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自由与奴役

　　革命与变形之六：“将他们一个不漏地全部消灭”
　　在对待哥萨克的问题上。谁都知道，俄国的哥萨克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内部有较强的共同体意识。它在俄国存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哥萨克”源于突厥语“自由自在的人”，原是俄国农奴化过程中不愿受束缚而从俄国中部地区逃亡到边远地区的人，类似于中国所谓的盲流。他们实行土地部落公有、兵农合一、耕战一体、由部落民众大会推选出非世袭的统领（音译盖特曼）为领袖，与帝国政府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由于其形成的历史决定了哥萨克人天然地具有“反国家性质”，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驯服于某个政权，但是他们又无法自立，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萨克的生存哲学是游离于夹缝和边缘，尽可能地利用主流社会的各种矛盾，以保持自己的自由度。历史上哥萨克经常反抗沙皇政权，斯捷潘拉辛、普加乔夫等最著名的几次“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哥萨克起义；而近代俄国哥萨克卷入反对派运动也是常有的事。但另一方面，哥萨克在沙皇的怀柔政策下也常常为其所用，无论是对外扩张边疆，还是对内镇压反对派，都可以看到哥萨克的“勤王”之师充当急先锋。
　　革命前的各种政治反对派都在争取哥萨克，布尔什维克也没少利用哥萨克特点为其服务。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一再强调“欢迎哥萨克与我们联合，苏维埃通过的决议一定会使哥萨克放心”。当时布尔什维克谴责沙皇政权历史上对哥萨克人的压迫：残酷镇压普加乔夫等哥萨克起义，破坏哥萨克自治，通过向哥萨克地区移民来抢夺哥萨克的土地、剥夺哥萨克的自由等等。布尔什维克表示，革命后一定延续哥萨克自治的政策，允许他们自主选举苏维埃，成立哥萨克军人会议。这些宣传赢得了很多哥萨克的同情。内战中的夏伯阳、柯楚别依都是为列宁政府而战的著名哥萨克英雄，而布琼尼的红色骑兵，更是由为布尔什维克打江山的哥萨克组成。
　　但是列宁对哥萨克的猜忌和内心的敌视根深蒂固。这些“盲流”如果说在沙皇体制下都不易管束，那么更为极权的布尔什维克体制就更容不得他们。1919年初，一旦自己的力量足以应付局面时，对哥萨克的不信任很快发展到对哥萨克的大规模惩治。1919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彻底剿灭哥萨克的秘密通令，清楚地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对待哥萨克的真正态度。为了使大家了解到全貌，我们把整个“密令”全文刊载：
　　鉴于同哥萨克进行国内战争一年来的经验，必须承认，同哥萨克整个上层人物进行最无情斗争的惟一正确方法，是将他们一个不漏地全部消灭。任何妥协和动摇都是不能允许的。为此必须：
　　1。对哥萨克人中的富人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将他们全部消灭；对直接或间接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哥萨克人采取大规模的、无情的恐怖行动。对哥萨克人中的中间分子要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他们不再试图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
　　2。没收粮食，并强迫把全部余粮交到指定地点，这里既指粮食，又指其他一切农产品。
　　3。采取一切措施为外地迁入的贫苦农民提供帮助，具备迁入条件的地方，都要组织他们迁入。
　　4对迁入的“外地人”与哥萨克人在土地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都平等相待。
　　5实行全面缴械，凡缴械日期截止后仍被查出武器者格杀勿论。
　　6武器只发给外地人中的可靠分子。
　　7完全恢复秩序之前，哥萨克镇的武装队仍要保留。
　　8。派驻哥萨克各居民点的全体政治委员均须十分坚定并始终不渝地贯彻本指示。
　　中央决定，通过有关的苏维埃机构来落实向农业人民委员部作出的保证：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大批贫苦农民迁往哥萨克地区。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这个密令至今读来都令人毛骨悚然。从对哥萨克精英的人身消灭、经济上对哥萨克粮食和“其他一切农产品”的彻底剥夺，加上以武力向哥萨克地区输入外来移民，夺取其生存空间，实际上就是要斩草除根，彻底灭绝哥萨克这个族群。不难看出，要落实这个秘密通令中提出的种种要求，不仅会给哥萨克，而且会给整个俄国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个文件本身以及它的起草者和批准者的名字一直是严加保密的。直到现在，我们从档案中也查不到更加详细的记录，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此次会议的记录没有记载与会者的姓名，大概也并非偶然。
　　从此，不服从悲剧命运的哥萨克便成为镇压对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哥萨克暴动，南方战线派出大规模正规军镇压，曾一度导致红军失利，放弃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直到19201930年代，在苏维埃政府的彻底剿灭下，哥萨克力量日渐衰落。他们的残余力量大批涌入捷克、土耳其等地成为难民。后来苏维埃政府又通过移民、掺沙子，最终使保持了几百年的特殊群体融化在普通百姓当中。现在俄罗斯的所谓哥萨克只是“观赏性”的“民俗哥萨克”，真正哥萨克的族群和社区早已不复存在了。
　　革命与变形之七：“一阔脸就变”
　　在民族与国际关系问题上。说到哥萨克就不能不谈谈乌克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乌克兰就是个“哥萨克国家”。“乌克兰”一词俄语意为“边区”，原来就是指哥萨克“盲流”流往之地。几百年来这些哥萨克依偎于俄罗斯、波兰、奥斯曼土耳其等周边几大国之间，借力打力，竭力维护自己的自主地位。其中离俄本土较近、共同体特性相对较弱者仍被视为“俄罗斯人中的哥萨克”，而离得较远、特性更明显的那些哥萨克“边区人”就形成了“乌克兰”民族，并在合适的历史机遇下走上了民族独立的建国之路。
　　中国人很熟悉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把1918年战争（苏联时期视为“内战”的一部分，现在在乌克兰则被称为“乌克兰独立战争”）时期抵抗苏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律斥之为“白匪”。乌克兰独立后这种评价标准发生了翻转，除乌共外，一般乌克兰舆论无论左右都视保尔柯察金代表的苏俄红军为“侵略者”，而“彼得留拉匪帮”则是为捍卫民族独立而战。尤其彼得留拉本人更被视为民族英雄，在今天的乌克兰享有极高声誉。
　　其实仅从“左派”的观点看，彼得留拉在1917年的俄罗斯帝国也是个典型的“革命者”而绝非“反动派”。他是社会革命党人，长期从事反沙皇的革命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成为反战士兵运动的领袖而如前所述，布尔什维克上台主要就是靠的这些“反战士兵革命”。
　　因此毫不奇怪，布尔什维克对乌克兰曾经有过与“保尔”全然不同的态度。掌权前的列宁是如此敌视“俄罗斯爱国主义”，以致连“在两国统治者的战争中我们应守中立”的主张也不接受，而大力呼吁要“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他连当年历史上的“俄乌合并”也否定，认为1654年别列亚斯拉夫协定“使乌克兰文化遭到摧残”。那时他的“乌独”立场甚至比领导乌克兰建国的中央拉达（“拉达”即乌克兰语“大会”，词义近似于俄语“苏维埃”）还激进。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他对乌克兰的态度立刻变得暧昧起来。十月革命后不久，中央拉达于11月20日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俄近一月之久没有公开反应，而暗中指望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控制拉达，直到布尔什维克在基辅夺权失败后，才于12月18日发表了一个内容矛盾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一方面宣布“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但同时要求中央拉达在对德与对卡列金的问题上与苏俄保持一致，并要拉达同意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还以最后通牒式的口气要求在48小时内答复。
　　12月24日，苏俄一方面在哈尔科夫成立与中央拉达对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另一方面又派出代表与拉达领导人举行谈判。拉达方面本着与苏俄善处的愿望提出双方协议的基础：苏俄“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拉达“承认卡列金及其帮凶是反革命”。苏俄政府随即于1918年1月1日作出“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对拉达方面提出的协议基础表示首肯。但不久，苏俄羽翼渐丰，便于1月13日发表声明，认为拉达的答复“含糊，模棱两可，简直近乎嘲弄”。于是中断谈判而对拉达发起军事进攻。但这个声明同时又再次表示：“乌克兰人的民族要求，即他们的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已得到苏俄的“全部承认，不会引起任何争执”。
　　当时苏俄攻击乌克兰拉达政府的主要口实是卡列金事件。卡列金是顿河哥萨克首领，沙俄右派将军，十月革命前他就参加了右派反对临时政府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革命后他逃回顿河再树叛旗，成为最早反抗苏俄的“白匪”之一。卡列金并非乌克兰人，作为保守派将军他维护沙俄帝国传统，不承认乌克兰独立。因此拉达并不反对、而且愿意配合苏俄剿灭这一“反革命”势力。但是苏俄借此要求拉达听命于自己，把权力交给自己扶植的苏维埃，并允许苏俄军队入境。拉达政府当然不能中这种“假道伐虢”之计。实际上，卡列金很快失败并于1918年1月29日自杀。然而苏俄并没有因此改变敌视拉达的态度。后来彼得留拉作为过去的革命者、如今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一直与在乌克兰代表旧俄传统的“白卫”将军们邓尼金、弗兰格尔之流为敌，但是列宁政府仍指他为“白匪”。
　　不过，以苏俄当时的力量，要征服乌克兰还是力不从心的。这一时期，苏俄及其在乌克兰的支持者实行的剥夺农民的余粮收集制激起了普遍反抗，而乌克兰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则废除了这种制度，列宁当时多次承认斯氏此举深得民心：“人民已经疲倦了”，“他们去做某种蠢事，甚至去投靠斯科罗帕茨基，因为大多数人民是愚昧的”。然而列宁对乌政策的出发点完全是实力至上，乌克兰政权是“左”还是“右”，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同，甚至对外政策是否与苏俄协调，都是次要的。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盖特曼政府随即垮台。尽管继之而起的拉达民主派执政府与盖特曼相比，既不那么亲德，又具有更多左的或“革命”的色彩，而且此前苏俄也曾承认他们。但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乌克兰的兄弟们身上。”
　　实际上，苏俄这时的乌克兰政策仍然极为“灵活”。1919年初协约国军队在黑海登陆后，乌克兰执政府对其进行了抗击，双方在敖德萨地区发生冲突。苏俄判断“乌克兰的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决不会与协约国合作，又想利用执政府了。当年1月4日，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提出：“现在插手乌克兰事务，从军事上讲不适宜并且十分冒险”。因此要乌克兰的亲苏俄势力暂停反执政府的游击活动，并表示苏俄“要设法同乌克兰执政府达成协议，”直至“同彼得留拉之流结盟”，即便这“会使乌克兰的工人群众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协约国一撤军，苏俄马上又对执政府大举进攻。
　　应该说这种列宁式对外政策的模式我们中国人是十分熟悉的。当年苏俄处境艰难时两次发表《卡拉汉对华宣言》，信誓旦旦地许诺要归还沙俄从中国割去的大片领土，但其处境稍有改善，立马就不认账了。我们后来把这归罪于“修正主义”，其实这苏俄“一阔脸就变”明明是列宁领导时的决策。列宁曾多次给瓦利多夫说，先前的协议只不过是‘一张纸’”，为了斗争的需要是不能当真的。超脱点看，这种基于利益的谋略外交对于苏俄的生存与壮大确实很有成效，但由此而来的乌克兰归属苏联的道义基础显然不稳固。1920年，彼得留拉领导的乌克兰国民军被强大的苏俄红军彻底击败，昙花一现的乌克兰第一次独立就这样结束了。但由此而造成的历史创伤并没有消失，后来它终于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在民族际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如此翻云覆雨所为何来呢？其实严格地讲，列宁的确不是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俄其他民族而言）或者俄罗斯霸权主义者（对其他国家而言），他相信“英特耐雄纳尔”（国际主义），相信马克思讲的“工人没有祖国”，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这一系列意识形态观念应该如何评价，恐怕永远都是见仁见智的复杂问题。但是笔者认为，问题的要害可能还不在于意识形态本身，而在于意识形态标榜者的无限权力。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列宁不但相信这些意识形态，更相信自己的权力高于这一切英特耐雄纳尔也好，“工人国家”也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也好，都只能由他来代表。当自己没有掌权时，他以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自居来反对这个国家，既希望俄罗斯帝国内部发生“乌独”和帝国崩溃，也努力促成对外战争中“本国政府战败”。而自己一旦掌了权，他就要求“独立的乌克兰”只能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实际上就是只能由他自己领导。不接受这一点的乌克兰人哪怕过去是老革命，现在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和“白匪”（他并不称这些人为民族主义者，也无视这些人与俄罗斯白军的对立）。这里变化的并不是意识形态（列宁从来在理论上没有否认过乌克兰有权独立，也没有宣传过大俄罗斯思想），而就是列宁自己从权力觊觎者变成了大权在握者。变化之前，无论是谁搞“乌独”都有利于他夺取权力；变化之后，乌克兰无论独与不独都应该归于他的权力之下无论是在一党制下“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这个“独立国家”与同样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独立俄罗斯”在“列宁的旗帜下”结盟，还是乌克兰成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国家”俄罗斯的一部分，有什么实质不同呢？
　　民族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亦然。既然自己不仅代表俄国无产阶级，还代表世界无产阶级，那么无论是自己势穷时割让俄罗斯半壁江山以维持自己继续掌权，还是势壮时悍然进攻别国以“发动世界革命”，就都是理所当然的了：前者是牺牲俄罗斯以保住“世界革命根据地”，后者是扩张“世界革命根据地”而牺牲别国主权。然而，通常被认为是“卖国贼”和“侵略者”的两种行为只要是打着“代表”的旗号就可以成为高尚的了吗？如果“被代表”的人们对这些自封的“代表”完全没有约束力，无论俄国还是世界的“被代表”者从上述两种行为中真能得到好处吗？
　　1921年，当内战的炮火尘埃落定以后，苏维埃俄国的目标已经与革命的理想大相径庭了，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吗？社会主义到底是“通往自由之路”，还是“通往奴役之路”？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也许就像波普尔所说的，以强力制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都会造成人间地狱。现在有些研究者认为，“这种手段是在战争时期不可避免的，为了保证千百万城市居民的生死存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无心之过，无奈之举。这种论点的谬误一望可知。梅德韦杰夫说，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听到有些人说，为了某些崇高的国家目的，这么多人的牺牲是值得的。但是，“我坚信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价值。”这个教训，俄罗斯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全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