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勃列日涅夫与僵尸主义

　　健忘恐怕是人类最顽固的症状之一了。在伍迪艾伦一部名为《爱与罪》的电影中，有一句极具哲学意味的台词，大意是，人类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去忘却令人悲伤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
　　仅仅过了20年，我们都已经不大记得在世界上曾经存在过一个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大帝国：苏联。不仅仅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过气的名词毫无意义；在90后的世界里，恐怕是闻所未闻呢。当然，其实我们知道，它曾经如此紧密地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甚至，它是人民共和国得以缔造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在那个国家里，曾经有过一群叱咤风云、挥斥方遒的帝王将相。不过，他们的名字在“现代”已经杳然无踪。连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难得一见，更何况像托洛茨基、米高扬、朱可夫或者安德罗波夫这些人呢？
　　历史之凉薄，有时委实叫人感伤。
　　在苏联的诸领袖之中，勃列日涅夫又总是被人遗忘。不过，在各种研究文献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却算是整个苏联70多年历史中最清明承平的时光：没有大规模的屠杀和清洗，国民的生活显著提高，国力强盛堪与美国相提并论，太空竞赛令社会主义扬眉吐气。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南泉研究院的著作《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却要对此作一次“解毒”，明言这段时期，乃是令苏联在1991年分崩离析的致命时刻。勃列日涅夫可比明朝的万历皇帝。
　　勃列日涅夫乃是在1964年10月苏联最高政治层面针对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上台的。按照陆南泉的研究，他之所以能够上台，恰恰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性格并不突出，能够平衡各方等因素所致。然而，这个“在权力斗争和安插干部方面不用别人去教他的”庸人，却在最高领袖宝座上一坐18年，一直到1982年死去。
　　即便陆南泉已经做了提纯，翻看这本书也是一个索然无味的过程。勃列日涅夫可以算作一个懒惰的领袖，在政治经济上均无太大的动作，除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似乎曾经令人看到了改革的迹象之外，他的整个执政生涯无波无浪，既无斯大林杀人无算的铁腕残暴，亦无赫鲁晓夫千奇百怪的政治丑剧，更无他的后任戈尔巴乔夫开启“人道社会主义”的喜剧情形。应该说，在苏联的历史上，把他看成一个“好人领袖”似乎不算太过分的评价，其实，当今的俄罗斯人甚至也是这么看的。
　　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里，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埋下了所有的祸根。在经济上，勃列日涅夫经过短暂的振兴之后，拒绝再对苏联的经济政策做任何的变更，计划经济体制在他的手上殊无变化，而只是一味沿袭斯大林时期的政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改革，改革谁还需要改革？”他认为苏联已经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剩下的不过就是筹备共产主义而已。政治上，他虽然并不像斯大林那样屠戮政治对手，但是也排挤流放了所有的政敌，成为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名副其实的专制者，不但拒绝向民主变更，反而把干部终身制、老年化当成维护政权稳定的不二法门；在外交上，他发动了两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布拉格之春和入侵阿富汗，苏联成为纯粹的霸权主义国家。
　　《走近衰亡》除了陆南泉的研究之外，还收纳了包括闻一、高放、秦晓等数位学者的见解。除了闻一之外，多数专家无不以为勃列日涅夫开启了苏联的“衰亡世”。然而我却怀有深刻疑问：若要言衰亡，必有兴盛。苏联自立国之后列宁的短暂执政，其后便是斯大林的红色恐怖，而后是赫鲁晓夫的独脚喜剧，再便是勃列日涅夫的僵尸政策，哪里有过兴盛时期？整个苏联的历史，现如今看起来，都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类悲剧集中表演，从何而谈兴盛？
　　而勃列日涅夫时代，在我看起来，更为准确的表达，不过是苏联体制中固有的僵尸主义的复活剧而已。
　　曾经担任勃列日涅夫政策高参的阿尔巴托夫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版过一本影响甚大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陆南泉引用阿尔巴托夫的话说，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在助长国内的保守趋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
　　所谓的保守趋势，也就是否定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否定，回到斯大林的趋势，也就是我说的僵尸主义。我敢说，这几乎就是勃列日涅夫以及苏联的命定轨道，也就是其后戈尔巴乔夫试图另辟蹊径进行开明改革所必然要经历失败的原因，也才是苏联未曾经历兴盛就已然衰亡的先天不足。
　　所谓的僵尸主义，无非由三个层面构成：
　　其一是拒绝改革的政经体制。在斯大林否定了列宁试图挽回部分资本主义元素的新经济政策之后，苏联就进入了计划经济体制。其本质就是后来勃列日涅夫一再强调的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在政治上，元首独揽、党政一家乃是其本质特征，所有在这个方面的变更企图，都以被镇压而告终。
　　其二是思维方式的保守与专制。在政治和文化思考上，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在社会舆论的导引上，只能容许一种声音的出现，任何其余的声响都被列入杂音，以破坏稳定为罪名，统统给予棒杀。民主乃敏感词，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既然思维方式只有一种，那么与此不同的任何思维，社会事务也好、法律事务也好、环境事务也好、企业事务也好，一切事务都是政治事务，与统一声音不协调的，就全是异议声音，乃是“反党反社会言论”，必得严惩。在书中所提到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虽有多个分支，在勃列日涅夫政权那里便只有一个结果：封杀。
　　其三是权贵阶层的不断扩张。维护稳定的价格就是给国家机器的维护人群以特殊的待遇权势名利。书中提到，斯大林时期享受各种特供、特权和特别待遇的人员，占到总人口的1。5，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人数还在不断扩大。他们乃是整个社会腐败的基本元素，不仅仅因为他们享有与劳动不成比例的成果，而且破坏社会的体制和规则，使对于制度的尊重难以树立。然而的确，就是他们依靠权力维持着国家的“稳定”，以保证勃列日涅夫与他们自己能够永恒享受这般美好生活。
　　许多人，包括本书的作者与专家，都似乎期望以苏联作为镜鉴，警醒中国政治勿滑落苏联的陷阱。我却以为不然，因为以勃列日涅夫的所作所为与苏联的发展历程，并不能照进中国的现实。
　　中国目前的发展，与勃列日涅夫时代几乎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在经济上中国引进了市场制度，并且运行尚属良好；在思维上，社会与民间的力量日益增强，倒逼政治层面不断变化与开明。权贵阶层尽管也大量存在，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来源，但以官僚技术化为主要趋势的制度确然已经形成。
　　当然我并不以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僵尸主义政治的幽灵，但是显然苏联所提醒我们的恰恰不在于其零敲碎打的变革机巧，而是其整体崩溃的基本命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缘何失败？在于僵尸主义的魂灵从斯大林遗留给赫鲁晓夫，从赫鲁晓夫再输送给勃列日涅夫，它在苏联已经埋藏得太过于深厚，以至于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足以撼动体制的根基。戈尔巴乔夫无路可走必须改，一改便是崩塌。
　　中国已然行进到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市场的运行有其自然规则，必然需求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的适应性变更。比之苏联，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基本转化的条件，只是僵尸主义的魂灵却不断地循环往复，顽强而执着。
　　回顾往事固然感伤，但看透本质却是必然。群情汹涌的社会与僵尸主义的政治行将进入明晰的对抗，勃列日涅夫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准确的前车之鉴，然而他所面临与深化的痼疾，却时刻都若隐若现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浮沉。若以为他的衰亡不过是他自己的故事，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就在前方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