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评新诗集

　　康白情的《草儿》
　　（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3月出版，价八角。）
　　在这几年出版的许多新诗集之中，《草儿》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了。白情在他的诗里曾有两处宣告他的创作的精神。他说：
　　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页二五四）
　　他又说：
　　我要做就是对的；
　　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
　　随做我底对的；
　　随丢我底对的。（页二四三）
　　我们读他的诗，也应该用这种眼光。“随做我底对的”是自由；“随丢我底对的”是进步。白情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作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旧诗如“贰臣犹根蒂，四海未桑麻”（1916年）；如“多君相得乘龙婿，愧我诗成嚼蜡妪”（1917年），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这种旧诗体的束缚的，故他在1919年1月作的《除夕》诗（页三一四），便有“去，去，出门去！围炉直干么？乘兴访朴园，踏雪沿北河”的古怪组合。“干么”底下紧接两句极牵强的骈句，便是歧路的情境了。笨的人在这个歧路上仍旧努力去作他的骈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后便是《草儿》（1919年2月1日）的时代了。
　　自《草儿》（页一）到《雪夜过泰安》（页四八），是1919年的诗。这一组里固然也有好诗，如《窗外》、《送客黄浦》、《日观峰》、《疑问》；但我们总觉得这还是一个尝试的时代。工具还不能运用自如，不免带点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
　　谁遮这落日？
　　莫是昆仑山底云么？
　　破哟！破哟！
　　莫斯科的晓破了，
　　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哟！
　　又如：
　　你（黄河）从昆仑山的沟里来么？
　　昆仑山里底红叶
　　想已饱带着一身秋了。
　　这都不很自然。至于《桑园道》中的
　　山哪，岚哪，
　　云哪，霞哪，
　　半山上的烟哪，
　　装成了美丽簇新的锦绣一片。
　　现在竟成了新诗的滥调了！
　　自《朝气》（页四九）至《别少年中国》（页二八六），共二百四十页诗，都是1920年的作品。这一年的成绩确是很可惊的。当时我在《学灯》上见着白情的《江南》，就觉得白情的诗大进步了。《江南》的长处在于颜色的表现，在于自由的实写外界的景色。我们引他的第三段：
　　柳桩上拴着两条大水牛。
　　茅屋都铺得不现草色了。
　　一个很轻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个撮箕，
　　蒙着一张花帕子。
　　背后十来只小鹅，
　　都张着些红嘴，
　　跟着她，叫着。
　　颜色还染得鲜艳，
　　只是雪不大了。
　　这种诗近来也成为风气了。但这种诗假定两个条件：第一须有敏捷而真确的观察力，第二须有聪明的选择力。没有观察力，便要闹笑话；没有选择力，只是堆砌而不美。白情最长于这一类的诗；《草儿》里此类很多，我们不多举例了。
　　平心而论，这一类的写景诗，我们虽承认他的价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这一类的诗最容易陷入“记账式的列举”。“云哪，山哪，岚哪”，固然可厌；“东边一个什么，西边一个什么，前面一个什么”，也很可厌。南宋人的写景绝句，所以不讨人厌，全靠他们的选择力高，能挑出那最精采的印象。画家的风景画，所以比风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为画家曾有过一番精采的剪裁。近日许多写景诗，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为不懂得文学的经济，不能去取选择。
　　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中国旧诗最不适宜作纪游诗，故纪游诗好的极少。白情这部诗集里，纪游诗占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这是用新诗体来纪游的第一次大试验，这个试验可算是大成功了。我们选他的《日光纪游》第六首：
　　马返以上没有电车了，
　　我们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
　　油纸背在背上；
　　颗颗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路赤脚的女子笑着过来了。
　　油纸背在背上；
　　“下驮”提在左手上；
　　洋伞撑在右手上；
　　颗颗的雨直淋在绣花的红裙上。
　　他们看了我们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们看了他们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过幸桥，
　　过深泽桥，
　　我们直溯大谷川底源头沿上去。
　　我们不溜在河里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这种诗真是好诗。“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这是白情评我的诗的话，他说这是美国风。我不敢当这句评语，只好拿来还敬他这首诗，并且要他知道这不是美国风，只是诗人的理想境界。
　　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这三十七首诗须是一气读下去，读完了再分开来看，方才可以看出他们的层次条理。这里面有行程的纪述，有景色的描写，有长篇的谈话：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庐山纪游》。自十六至二十三，纪五老峰的探险，写的最有精采，使我们不曾到过庐山的人心里怦怦的想去做那种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里说：
　　山阿里流泉打得钦里孔隆地响，
　　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动，
　　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兰式的茅店，
　　风吹得凉悠悠地，
　　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动，
　　我就去歇憩。
　　这就是“我要做就是对的”。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庐山时的精神。我们祝福他们在诗国里永远保持这种精神。
　　白情的诗，在技术上，确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说：
　　总之，新诗里音节底整理，总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为标准。（页三五四）
　　这一层，初看来似是很浅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许多诗人“鄙漂亮而不为”！但是我们很诚恳的盼望这些诗人们肯降格来试试这个“读来爽口，听来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十一。八。三十
　　（原载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
　　俞平伯的《冬夜》
　　（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3月出版，价六角。）
　　平伯这部诗集，分成四辑。他自己说，“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辑里的，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第三辑底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四辑有几首诗，如《打铁》、《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有平民的风格。”
　　平伯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假如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读他的诗，那就不能不说他大失败了。因为他的诗是最不能“民众化”的。我们试看他自己认为有平民风格的几首诗，差不多没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铁》篇中的
　　刀口碰在锄耙上，
　　刀口短了锄耙长。
　　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
　　山坳里有坟堆，
　　坟堆里有骨头。
　　骏骨可招千里驹；
　　枯骨头，华表巍巍没字碑，
　　招什么？招个呸！
　　这决不是“民众化”的诗。《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诗，但也不是“民众化”的诗：
　　好花开在污泥里，
　　我酌了一勺水来洗他。
　　半路上我渴极了。
　　竟把这一勺水喝了。
　　请原谅罢，宽恕着罢！
　　可怜我只有一勺水啊！
　　这首诗虽不晦涩，但究竟不是民众能了解的。
　　所以我们读平伯的诗，不能用他自己的标准去批评他。“民众化”三个字谈何容易！十八世纪之末，英国诗人华茨活斯（Wordsworth）主张作民众化的诗；然而他的诗始终只是“学者诗人”的诗，而不是民众的诗。同时北方民间出了一个大诗人彭思（Burns），他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至今还是不朽的民众文学。民众化的文学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勉强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页二一七），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无钱莫想他”四句，译为五十行的新诗；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词句虽多至数（十）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明白的例证吗？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诗。第四辑里，如《所见》一首：
　　骡子偶然的长嘶，
　　鞭儿抽着，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
　　鞭丝拂他不去的。（页二四）
　　又如《引诱》一首：
　　颠簸的车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细发拂着，
　　于是我底头频频回了！（页二三）
　　这种小诗，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爱作小诗，偏要作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有许多人嫌平伯的诗太晦涩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颇替平伯辩护，他说：
　　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诗集里，平伯自己也说“《春底一回头时》稿成后，给佩弦看，他对于末节以为颇不易了解”（《雪朝》页六十一）。这可见平伯诗的艰深难解，自是事实，并不全由于读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释是“表现力薄弱”。这虽是作者的谦辞，然而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真实。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
　　但他偏要想兼做哲学家；本是极平常的道理，他偏要进一层去说，于是越说越糊涂了。平伯说：
　　说不尽的，看的好；
　　看太仔细了，想可好？
　　花正开着，
　　不如没开去想他开的意思。（页七三）
　　这正是我说的“进一层去说”。这并不是缺点；但我们知道诗的一个大原则是要能深入而浅出；感想（impression）不嫌深，而表现（expression）不嫌浅。平伯的毛病在于深入而深出，所以有时变成烦冗，有时变成艰深了。
　　我们可举《游皋亭山杂诗》的第四第五两首来做例。第四首题为“初次”：
　　孩儿们，娘儿们，
　　田庄上的汉儿们，
　　红的，黑的布衫儿，
　　蓝的，紫的棉绸袄儿，
　　瞪着眼，张着嘴，
　　嚷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好冷啊，远啊，
　　不唱戏，不赛会，
　　没甚新鲜玩意儿；
　　猜不出城里客人们底来意。
　　他们笑着围拢来，
　　我们也笑着走拢来；
　　不相识的人们终于见面了。（页七七）
　　说到这里，很够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学调子的话；他想拿抽象的话来说明，来“咏叹”前面的具体景物，却不知道这早已犯了诗国的第一大禁了（看页七七）。第五首为《一笑底起源》，这题目便是哲学调子了！这首诗，若剥去了哲学调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我们拿捎来的饭吃着，
　　我们拿痴痴的笑觑着。
　　吃饭有什么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他们中间的一个她，
　　忍不住了，说了话了。
　　“饭少罢！给你们添上一点子？”
　　回转头来声音低低的，
　　“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
　　（页七八七九）
　　这种具体的写法，尽够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九句：
　　一笑底起源，
　　在我们是说不出，
　　在他们是没有说。
　　既笑着，总有可笑的在，
　　总有使我们他们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罢了，
　　可笑便是可笑罢了，
　　怎样不可思议的一笑啊！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他又在“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的后面，加上了十三句咏叹的哲理诗：
　　是简单吗？
　　是不可思议吗？
　　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吗？
　　他们底虽不全是我们底，
　　也不是非我们底
　　他这样一解释，一咏叹，我们反更糊涂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诗，夹在二十二句哲理的咏叹里，就不容易出头了！
　　所以我说：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做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这不是讥评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
　　十一。九。十九
　　（原载1922年10月1日《读书杂志》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