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麻雀的劫难与人的悲剧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像，在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薛攀皋先生的《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一文，详述了这段荒诞不堪的历史，读后不能不使人叹思良久。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个草案的酝酿过程中，鸟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消灭。但这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并未被接受，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朱洗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灭麻雀的运动也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颇为不满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
　　面对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强大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并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毛泽东，他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悲剧。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从麻雀的劫难到人的悲剧，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作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在在均引人深思。但此刻我只想说，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了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嶙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