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启蒙的批判与对于启蒙的批判关于世纪中国的文化主题

　　临近世纪之交，古老的中国充斥着一片浮躁的气氛。面对未来的世纪，人们大多沉浸在一种自欺欺人的光明行、安乐颂以及种种人为编织的美好的前景之中。某些学人更是自觉地充当着报喜不报忧的喜鹊的角色，甚至充当着盲目乐观的麻雀的角色。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类的说法也日益甚嚣尘上。善于遗忘的中国人，又一次上演着一幕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喜剧。类似于年的与世纪丑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告别，类似于中国的法西斯冲锋队员红卫兵们的毫无羞耻之心地跨入新时代，甚至也类似于当年的回城知青们的竟然毫无忏悔之意地自比为美国的越战老兵。在向世纪告别之际，人们仍旧以为，恶梦醒来是早晨，只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世纪的种种错误、种种悲剧，就可以一笔勾销，世纪的种种成就、种种胜利，就可以唾手而得。因此，到处都是一篇篇迫不急待然而却又内容极为空洞的迎接新世纪的贺词。至于少数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却反而被人们不屑一顾地束之高阁，甚至嗤之以鼻。
　　然而，我不能不说，临近世纪之交，我们所亟待去作的，毕竟不是发表贺词，而是进行深刻的反省。必须承认，世纪的中国，在文化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并不骄人，甚至应该说，并不尽成功。经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包括横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对峙，包括数十年的充盈着铁与火的战争、数十年的流淌着血与泪的运动，包括几十万优秀知识分子的被打为右派，包括可以被列为世纪世界之最的文革可是，在与世纪告别的时候，我们究竟可以拿出什么样的成就奉献给当代世界？我们有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我们有没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大师？我们有没有世界一流的文学大师？我们有没有世界一流的传世之作？我们有没有世界一流的电台、电视台、报纸、出版社假如没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实在是愧对世纪，这是否还意味着，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很有可能会以曾经为世界奉献了大革文化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上个世纪之交则为世界奉献了大量的白银）而被列入人类的世纪文化史，并且闻名于人类的世纪？也意味着在世纪的世界，中国竟然只是一个文化上的侏儒？
　　尽管这样说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也多少是有些出自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化心态，然而，历经风雨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却并没能取得预想的成就，这，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回眸中华民族的百年历程，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门户开放到这一个世纪之交的改革开放，或者是由于自身衰老腐朽，弱不禁风，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下被迫开门揖盗，或者是由于自身体弱多病，主动寻医问药，别求新声于异邦。然而，建设现代化的政治强国、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却始终是其中贯彻始终的世纪追求。遗憾的是，自世纪之初，文化建设的问题就根本没有得以展开。变法与宗法、维新与守旧、革命与改良、问题与主义、君宪与共和、科学与民主、启蒙与救亡种种矛盾彼此纠缠交错，而五四精神则可以视为对于这一切的根本解决。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五四精神的主题词中看到。这就是：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个性解放。世纪中国的文化道路、任务、前途，也借此而得到规定。不难看出，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之成功在于此，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之失败也在于此。
　　简而言之，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之失败，在于缺乏思想启蒙这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所谓思想启蒙是指文明的教化。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愚昧、野蛮、迷信、恐惧中解放出来，应该说，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它意味着：从自然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从人的依赖关系逐渐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独立性。具体来说，从社会的角度，是从群体本位社会到个体本位社会，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是从前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到资本主义文明模式。而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则是对于人的独立性，对于商品意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的强调，是从禁欲主义到世俗主义、从愚昧主义到理性主义、从专制主义到民主主义。其中，理性的觉醒，则是关键中的关键。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才把思想启蒙概括为：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然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中国的思想启蒙并非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而是直接从政治上加以认同。因此，不论是思想启蒙的实质，还是思想启蒙的前提、思想启蒙的结果都完全不同。这样，每每以文化革命始，但却以政治革命终，把文化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解决，就成为世纪中国的必然归宿。文化的阳关道因此而被转换为政治的独木桥，精神问题也因此而被归结为政治问题。思想启蒙这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因此而令人痛心地被遗失了（这一点，事实上在近代改良主义者那里就已经发现，所以章太炎才会感叹：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
　　更为严重的是，当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接触及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之时，正是西方的启蒙时期结束，以及思想启蒙从宁馨儿转而成为狼外婆之时（实际上，所谓年恐怖就已经意味着启蒙逻辑的逆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憾，例如异化、物化，也已经开始逐步地显现出来。于是，以东方的道德理想主义、审美主义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物欲横流，把反帝与反对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同时，又把反封建与反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历史）混同起来，就成为世纪中国的某种选择。结果，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提醒的极权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联姻，在世纪的中国就以绵延几十年为害甚为惨烈的极左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毛泽东曾经对外宾说，斯大林式的专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之所以如此，关键正在于启蒙与未曾启蒙的区别。与此相同，在同样没有经过启蒙的洗礼的德国，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反启蒙、反现代性的审美主义思潮造成的深重的灾难也正说明启蒙的不可或缺。不幸的是，中国此后的历程也如此。由于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观念在中国根本没有扎根，科学成了现代迷信，民主成为大鸣大放，自由成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最终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与科学、民主、自由无关，而完全是践踏科学、民主、自由的结果。因此，我们并没有从旧的愚昧走向新的文明，而是从旧的愚昧又走向了新的愚昧。对此，除了仍旧有待我们借助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去认真予以反省之外，实在也别无良方。
　　那么，世纪的中国究竟应何去何从？在我看来，关键是要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主题。事实上，世纪的中国，同时面临着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和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主题。所谓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的问题，包括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工业化以及人的尊严、民主、自由，等等，意在改变传统的人身依附，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而所谓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问题，则包括全球问题、人的物化问题。具体来看，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为自然中的人化与全球问题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为社会中的人化与物化的矛盾，例如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等等。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金钱的关系。最后是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异化：它意味着自我的失落。显而易见，面对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和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这样的双重难题，正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所无可逃避的命运。我们固然不能把未存在的思想启蒙宣布为已经过时的或者根本不应存在的，但也不能因为反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以道德理想主义、审美主义批判发达国家的物欲横流这一缺憾，就无视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已经早已开始的对于现代性的严厉批判。前启蒙所导致的愚昧、专制需要批判，启蒙所导致的物化、异化也需要批判。没有经过思想启蒙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没有经过美学批判的后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在精神领域，我们必须维护那已经被现代性的酸所逐渐蚀解了的人文理性、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我们却要充分地发展造就了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总之，启蒙的批判与对于启蒙的批判，这，应该就是世纪中国的文化主题（所谓历时问题的共时解决）。
　　然而，反抗现代性却必须是现代性充分展开的结果，启蒙的批判也必须以启蒙的实现为前提。这又如何可能？总结百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我认为，关键是要回到文化发展的唯一坦途：中庸之道。人类文化的历史从来都是折衷的，都是奉行一种节约化的进化方式。无数思想家所竭力提倡的允执其中、和而不同、寻求中道和选择中间（亚里斯多德）、必要的张力（库恩），都是对此的提示与总结。具体来说，这里的中庸与中国古代的扼杀极端的中庸不同，它意味着以同时保持两极之间的张力并使它们互相弥补、促进的方式来发展人类文化（这意味着，发挥这两极之间冲突所造成的正功能，而避免这两极之间冲突所造成的负功能）。而不论是启蒙的批判抑或对于启蒙的批判，我们过去的失误都在于：不承认不同价值之间的不可相互通约或替代，因而简单地采取了你死我活这样一种消除价值多元性的作法，所发挥的，也恰恰是两极之间冲突所造成的负功能。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将一种价值还原、归并、替换为另外一种价值。对于多元价值，我们固然可以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失衡，但是却无法消除他们彼此矛盾共存这一事实本身。这样，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整合。例如，通过具体内容的整合，让它们在内容上不相矛盾；通过适用范围的整合，让它们在范围上不相冲突；通过相对强度的整合，让它们在功能上不相抵触。总之，令其不再相互排斥、抵触，而是彼此互补、兼融，等等。启蒙的批判与对于启蒙的批判也是如此，本雅明曾提示说：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在此我们也可以说，只是因为有了启蒙的批判的出现，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对于启蒙的批判，同样，只是因为有了对于启蒙的批判的出现，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启蒙的批判。因此，启蒙的批判与对于启蒙的批判，在新世纪的和谐共存，对于置身于世纪之交的我们来说，应该说，就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