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尘封的智慧

　　甫经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热潮，有关历史文献与雅俗共赏的著述就在去年出版数百种，国际研讨会也开了不少，无论是专业历史学家，还是网络作者或公共历史作者，人们对这场革命的成败得失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却未见有人参考过民国时期出色的宪法学家兼政治学家鲍明钤早在1922年就名震异邦的英文著作《中国民治论》（ModernDemocracyInChina），也很少有人关注由作者后裔呕心沥血迻译的《鲍明钤文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6），未免愧对前贤，妨碍历史研究与宪政探求之精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发现，当代法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著述都远不及民国学人的水准，这就完全印证了歌德的一个断定：“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即便是浙江大学创刊于抗战时期的非专业性刊物《思想与时代》，其中的分量与学术品位也不是如今多数学术论文所能望其项背的。个中差异，值得深思。学术职业不比经商，无法一夜成富，与时俱进还得循序渐进，否则就免谈了。
　　鲍明钤，1894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基督教牧师之家，12岁时父亲病故，全赖母亲缝纫维生。贫寒的家境从来都是有志者自强不息的助跑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则驱使他立志向学，报效家国。1914年，他在清华学堂考取公费留美生，放洋8年，相继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与宗教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霍大的校长F。J。古德诺与W。F。威洛比教授、W。W。威洛比教授既是中华民国的宪法顾问，也是他的师长。《中国民治论》在美出版之年，也是作者受召回国之年。他相继任教南开、北师大、北大、朝阳、辅仁等校，担任政治学教授或英语系主任，1946年6月到过延安，考察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及至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政治学被取消，遑论宪法课程，英语被俄语取代，他无书可教，近乎闲置，1956年突然被捕，1961年瘐死狱中。
　　鲍明钤的命运浓缩着那一代留美学人的苦难，成名过早的学术声誉与淡视党派的旨趣辄使他雪上加霜。他的第一本著作还不是《中国民治论》，而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历史与概述》（TheForeignRelationsofChina：AhistioryandaSurvey），该书的扉页就毫不掩饰地写着：“献给我的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民”，期待祖国以务实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正当权益。为此，他还在某些国际研讨会与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见解。他说：“中国自我图存政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中国必须强大起来中国应建设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及一个坚强而且统一的政府。”惟其如此，《中国民治论》一书就接踵而来。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个民族正面临着，或即将面临在本国历史上，或者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一场危机。眼看着理应有一个良好、稳定和有效的政府，勤俭、耐劳、善于容忍和热爱和平、无助和无辜的中国人们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说不尽的种种苦难，良心的呼唤要求有识之士承担起研究这个问题，并指出出路何在。”
　　以汉译文本编入《鲍明钤文集》的，除了上述二书，还有《门户开放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和平》，再加原有的汉文篇章《中国现代政治》、《外人在华沿岸及内河航行权问题》、《在华外侨之地位》，凡90万言，实乃鲍家历经浩劫之后所能找到的作者生前著述之精华，编译者乃年逾八旬的鲍氏之女丽玲女士与女婿毛树章先生，一对耄耋夫妇是师出协和与同济的医科专家，丰富的英译资历与坎坷的社会阅历，加上虚心求教的译述态度与老朝阳毕业生的倾力支持，在在都是译准原作的坚强后盾。法学名师熊先觉先生与东欧问题大家许葵先生都是老朝阳的弟子，他俩为乃师文集合撰的序言虽然篇幅不长，却不仅是一篇高质量的导读美文，也是梳理先师学术理路之佳作。二公自有理由坚信：“肉身会消失，名声可以湮没，但思想的光辉却无法永远遮蔽。”
　　粗阅文集，最让我难以搁置的还是针对民初政治危机的《中国民治主义》（即《中国民治论》）。鲍明钤在原序中就如实地表明：“作者没有参加中国的任何党派，仅仅是为了追求真理，不站在任何集体或派别一边”，“恳请善良的读者们原谅作者提出的主张和建议中所表现的坦诚、直率和无所畏惧”。为了使本书切实可靠和具有实用价值，鲍氏不仅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欧美宪政资料，还走访不少研究中国问题与宪政问题的权威人士，“努力把本书的立论不是建立在很多的政治理论上，或是宪政政府新的经验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经验的牢固基石上，特别是领先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所显示的政治和立宪经验上，以及在中国近年的历史中所反映出来的经验上。”
　　至今为止，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彰显辛亥革命开启民国新纪元之首功时，无一不是以《临时约法》的文本为标准，臧否人事。鲍明钤则从近代欧美宪政理论与中外宪政实践两个维度，厘清制度设计与民国政局动荡之间的因果关联，发他人所未发。虽然孙中山也注意到，理当“先县自治之成立，而后国家机关之成立，《临时约法》，适得其反，其谬已不可救矣”，但在鲍明钤看来，《临时约法》的缺陷还远非如此。首先，总统与总理的责权没有明确的划分，只能造成二者之间的不断摩擦与互斗；其次，参议院与众议院的人数过多，两院议员的出席经常很不规则，不仅效率低，而且麻烦不断；第三，两院的权力相等，而且权力过大，使立法机构不能有效地协助政府，反而成为政府的障碍；第四，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分属不同的政党控制，相互冲突与对抗就会跟随而来，阻碍国事；第五，没有规范中央政府与各省关系的条文，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作者不仅批评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与地方势力的好战，也批评掌控议会的国民党人的党同伐异。作者确信国家的民主宪政定将成功，但也强调：“人民要有关心公共事务的气质或精神”，并且积累相应的政治经验；需要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组织良好的政党，而国民党与进步党都有缺陷；“应由一些不成文的宪法道德规范主宰那些从事政治博弈人士的意识”，尤其是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意识；期待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永久宪法。为此，鲍氏还认真设计出一部超出党派色彩的永久性宪法草案。他的直言不讳却触怒了当权者，不仅禁销他的著作，还派人追捕，逼他逃亡菲律宾。他虽然也盼到了1949年国家建设时代的来临，但对他来说，后来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无需等候大革文化之命的灾难降临，此公就在狱中怀着满腹学识撒手尘寰。
　　有位西哲曾经不无挑战性地发问：“在历史中，你是否曾获得任何我们现代情形的启示，或我们判断及政策的指引，或任何能防止变迁与兴起的护卫的力量？你又是否曾从过去事件的连续中，发现出一种律则，使你能预测出人类的前途，或国家的命运？”当你读过已被尘封数十年的鲍氏著作之后，或许就不难回答这样的诘问。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2年4月20日“读与思”周刊
　　（作者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