法的执行上，法度不严格，哪个档案解密不解密由档案馆自己审查，没有硬性规定。而在美国，解密的档案就放档案馆开放，愿意怎么印就怎么印。中国移交后就由档案馆确定开不开，档案馆有双层责任，一方面给社会公开，另一方面要保密，弄不好就乌纱帽没了。拿捏不定。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也只能靠人情，认识人，就能看，不认识人，连门都不能进。
　　新京报：现在档案开发状态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具体是怎样的？
　　沈志华：档案开放状态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很大。我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没有档案，原则上是不能做的。我们历史博士论文选题，原则上要先弄清楚档案开放了没，没有的话换题，或者换个角度。比如，关于中国核武器，中国这边档案没有开放，而美国的档案开放了，那我们就做讲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的态度变化，这个美国档案全都解密了。事实上，中苏、中美、中日，你不开放人家开放。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发表国外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内档案解密。外交部档案开放之前，还专门来我家一趟，参观我搜集的俄国档案。
　　当然，亲身经历者的口述史也是一手资料。比如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隔三差五召开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问题，一次记录都没有，大家都依据吴冷西的回忆录，因为只有吴冷西有记录，他要起草文章《论无产阶级历史专政》，是主笔。他没有上交，就成为个人笔记，写回忆录就根据这个，是唯一的依据了。但相比而言，口述史的可信度降低多了，只能起补充的作用。
　　我始终强调，档案对历史研究来说是首要的。
　　不要假设历史
　　做历史最重要的是把过程搞清楚，要把细节搞清楚，把事实搞清楚，结论留给别人去批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细节增多，历史画面完整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新京报：你的著作，很少出现归纳总结的文字，而是用史料构建历史的细节，这种叙史方式，是刻意为之的吗？
　　沈志华：是的，我很少下定论。不想做所谓的提升、提高、归纳、总结，其实你在研究过程中，肯定会产生一定的结论和判断，但我不在我的书中凸显出来。做历史最重要的是把过程搞清楚，要把细节搞清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对过去被屏蔽歪曲的历史事件要研究，首先把事实搞清楚，结论留给别人去批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细节增多，历史画面完整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新京报：你最近在书中特别强调的，当时的中苏同盟关系，有别于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结构性弱点，是否经历过这种类似的过程？
　　沈志华：是的，我们研究中苏关系二十年，我们现在才得出结论，核心是结构问题，中苏关系的症结在于当时这两个国家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关系，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其内部运行的政治准则有着某种特殊性，而中苏关系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相比，又有某种特殊性，即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而竞争。但局部研究的时候是得不出结论的。我得出结论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帮助最大，是事实判断，还不是理论判断，一般的论文做到这步就行了，你得不出大的政治性结论，除非你把过程基本研究完了，你再从头看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历史研究没有必要对过去的人做责任判断的研究，比如毛泽东如何，赫鲁晓夫说了什么话导致中苏破裂。所有人说这话都有当时的出发点，把事实搞清楚就完了。过多强调就是超越历史了。
　　历史假设很难，其中一个因素不存在后会导致什么，很难说。这个因素没了，会导致其他因素变化，会导致连环性变化。如果中国不出兵会如何，这就复杂了，多个变化，每个变化都有制约因素。
　　重建历史的理性
　　研究历史，首要是有事实依据，然后构建自己的逻辑链条。比如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前提下，我们就会有一些推测，形成最合理的解释，不是绝对最正确。
　　新京报：你用档案还原历史过程，对于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冲击很大，一个档案资料，即可击败人家长时间研究成果。你收到过有价值的反驳吗？
　　沈志华：我的研究重心，中苏关系，之前有很多学者在做，但是因有些档案没有开发，或者，人家没有用档案而是用二手资料做文章，难免与我用档案发掘的事实有出入。我当然也会发现，有些人对我有情绪上的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我是很希望与那些对我有异议的进行对话，希望人家有理有据地告诉我，我哪里不对。但基本是很失望地发现，人家更多的是发泄情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原有的历史印象，不想改变而已。历史就是历史，事实面前，没什么好说的。
　　在中国，做历史研究有两拨人，一拨是看档案，从档案文献，最基本的史料入手，主要是为了还原历史过程；还有一拨是老想着要得出什么结论，符合什么理论逻辑。我跟后一拨人就没法对话。我要做的，就是用细节勾画真实的历史过程，至少是树立一面镜子，让大家看清楚。至于要得出怎样的结论，吸取怎样的历史经验，那都不是我的职责所在。
　　新京报：你做的冷战史研究，其实重心仍然是在中国，其实是在彼时国际视野中，去看中国的发展轨迹与选择？
　　沈志华：可能最后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知道更多东西后，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你会发现有各种力量在左右中国的发展。但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只是想一点点还原，想知道历史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比如我的书《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就是想知道，为何中国在1956年整体发展都还不错却突然去搞反右了，从春光明媚奔向阴风疾雨去了。然后去找史料，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去寻找内在逻辑，作出可能的推断。研究中苏关系，也是这样，当然，还有朝鲜战争、“波匈事件”中中国的作用，都是这样一点点构建起一个较为合理的历史逻辑。
　　我跟很多人都说过，研究历史有点像搞侦探，你去搞清楚事实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只要有一点说不通，那就得重新去发现研究。最近，柬埔寨有一批史料开放了，我就赶紧过去看，说不定，之前有些看起来合理的解释，因为一点新的史料，就会有另一番不同的局面。
　　来源：新京报20130331
　　作者：沈志华张弘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