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五四”雕塑与“公共记忆”

　　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行程中，“五四运动”打下了她深深的印记。因此，在共和国成立前一天奠基、最终在1958年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八组浮雕中，有一组就是“五四运动”。这组浮雕表现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演讲以“唤起民众”的场景，它以这种群像向人们作出对历史的诠释：青年学生是这次运动的主体。在这些愤怒的“新青年”中，北京大学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2001年在北京新建成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中段紧挨旧北大“红楼”的五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一座4。5X8。2米、重达4吨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顺理成章，非常恰当。在具有特殊意义之处竖立大型公共艺术作品纪念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灌输、强化、提醒人们的历史记忆，也是举世的惯例。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不同，这座大型新雕塑的浮雕的主体是那些青年学生的精神之父他们的老师。的确，正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培养、造就了一代新青年。但使人惊讶的是，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和青年毛泽东等人的头像，而且青年毛泽东头像位居雕塑中心，却独缺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而这新一页，却是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的。1916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上海首次出刊，创刊号的篇首就是陈独秀本人写的“敬告青年”，提出了著名的“新青年”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一潭死水中突然掀起不小的波澜。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当时尚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新文学的“八事”，明确提出“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今日看来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当年却是骇俗之论，被称为“发难的信号”、“首举义旗”。此后，陈、胡联手，共同推进新文化事业；陈果决、胡宽容，陈重破、胡重立，可谓相得益彰。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从上海迁居北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京；同年9月10日，胡适也来到北京大学任教。陈、胡以《新青年》为阵地，集结了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在贫瘠的中国思想界播下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在内忧外患不断、社会腐败不堪、政治一团漆黑的情况下，陈独秀、胡适先后改变了不谈政治的初衷，卷入政治的狂澜。《新青年》初办时，陈独秀明确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胡适初回国时也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国事如此不堪，他们最终忍无可忍，以“匹夫有责”、“舍我其谁”的精神直接从政。书生从政，实际难免尴尬，结果他们都被政治的大潮裹挟，起伏跌宕，双双酿成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人生。但在最灰暗的人生岁月中，他们仍执着于民主与科学的信念，而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使他们对此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陈独秀反思说：“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胡适满含沧桑地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无论他们后来“干政”的历程如何坎坷曲折，历史的风云际会使陈独秀、胡适无可否认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坦承自己在新文化阵营同仁中“佩服陈、胡”，而当时的一代青年对他们的敬佩更不在话下。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事实，确实如此。
　　1917年春，年仅24岁的青年毛泽东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文章。两年后的“五四”期间，陈独秀被军阀逮捕下狱，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认为陈独秀宣传的民主与科学两样东西为我国所缺，因此盛赞陈为“思想界的明星”，说他的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最后甚至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对陈的崇敬，溢于言表。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如毛泽东参与组织了湖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但自己却并未出国，与胡适的影响关系不小。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说自己觉得出洋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1919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后寄给胡适，请他指点。胡适同年8月末在《每周评论》上撰写的“介绍新出版物”中高度评价《湘江评论》，以师长的口吻赞赏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因此二十余年后，在中国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回忆说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而在50年代出于政治需要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毛泽东仍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左”的偏见，“实事求是”的原则得不到坚持，陈独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一段时间内在国内未得到应有的评价。但自1978年后（并未等到二十一世纪！），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实事求是精神的重新提倡，学术界对陈、胡二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作了客观研究和公允的评价。近年来，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被有关部门吸收，并在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和中国党史的著述、文献影视片中得到一定反映，这些作品对陈、胡这一时期的作用和地位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恰当的历史定位。曾经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显现出来。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竖立的这座“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仍然为那种“左”的观念所囿，罔顾历史事实，依然不愿“还历史本来面目”，不愿为陈、胡“恢复名誉”，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由于雕塑的作者完全是以后来的“成败”论英雄、排座次，所以才会把当年历史事件中的“学生”置于“中心”，把“老师辈”的李大钊、蔡元培等放到“边缘”，而起指挥、领袖作用的陈独秀、胡适则干脆被“一笔抹煞”。在这里，“历史”明显屈从于“权力”。难怪有人玩笑地说希腊神话中司掌历史的女神克莱奥（Clio）是位俊俏势利的时髦女郎，总是欢待成功者，冷落失意人。这说明“新时期”开始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待深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确不容易。正是在种种“非历史”观念指导下，才会产生这种扭曲历史的雕塑，其后果非常严重，应该重视。因为这种具有公共纪念性质的公共艺术品具有某种宣传的“强迫性”，使过往者不能不看；同时对大众而言，它对所表现、诠释的事件又具有某种权威性。所以纪念性公共艺术创作、策划和审批者个人的识见，即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通过这种作品对“公共记忆”的形成均有极强的影响。现在时常有人在“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前照相留念，但留给他们的，将是没有陈独秀、没有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如上所述，一个事件被竖成雕像，其功能在把某种特殊记忆灌入大众的脑海之中，使之成为集体记忆。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记忆”在本质上带有规范性意义，即人为地规范人们记住什么、忘却什么，实际上充满了人为选择。在这种人为的筛选过程中，纪念性公共艺术起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纪念性公共艺术品从不是纯粹的美学表现，在其建造过程中，从规则的制定、对艺术家的挑选、艺术家对作品的理解、方方面面对作品的修改审订直到最后完成，价值、权力、利益等诸种因素可谓贯彻始终，并或明或暗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如何恰当地表现某个场所独特的时空特性，即用艺术的形式来表徵、凝结与此场所相关的事件或人物，形成独特的历史性，是这种纪念性公共艺术应当慎重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且，公众对此更有参与的权利，即有权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有关方面事前应公布方案，广泛征求意见。总之，公众应参与“公共记忆”的形成过程，而不能由少数人来影响、决定我们的“公共记忆”。
　　《粤海风》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