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楠邱金英：试论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渊源

　　〔内容提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后殖民批评的主要话语之一，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理论背景。因此，本文考察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理论渊源，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农的思想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理论渊源。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农的思想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理论渊源；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不仅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还具有总体性，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既是这个总体过程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结果。我们在界定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过程中应注意区分文化帝国主义与重商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文化帝国主义的有关论断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对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系统诠释，则是由美国传播学研究巨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赫伯特席勒于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首次被使用和诠释的。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作为政府间文化政策的主张，是法国文化部长的雅克郎于1982年，在联合国所作题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演讲中就提出来。T。O苏利文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是某些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国家以系统的方式强化和扩大它们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控制的总体过程。这个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拥有财富和力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贫穷无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支配、服从或依附关系。文化帝国主义既是这个总体过程的组成部分，又是它的结果。它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53。）赫伯特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全面地、历史性的现象，涵盖了包含媒体讯息的各个生活层面。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就是：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形态的跨国支配。“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适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364。）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优势的物质条件之上，运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被压迫人民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简言之，文化帝国主义就是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来控制一个国家人民的灵魂，然后把这个国家变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就此而言，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涉及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如美国与法国、美国与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形式有着本能的拒绝和深恶痛绝。我们所接受的帝国主义的概念主要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指称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对外推行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掠夺。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此书写于1916上半年，发表于1917年4月。这本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文献，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继续和发展。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列宁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新的重大变化概括为帝国主义的5个基本经济特征，并一一作了分析。在对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作分析的基础上，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该书中列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表述。“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了许多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07808）“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同上，第842页）“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垄断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最弱小的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的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必须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还是必须要消灭的。”（同上，第844页）该书的序言以当初写作此书不能使用的明确语言宣布：“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个著名论断可以说是全书的结论。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是辩证而全面的。其一，帝国主义的垂死性，是由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垄断决定的。由于垄断，致使许多社会矛盾特别尖锐、特别剧烈。其二，帝国主义的垂死性，指帝国主义本质上的腐朽性和制度上的过渡性，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帝国主义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帝国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产物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其本身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归宿是不可逆转的。其三、帝国主义的垂死性，指的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其四，帝国主义的垂死性，指的是帝国主义可能在腐败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马克思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直线的，而是要经过一波三折的曲折过程。同样，帝国主义灭亡的具体道路不是笔直的，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1911年至1914年在都灵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积极投身革命。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任该党总书记。1926年被法西斯逮捕，在狱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思考，共写下了近三千页的笔记，后被他的妻妹取出寄往莫斯科，成为今人看到的《狱中札记》。
　　葛兰西对于西方文化影响甚深的是他提出“文化霸权”概念。这一概念是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时所得出的概念，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资产阶级庞大的意识形态结构（新闻出版机构、学校、教会）和官僚制度化的工会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和国际化提供条件，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种文化霸权。霸权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从统治阶级的权力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支配集团的世界观或者说霸权中来。所谓文化霸权，就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中，文化领域的控制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全面控制，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葛兰西认为这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社会的特征。他认为，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有两种手段：一是军队、警察和法院等国家机器的强制性，二是学校、家庭、教会和传播媒介的非强制性。后者通过把统治者的思想方式，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制度化为唯一合情、合理、合法的东西，促使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统治者。由此，被统治者丧失了社会压迫的意识，惯于谦卑和顺从，彻底沦为统治阶级的附庸。20世纪初叶，葛兰西就曾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控制抱有特殊的警惕性。
　　葛兰西在考察了资本主义把“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形式以后，提出了“领导权”概念。“统治”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实现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一种领导权的施行。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并非表征为暴力的形态。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民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观上达到整合，统一在某种意识形态中。强化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葛兰西强调要先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夺取阵地，掌握主动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反过来说，即使先夺取了全国政权，紧随其后的仍是领导权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夺取文化上的领导权地位，仍是一个失败的革命。他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国家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变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把握住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意〕安东尼奥。葛兰西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8。）要夺取文化领域内的领导权，就必须依靠广大知识分子。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意大利的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他的政治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地工作，首先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取得真正领导权，然后再通过合法的不合法的，甚至是武装斗争的形式取得全国政权。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限定在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他泛指一切生产和传播观念以及知识的人等。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中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同上，第4页）知识分子在霸权建立和推广的过程中轻重还有不同，有些知识分子是直接生产霸权观念，有些可能对之进行阐发加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是将权威下派的使命付诸实行。
　　葛兰西认为，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是一个集团或阶级取得胜利的根本。首先，只有在面对强大的资产阶级统治中取得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才有可能取得国家政权。从战略策略上来看，葛兰西提出了“阵地战”和“运动战”两种方法。他所提出的领导权概念主要强调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作用。他所提出的“阵地战”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通过斗争各个击破，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取得实际上的领导权。而“运动战”则指利用罢工的形式，直接同国家政权进行斗争。他的设想是通过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阵地战”，在广泛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再展开全面的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战”，以便从形式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取得革命的领导权。
　　葛兰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文化理论”建设对殖民主义抱有警惕性以及“文化领导权”的几个层面，即军事控制、经济控制、思想政治控制和文化理论控制，从而为反抗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思想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他的思想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支点。
　　三、法农的思想
　　弗朗茨法农（FrantzFanon19251961）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的不幸者》，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同样起着重要的开创作用。他作为一位诗人、人道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不仅对近现代殖民主义造成的黑人的心灵创伤以及社会破裂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分析，而且对所有遭受西方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而默默无言的受害者加以支持。法农在其重要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认为，黑人具有自觉和半自觉地面对现代社会种族歧视的心理痛苦和自我压迫意识，
　　殖民主义助长了种族歧视，不断地从政治和精神方面对所属国加以霸权式控制，不断毁坏其本土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使黑人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也没有自主和民族自尊的所谓“原始野人”。这种殖民权力合理化，掩盖了黑人存在的合法性，使其在一层温情脉脉的资本渗透的面纱下，加深了种族歧视的鸿沟。不仅买卖、奴役和控制黑人，还使其接受文化教育，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殖民者所希望的那种意识塑形，在心灵上被烙上被殖民的痛苦烙印，从而为其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作了“文化殖民”的铺垫。
　　由于身患白血病，法农36岁时英年早逝，他写出了重要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在此书中，他对非洲民族资本主义剥削非洲民族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成为寄生的阶级，加以尖锐地批判，并对殖民主义和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法农强调，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主体”，既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或西方阶级，也不是第三世界的民族无产阶级。在他看来在“第三世界”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贫苦农民”，他们才是“地球上承受苦难的人”。第三世界的暴力，对战胜资本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有使用暴力，才能使革命者团结成真正的行动者的共同体，才能使非洲的黑人摆脱其自卑情绪，摆脱其失望和无能的散沙状态。法农认为，欧洲事实上是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殖民者所写的历史并非其所掠夺的那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宗主国对臣属国的掠夺、侵犯和使他国人民受冻挨饿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剥夺当地人作人的权力，同时又使西方文化显得日益合法化。（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7。）
　　法农的研究，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的强调，使其对殖民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主义的文化具有相当的警惕性。他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进行反抗斗争的可行性，对殖民主义的压迫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并提出反抗这种殖民统治的主体是贫苦的“农民”，是处于边缘地区的“黑人”。只有斗争和塑造新的文化，才能使第三世界的文化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而获得自己的新生，这一点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或思想起点。
　　四、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vault，19261984）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他的著作主要有：《疯狂与文明》（1961年）、《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年）、《知识考古学》（1969年）、《监禁与惩罚》（1975年）以及《性史》（19761984）等。他提出的知识考古学对西方哲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
　　福柯对后殖民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他在《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提出，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知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始终与权力纠葛在一起。福柯所说的权力大体相当于社会地位、政治权势、经济利益等构成的知识生产的背景、主体、氛围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一种网络，严重制约甚至决定着知识的性质和用途。（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61。）启蒙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相信，可以把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知识与政治绝对区分开来，从而产生一种绝对的科学。福柯在研究了监狱、精神病院、学校和大众媒介等现代社会制度后指出，如果承认知识的作用是使人理解现实生活，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自己的方向，就不能不承认，知识始终与社会、政治、权力融合在一起，纯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有知识的目的在于确证统治结构的合法性。
　　权力话语理论是福柯的重要理论。福柯提出“硬权力和“软权力”概念，他尤其关注通过构成社会制度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去观察主体的人形成过程中的正负面效应。福柯并没有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禁止、防止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行为，而是将权力和话语结合起来，他认为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的世界中产生的，从来不存在客观性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的话语事实上，权力和知识又在话语中发生关系。权力和知识携手并进，权力就存在于知识之中，它是知识的根本特征或本质，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因而知识也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它以真理为外表，实际包裹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福柯关注的重点是权力如何运作，进而给自己设定了一整套方法：首先权力分析并不将处于中心位置的合法形式的权力作为关注的焦点，相反，却注重权力的极端状态，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维系管道。其次，权力分析不仅关心权力的自觉意向和决策层面，关注如，谁拥有权力、权力者的目标是谁的问题，而且要在权力完全投入到真实有效的实践中的区域中研究权力的运作。再次，权力不仅仅表征为某个人对他人或某一阶级对他人的权力支配现象，也不仅仅表征为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权力差异。最后，从权力由中心向基层渗透的程度，考察它怎样在社会最微笑的元素层面对自己进行再生产，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以及权力怎样从无限小的基质开始，这些权力基质怎样被不断一般化的基质和不断普遍化的支配投入殖民化，以及被利用、转移、扩展等状况。
　　福柯认为，语言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对于自我的表达，必须立足于特定的语言系统；个人的表达为他人所理解，也是在特定的语言系统内进行的，因此，不能过高估计个人的独立性和独创性。人们必须借助语言来建构自己的身分，但语言永远不会有固定的意义，而且语词的意义并不与外在世界一一对立，任何话语都有虚构成分，虚构可以产生或制造事实。福柯表达了权力同知识的关系，对于知识的客观性做了批判，强调知识同权力的联系。福柯的权力分析模式为文化帝国主义研究提供了知识学基础。他的“权力分析法”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通过边缘话语的分析，去揭露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实质开辟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有关帝国主义的一切话语提供了理论源泉的话，那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为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抗殖民主义文化、思想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参照点；法农和福柯的思想不仅成为分析后殖民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而且也是真正认识和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我们只有真正认清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渊源，才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科学地分析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脉略及其现实表现，这不仅对于我们加强文化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利于我们批判地吸收异质文化，坚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世纪中国）
　　作者简介：洪晓楠，1964年1月生于安徽省桐城。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19951996）、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2）。主要研究领域：文化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海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要学术著作有：《文化哲学思潮简论》、《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文明城市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