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文化研究的“去经典化”

　　我属于“四人帮”倒台后有幸上大学的那批人，经历了长期“文化剥夺”，患有严重的“文化营养不良症”。记得当时学校图书馆分批解禁各种图书，我们这些亟需“恶补”的人飞快地读完了开禁的书目，等待着下一批。现在想来，那会儿真是有一种名著“情结”，老师课堂上讲的是名著，学生课下读的是名著，大家宿舍里讨论的是名著，写作时模仿的仍是名著。那时在我们眼中，文学研究就等同于名著研究。
　　不是吗？一部文学史，就是名家名作的排列组合！
　　随着学养的增长，逐渐发现心中所敬仰的那些学术大师们谈论的，也是同样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即便是那些来自民间乡土的神话、话本或图画，业已被学院化的眼光拔高、纯化和提炼为充溢着神秘光环的经典了。也许，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粹便是由这样一些光彩过人的经典构成的。确实，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屈原、陶潜、李杜、曹雪芹和鲁迅，那将何等苍白？！经典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文化记忆，舍此，历史将变得索然无味。
　　然而，除了经典，还需要别的什么？皓首穷经于经典当然是学者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如今仍很有诱惑力地召唤着青年学子。但只有经典似乎是不够的。歌德曾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话语中透露出某种对经院式思考的轻蔑和鄙视。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已被充分地媒介化了，阅读《离骚》、《红楼梦》似已不那么常见，电视、广告、通俗小说、流行歌曲、时尚服饰、摄影、家居装饰等等，才是我们真实的存在。经典或许正在日益远离我们而成为精神的“乌托邦”。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此遗训今天已不再有效，日益消费化和媒介化的日常生活并不由种种经典构成。
　　文化研究可以说正是顺应这个历史趋势。文化无所不包，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衣食住行，举凡一切人的活动和现实，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从文化研究的历史来看，有一点值得深省。澳大利亚学者杜林称：“文化研究不是一门像其他学科那样的学科。它既不具有界定明晰的方法论，也不具有明确界划的研究领域。”所以，“文化研究当然就是文化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代文化的研究。”从严格的学理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不是同义反复便是不得要领。然而我以为，在这种似乎闪烁其辞的说法背后，其实蕴含了一个深刻的想法，那就是文化研究是对经典化的学科范式的颠覆。
　　毫无疑问，经典化的研究是与学术的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换言之，从古代智慧型的学问，到当代知识型的学术，其间的变化非常深刻。文学研究如今有其固定的边界和范式，有其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方法论。一代一代学人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过程，毋宁说就是接受种种范式和术语强制的过程，一种看似完善的专业目光形成的过程，实际却很可能是现实关怀和敏感度逐渐削弱的过程。于是乎，当人们习惯于这些学科、范式和思维方式之后，当他们成为合格的、符合角色期待的学人时，经典化的血脉便在不知不觉中浸润他们的思维肌体。经典遮蔽了对非经典的注视，研究经典意味着施行隐蔽的“权力话语”，把非经典的日常生活从我们的思考中驱逐出境。一个奇怪的双重生活构成了日益受经典化熏陶的学者们的生活：一方面是活泼新鲜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终日在经典中沉思的乌托邦，两者的分裂达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
　　文化研究也许不像传统的经典研究那样艰深莫测，也不像经典研究那样泾渭分明范式明确，甚至它没有那么多直接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研究冲破了学科界限和经典束缚，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了更为鲜活的日常性，转向直接的生活情境。因此，文化研究的冲动首先就来自它对学术制度化和经典化的反动。它冲破了学科业已形成的悠久的“条条框框”，赋予思者更多的自由和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这种状况在西方学术界已渐成气候，越来越多的英文系课程不再拘泥于希腊史诗、悲剧、莎士比亚、弥尔顿而是大众媒介、电影、女性主义、时尚、视觉文化等等。日常生活进入学术视野，其意义非同小可。过去我们常常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经典化却妨害了理论对实际的关注。日常生活进入学术，恰到好处地使得理论回归实际，重新唤起我们日渐麻痹的现实关怀。如果当下的人文科学思考少谈些什么“终极关切”，多一点现实关怀，将会更有现实意义！
　　再者，文化研究非经典化的冲击，带来了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的可能性。学术训练和学者专业资格的获得，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适应业已确立的特定学术范式，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在既有的学术边界和规范中活动，既是最安全的，又是最省力的，因为制度化是一种保障。比如，学术刊物的专业化，使得习惯于某种学术写作和主题的文章可以顺利刊出，而看似“不务正业”的文化研究、多学科研究的尝试之作，便难以找到合适的“言说阵地”；在学术机构内普遍流行的学术成果的统计和评价规范，也确保了符合经典研究的成果占据显赫位置，而有左道旁门之嫌的文化研究却面临着边缘化和遭贬斥的可能。这也暴露了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越来越规范和制度化的历史条件下，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困难重重的局面，对此，文化研究不啻为一种有力的冲击力量！
　　也许正是这种反学术制度化、经典化的文化研究的某种内在的亲合力，使我这些年来，更多地关注文化研究问题，以一种也许不那么规范和正统的方式来思考更为现实的问题。当然，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文化研究就其初衷来说是对制度化、经典化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反动。但是，文化研究本身是否也会被重新制度化和经典化呢？这种担心并非多余，随着研究渐成气候，随着大学课程中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科目的涌现，它有可能被现有的制度化和经典化学科建制所吞噬。说来也是，今天被我们视为经典东西，最初也许也很普通。经典的规律倒是提示我们，如果今天的日常生活也被明天的学术研究经典化，那么文化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它所要抵制和颠覆的东西。新的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寻找新的思路来颠覆经典化和制度化了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