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流向

　　新世纪，在我看来，与新时期这个词可以是等义的。
　　对于相当多数的当代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新生活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而对于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文学来说，取那个时间作为一块界碑，也应该是完全合适的。
　　现在我们都非常警惕将文学的分期与政治的分期混为一谈，可是有时候我们是无可奈何的。当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政治生活成了一个社会的人们的唯一生活形式时，一切便都和政治绑在了一块，分期自然也不容易例外。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作为一个特殊的时段，对于政治，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对于文学，事实上没法不具有某种一致性。
　　但可以想象，随着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局面的分解，随着人们的生活形式的多元化，这种一致性会逐渐改变，各个领域的历史将自行展开，分期的特殊性也就会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我们将新时期等同于新世纪却也不能说不是一个特别的视角。看事物总是可以从不同方向来看的。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学看作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结尾段，看作是循着启蒙文学、政治文学这一轨迹而发生的必然过程的话，那么，消解性就是这一结尾段的最重要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这二十年的文学看作是新世纪的文学的一个开端，看作是与二十一世纪连成一气的一个热身阶段时，我们便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许多具有未来学意义的特征和流向，这些特征或流向，有的已成一定气势，顺流而下，必成大川；有的还只是如晨星一般的端倪，还需更勇猛，更阔大的开拓。
　　总之，从文化解读的角度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或曰新时期文学，或曰世纪之交文学，甚或曰新世纪文学，大体上有如下的四种基本特征，亦可谓四个基本流向：
　　其一，消解与逃亡；
　　其二，反思与追问；
　　其三，多元的现实关注；
　　其四，寻找精神家园。
　　这四个流向，不仅显现在创作中，也显现在批评中。单就文学创作而言，它也显现在各种不同的文体之中，但因为它们都如此突出地显现在文学创作最为综合性的渠道，长篇小说创作中，便更显出它们的流势的力量来。
　　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流向之一是反思与追问。
　　从时间序列来看，新时期以来最早出现的文学叙述是反思与追问的一脉。
　　反思文学，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狭义的反思文学，是专指新时期以来，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这个系列中的某一环节；而广义的反思文学，在我看来，则是指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乃至于其后的颇为尉为大观的历史叙述这一具有不断追问性质的总的流向。这一流向的基本特征是，回眸溯流，探源究底，试图找出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来由。
　　文化革命嘎然而止，作为社会的感应神经，文学首先显现出来的便是喊痛，人们心中已压抑多时的创痛忽然爆出，起初哪怕只是几声呻吟也是可以震聋发聩的。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便是喊痛，这喊痛乃自然是当代文学整个反思与追问朝向的源头，这喊痛中已经包含了反思，已然有着痛定思痛的成分。紧接下来的反思文学，尽管反思的成分增加了，但直接喊痛的呻吟声仍然清晰可闻。
　　就长篇小说而言，较早出现的一些作品，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它们都较为直接的，或多或少地是以文革、反右和年间各类政治运动为题材，揭开这些悲剧所带来的伤痛的创面，观察和思考其直接的政治或社会原因。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有一股特别活跃的涌流，即所谓知青文学。知青文学的作者们，虽然也从文化革命中走出，也在年间长大和过来，但在新时期里他们还正年轻，身上还翻滚着青春的热血，他们年轻的记忆、观察和思考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而且由于这些作品具有广众的，与作者同龄的，还属于爱着文学的年龄的读者群，因此，这类作品的反思或浅或深，但往往具有特别的反响。
　　知青文学，尤其是早期的知青文学，有一种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倾向，这就可以称之为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倾向。一些知青小说把知青生活描绘成田园诗般，甚至写成悲壮的英雄赞歌，这些作品以一种耀眼的粉饰和涂抹，完全遮蔽了知青生活的本来面目，它们用属于人生意义性质的青春的激情的抒写，取代了对于历史的真诚地，严肃地沉思，这类作品实在不应该算作反思性作品。事实上，这类作品所显现出来的，正是这些作品的作者无法摆脱文革式传统思维模式的悲哀。
　　反思的矛头最早只是对准四人帮的，后来逐渐深入到许多政策，整个一条路线，乃至于某个方面，某个局部的体制问题的澄清，并且涉及到对其他一些领导人物的批评，但反思的这个路径显然很不容易真正深入，而且，反思需要触及的地方也的确不只是当代政治的问题，所以，文学反思的进一步发展，便导引出了对时间上更远一些的传统的追问了，这就是所谓寻根。
　　寻根已然不再喊痛，也多半不以文革、反右等现实政治生活为题材，而是将目光投向某些特殊的地域或某段历史，但应该说寻根的出发之处还是当下，是现实的中国社会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的求解而发出的反身追问。
　　然而，寻根的结果却是得出了意见几乎断然相反的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今日中国的问题仍是中国长久封建文化的遗患，仍是启蒙还没有真正开展的问题。这一路显然是接着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往下讲的，但时隔大半个世纪的这种继续，在深度和广度上比起世纪初来到底有多少掘进？这却还要视具体作品而定。大体上说来，不知是由于作品本身，还是由于一般对这些作品的认识，这种掘进视头是有限的。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今日中国之问题，恰是断裂了中国传统文化，或曰丢失了宝贵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的结果，这类作品中的极端例子，几乎就是在说，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切现代中国人试图改变传统的行动都是搞错了。这种说法乍看去很有些新鲜，所以受欢迎的程度很大。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进展，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现代性进展是利是弊，恐怕还需深加考究。
　　寻根小说的题材虽然也有多样，但大体上还在二十世纪之内或离二十世纪不远。而追问的进一步展开，则形成了历史小说的繁荣。
　　历史小说的繁荣也许原因要较前更复杂些，例如加进了市场因素，加进了中国人偏好历史故事的原因，但在这一历史小说潮中，那些严肃的，上乘的历史叙述，我以为其视点仍在追问，一种更宏大的追问。
　　当代历史叙述，由于所触及的问题和所涉足的层面日趋多元，而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文化意味来。
　　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流向之二是消解与逃亡。
　　这一点，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结尾段的主要特征，我们已在本绪论前面着重谈过，但具体说来，也还有三个不同的分流，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风格分别体现出这种消解与逃亡的文化意味。
　　其一便是前面已更多谈到过的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或曰形式的先锋，此一脉以形式革命、回到审美吹响了从政治功利文学的传统藩篱逃亡的号角，以多样的消解策略颠覆了文学痴迷于社会政治意义的旧轨。
　　其二则是所谓新写实。
　　新写实在写作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它们只是对十九世纪西方真正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重新学习，所谓零度写作就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结合了什么的现实主义或冠以了什么主义的现实主义。新写实的的突出意义其实也是在文学逃亡上。此一脉将目光投向了凡人琐事的叙述，但不是那种从凡人琐事中看出光彩夺目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做法，而恰相反，看出的是真正的琐屑、无聊、平庸、无意义，它们要用这种琐屑无聊平庸无意义拆解过去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大厦。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写实并不是零度写作，而是负值写作，因为新写实更多的，或者说越来越是，用一种反讽的，猎丑的，玩笑的态度去写出无聊生活的无奈与可笑来。这在越写越长的那种新写实小说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其三则是通俗文学的一脉。通俗文学于文革后的最早繁盛也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主要是长篇小说。表面上看，通俗文学之潮起并不是针对着政治功利文学来的，而是在出版的一定程度的开禁后，应着读者与市场的渴求来的，但当代通俗文学实际上成了解构政治功利文学一统局面的最重要最强有力的力量。在一本本通俗长篇小说的畅销中，在一个个通俗文学作家的旋风中，在文学成为了百分之百的商品进入了完全的市场流通之后，文学不再只为政治家服务，不再只是权力与政策的工具，而成为普通大众的消费，成为百姓日常的娱乐与消遣，便成为了铁的事实。文学的这一巨大的流势，无疑要付出代价，文学的崇高性，作家的精神性，创作本应具有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也同时被冲涮得七零八落，但其革命性是不可以小视的，它给当代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带来的大众化、世俗化、民主化，亦即文化现代性的转向，贡献实在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它没有我们的先锋文学中那种皇帝的新装的现象也没有某些新写实作品中的病态的东西。
　　总之，当代长篇小说中消解与逃亡的流向，对于解构政治功利文学的唯一性的禁锢，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但长篇小说往往将文学中此一潮涌推至极处，而事情一到极端便可能出现毛病，消解与逃亡走到了极端处，便很有可能倒是从反面巩固了政治功利文学传统，因为这似乎可以表明，文学一旦失去了狭隘的政治功利意义，便什么意义也不存在了。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流向之三是多元的现实关注。
　　现实重又提到现实这个词是应该让人觉得奇怪的。就今天人们对人类思维的认识水平来说，纯粹的现实是不可能的，一切的现实主义，一切的真实再现，一切的零度写作，统统是骗人的鬼话。任何现实都是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特别视域内的对现实的特别的叙述与解释。十七年间绝大部分现实主义作品和文革后的改革文学应该说都是政治家眼中的现实，那时作家是没有自己的眼光的，大家都在无意或有意的取用那唯一的政治家的眼光；新写实作品则是一群试图从政治家眼光逃亡的，而取用了反讽、猎丑、调笑和零碎化眼光的文人们眼中的现实
　　然而我们还是再一次地谈到了现实，因为随着追问与逃亡，现实已经越来越变成了多种多样人们眼中的现实了。
　　例如，当代长篇小说所关注的现实，已经有了企业家眼中的现实，商人眼中的现实，金融家眼中的现实，在市场的大海里浮游的各式各样人们，如下海知识分子、一般打工者等等等等眼中的现实，也有了真正城市民眼中的现实所有这些，便成为近年来颇有起色的新都市文学的景观。
　　今天这些写商人的，打工者的，市民的小说与以往所谓现实主义作品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也许就在于，不再有那么多的政治家的布局在里面了，而是真正从生活中涌来的，从社会生活的这一特定角度看到的这一角的生活，这里面实在是真正的有了某种现实。
　　事实上，其他社会角色眼中的叙述，如知识分子眼中的，军人眼中的，医生眼中的，检查官眼中的，外交官眼中的，记者眼中的也都越来越有了这样的一份现实。
　　而比较真实地从正在经受着转制磨难中的大企业的底层工人眼中出发的叙述，则成为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尽管这种冲击是有限的。
　　视角的日益多元化逐渐消解了中心，那唯一的中心，而一些有意识地发自边缘的，已成气候，甚至已成流派创作力量，更显出特别的生气和强力的势头。
　　如留学生文学。留学生文学，主要是长篇小说，绝大部分是现实的叙述，是留学生自己用留学生的眼光写出的留学生视域中的现实。这些作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外国，又用有了外国经验的眼光看中国，更站在中华生存圈的边缘处往中心审视，于是，这样一种边缘的创作越来越分享了关注的焦点。
　　另一种近年崛起的更有挑战性的边缘创作是女性文学。
　　说女性文学是边缘创作似乎总觉得不那么对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女作家并不过分少，而且有非常杰出的；此外，这五十年来中国的男女平等，从某一角度看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成功。可是很长时间里，不管是女作家的作品，还是政治生活或文学活动中的男女平等，我们都不容易看到真正的女性眼光，我们看到的仍然只是唯一的政治家的眼光，且多半是男性政治家的眼光。现在，女性眼光出现了，而且是有意识地，从边缘处发出对男性中心的挑战，于是这一挑战便分享了男性中心和过去的文学中心，也成为一个耀眼的焦点。在这一片光晕下，长篇小说不能说是特别的突出，但也有了一定的份量。
　　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眼光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成人政治家、成人政治宣传家、教育家的眼光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儿童一向被看得很重，例如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革命的接班人之类，但细想想即使这些说法中都显然已包含着大量从成人角度出发的将儿童视为工具的工具感，儿童是教育来成为我们的未来的，是培养来做接班人的，他们自己是怎样想的怎样看的呢？不知道。）
　　在这一改变中，儿童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是特别困难的，成人为儿童写作，写小一点的东西，也许还能于短暂中抓住儿童的眼光和感觉，可是写长了，狐狸尾巴总是不容易藏得那么密实的，少不了要时而露出来。所以，长篇小说在这方面的长进，那是真正了不起的长进。
　　当代长篇小说文化流向之四是寻找精神家园。
　　在多种多样的反思与追问之后，在多种多样的消解与逃亡之后，在多种多样的关注现实的视角分离了以往的中心之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符号的文学，失去了它特别的价值，文学的唯政治功利的意义被抛弃了，然而，文学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也成为了问题。
　　当我们国家正在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市场化的社会形态转型时；当人类享受了现代性的种种益处同时也饱吃了其种种苦头，正在纷纷寻找更圆满的后现代方案时，我们的文学是否理应成为一种虚无呢？
　　英国的李维斯在半个多世纪前说，当一个社会宗教和哲学失去了它的力量，文学就成为这个社会价值的支柱。这样的自信今天中国文学界大概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通过文学的渠道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却还是有人在继续的。
　　在创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颇有些热闹的文学的宗教叙事。
　　伊斯兰教性质的，基督教性质的，佛教性质的故事都有人在讲，也有人在听。
　　这首先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多元的精神寻觅，对于转型期国人的心灵需求无疑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满足，对于与现代世俗社会形成一定的张力也是可有裨益的。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陷阱，我们在一些宗教性叙事的作品中，分明可以看出与文革政治迷信的如出一辙的同构来，这些作品打着精神拯救的旗号，事实上却是非常狭隘的，小国沙文主义的，唯我论的，专制气质的精神激进主义；精神激进主义的危险在于，它与我们民族传统中最需要清算的思维模式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同构，我们民族传统的家国意识中的家长父母官君王崇拜，早已成为我们最为顽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在不久前的文化革命中已经上演过一次异质同构地极端的浮出，形成了狂热的偶像崇拜性质的政治迷信，现在的精神激进主义，站在市场文明的对立面，以精神拯救的面目出现，其实不过是换一副脸孔试图再一次上演同样的浮出，而事实上，它也的确得到了颇为广泛的呼应，这在还没有完全摆脱文化革命恶梦的今日国人来说，既令人不可思议又一点不奇怪。不管怎么说，精神激进主义的可怕，一点不亚于世俗主义带来的物欲横流。
　　此外，一说到精神家园的寻找，便只想起宗教，而且想起的多半是宗教的传统模式，似乎非宗教一途莫可，这显然也是一个误区。这一误区与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只能与神秘主义挂钩有关。
　　我们中国的传统向来是没有认真的宗教的，但却并不是全然没有超越性的。儒家不是宗教，道家也不是宗教，即使后来的禅宗，依我看也并非本义的宗教（如果我们不把宗教的概念作泛化的，特别是后现代的理解的话）。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量的伦理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课还没有补上，不说别的，就是从早期文艺复兴，到莎士比亚到雨果这样的基本人道主义的课我们都还没有正真补上。这一课不认真补上，就急于从传统宗教（还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来作心理满足，不能说不是一件必须警惕的事情。尽管现在人们已经在用后现代性批判现代性了，但这样的现代性中的关于人的一课，如果不真正补上，对于我们的这样一种传统来说，那才是非常可怕与危险的！
　　进入世纪后，我们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在后现代的国际语境下补现代化的课。在这急速转型，不断跨越的社会变革中，文学应该承担怎样的精神责任将会越来越成为重大的课题。
　　总而言之，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有这样的流向种种，有这样的一幅从文化解读的视域看到的地形图。在这张地形图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流向已趋近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一些流向已掀起高潮，蔚为大观；一些流向却还方兴未艾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流向已成坦川，而另一些流向却还在经历曲折迷途
　　总体上说，在新世纪里，在日新月异的传播和文化的背景上，我们的文学之路还将走下去，但文学之定义需不断更新；长篇小说之林还将繁盛，但需有更大的发现和创造。
　　（发表于《粤海风》2000年第7、8合期，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