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酋午：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学

　　中华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这个学派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文化比较起来，缺乏的是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华儒学要发展为现代儒学就需要用这些普世价值来加以改造。然而，西方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现代范畴的文化，中华儒学是古代范畴的文化，今天没有必要进行比较。但是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学都属于古代文明范畴，具有可比性。在我们民主自由人士中，有一些人盲目信仰基督教，轻视中华儒家文化，在他们眼中圣经文化比中华儒家文化优秀很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情况是中华儒家文化比圣经文化具有更多的超时代精神，如果一种文化是否优秀是以其具有的超时代精神的多少来衡量的话，那么我敢说中华儒家文化比圣经文化优秀得多。也许我这样说，会遭到盲目信基督的自由民主人士的反对，但我有理由坚持这种说法。
　　圣经文化是宗教文化，谈论鬼神追寻神秘性，儒家文化是世俗文化，只谈论人间世事，主要谈论天下治理。
　　《圣经》中对上帝确信不疑，比如，经文中说：“上帝因为后悔造了人，便发大洪水把除挪亚一家之外的人全部淹死，连其他生物也跟着遭殃。”（《创世记》：）“上帝故意让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不允许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然后他以此为借口显示他的威力：给埃及带来十场灾难，包括杀死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哀鸿遍野。”（《出埃及记》：）“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申命记》2：32）圣经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确信不疑的，比如，经文中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太17：5）“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彼后1：17）。“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
　　对于是否有上帝，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所以它是个人感悟的问题，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本原是系统的，但究竟是精神性的系统还是物质性的系统无法定论。因此，对上帝的有无还无法最后确定的情况下却确信不疑，这不是脑有毛病就是太幼稚了。至于耶稣基督，更是不能断定，我认为他是人不是神。我在《从方舟子质疑韩寒所想到的：耶苏造假，等等》（爱思想网2012020809：27：44）一文中所说的：“关于‘神’的有无，从说有到现在已有几千年了，人们从来不能证其有也不能证其无。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我国先哲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说实在的，到底有没有神灵我也搞不清，我也只好主张信仰自由了。但说耶苏是神，是上帝唯一的儿子，我敢说绝对是造假。理由是：（一）圣经上说，神（上帝）是全能的主，如果耶苏是神那么他就是全能的，他要是全能的，他的门徒犹太还敢出卖他吗？如果他是全能的为什么不从小到大就传道而非要三十岁后才传道？如果他是全能的用得着通过死的方式来替世人赎罪吗？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有必要强奸一个女人来生一个儿子吗？（二）说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为什么上帝只能生他一个呢？难道上帝生了他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吗？如是如此，不就违背了上帝是全能的主的信条了吗？耶苏死了复活了，他不用死就能建立千年王国，有必要死后复活升天以后再来建立千年王国吗？这个犹太人造的假太大了，从这个‘假神’产生到现在不知到令多少人为他疯狂，两千多年来，很多人深信不疑，当然，现在也已有许多人不愿上当了。其实，古时也有许多人不信的人，比如，伊斯兰教信徒也只是把他当成先知而不是神。从古到今的犹太人没有几个认为他是神的。”既然还不能确定的事情却确信不疑，对是假的耶稣也确信不疑，这样的人士是脑有毛病。怪不得许多民主自由人士一信基督教后就疯疯癫癫的，比如，最近发表对“六四”事件屠杀凶手宽恕言论的柴玲就是一个。
　　对神的有无，孔子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原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丘《论语雍也》），不知生焉知死。（原文：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可见，儒家文化很成熟，处于成人阶段，充满青春和活力，这是一篇叙事文章；而圣经文化只是处于幼年阶段，充满幻想和神奇，这是一篇神话传说。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人类思想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思辨阶段，第三阶段是科学阶段。神学阶段人们注重想象，思辨阶段人们注重猜测，科学阶段人们注重实证。圣经文化处于神学阶段，儒家文化已进入思辨阶段，而这一阶段欧洲是在中世纪瓦解之后才进入。所以，儒学比圣经文化走在前面。
　　尽管圣经是宗教文化，但如果抽去其神秘色彩，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它的超时代精神的，尽管它也有具体过时的制度、规范和礼仪。比如，爱、公义、诚信、荣耻，等等。但是，就在此点上，儒学和圣经文化比较起来也并不逊色，比如，儒学的超时代精神有：仁、义、信、孝、廉、耻和爱国，等等。
　　耶稣的教导也极为简要，第一要紧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已。新约还记载说，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不远了，他既然受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13：1，3435）可见，耶稣基督的思想核心也是一个“爱”字。孔子讲仁，“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其涵义宽泛而多变。但“仁”的最本质的规定则是“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讲的仁爱和耶稣基督上面的话是有共同点的，但孔子讲仁爱先于耶稣。当然，孔子的仁爱和耶稣也有一定的区别，耶稣强调的爱首先是人对神的爱，其次才是人对人的爱。孔子讲的仁者只是爱人。
　　基督教也讲义，在耶稣里面才得称义，成义。“凡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因为耶稣已经应许了。以前似乎被黑暗荫蔽的道路，今后有公义日头的光线普照。这就是行在光中，像基督行在光中一样。我们不要被骗，这里说唯独耶稣是义的，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否则无法到天国；当然不是靠我们的力量，而是因着主的恩典。”（约一3：7）耶和华我的义，我自己没有义，唯有耶和华是我的义。“求你成就，你应许过了，求你成就。”我就义了，就获得义。（箴24：16）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耶稣虽就是正义与正当性之源，但耶稣所成就的正义通向的是天国，他致力的是人类精神与灵魂的“拯救”而不是世俗政治意义上的“解放”。但孟子的义在于人心之中，孟子的学说突出“义”字，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罗马书》3：2131标题是“因信称义”。在基督教神学看来，没有世俗之物是公义的标准，人间一切的公义都不在人这里，而在公义的耶和华神那里。
　　诚信是人类社会最基本道德要求之一。《圣经》里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箴言12：22）诚信也是儒家要求的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准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儒家讲的“五常”中也有一个“信“字。由此可见，圣经文化与儒学都强调诚信，但圣经讲的诚信首先是要信主，不信主就是一生讲诚信也不能得救。但耶稣又是假神，叫人信假神这本身就不是诚信，造假更不是诚信，所以诚信在圣经里是有问题的。
　　此外，还有“廉耻”二字，圣经文化与儒学都是一致的，但儒家里有“爱国”和“孝”，圣经里却没有。基督教是讲救“人”和“人类”的，它只有人与人类观念，这好像视野更阔一些，适合于世界政府，所以在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很有用，但帝国建立起来后再接受基督教很容易分裂或灭亡，比如，古罗马帝国一立基督教为国教罗马帝国就分裂不久西罗马帝国也就灭亡，等等。中华儒家有爱国主义观念，利于国家团结，所以，从黄帝建国开始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多时期都是一统的，就是有分裂也是暂时的。
　　“孝”更是儒学特有的品牌，圣经里不注重孝，比如，约2：4主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当耶稣十二岁上圣殿时，马利亚到处找他，及至找着了，她就怪责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却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路2：4849）以后当耶稣出来传道之时，马利亚曾经带着耶稣的弟妹前来找耶稣，有人告诉他母亲和弟妹前来找他，耶稣却指着门徒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路8：1920）耶稣的意思是将马利亚与他的关系，看为与一般信主的门徒的关系一样。因此、约翰福音二章四节记载，当马利亚将筵席没有酒的事告诉耶稣之时，耶稣对她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意思是在行神迹和公开出来传道的事上，马利亚只不过是一个“妇人”而已。用中华文化来衡量，这个假神毫无孝道，是一个逆子。
　　中华儒学讲的“孝”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其内容，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孝从保持自己身体完整开始到光宗耀祖结束，西方文化没有中华传统意义上的“孝”，孝是中国的特产！孔子非常注重“孝”，“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孔子特别提倡“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把“孝”与“悌”结合起来，《论语》中多次以孝悌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这就是他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孟子对孝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其他人。孟子所最为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事亲、尊亲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现，孝成了人生最高的道德。“孝”这一特有的精神，是中华文明区别世界三大重要意识形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重要特点。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孝文化。我们视孝为一切道德之基本，是中华的一种不宜移易的理念。
　　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家比较起来，各有特色，但应该说，从总的来看，中华儒学比圣经文化稍微优越。我到现在一直不明了，为什么我们有的民主自由人士，宁信圣经文化而鄙视儒家文化，就论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华儒学中没有，圣经里也没有。圣经文化里有的是对君主制的颂扬，这种颂扬并不比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少，只是圣经文化里提供了“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的伦理基础，那就是“爱”字，而这个“爱”字中华儒学里也有不必他求。美国等西方国家首先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不是基督教的唯一功劳，因为民主理论与实践在古希腊时期、民主与法治理论与实践在古罗马共和国早期就有，基督教只为民主和法治提供伦理基础，而这个伦理基础中华儒学也有。
　　中华儒学被奉为至尊后给两千多年的中国带来文字狱，杀了许多文人，圣经文化被奉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以及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公元515世纪）也带来异端审判，烧死了许多人，这都是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圣经文化给中世纪欧洲带来的还有分裂和弱小而中华儒家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是统一和强大。从汉代以后，中华天下几乎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工业革命后欧洲赶上和超过中国，但是工业革命不仅不是基督教的功劳而是基督教被冲破后才有工业科技的发明从而带来工业化。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人类社会已经历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阶段，农业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的，有其内在的文明结构，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上的，也有其内在的文明结构。圣经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分别适合于各自所在的农业区域，但从整体上看，都不适合于工业社会，只是各自文化里存在的超时代精神仍然适用，对这两种文化都需要用适合于工业社会的“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来加以改造。
　　从“仁义”这一伟大的中华道统和儒学的其他超时代精神上去看，虽然儒学与普世价值有一些冲突，但这种冲突完全能够协调。所以，中国的民主自由人士轻视中华文化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继承中华“仁义”这一伟大道统和其他超时代精神，结合“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来发展中华文化，构建中华现代文化。舍此无他途，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伟大的民族会自动长久放弃自己的文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且肩负着人类的重大使命，必须构建起自己的现代文明，未来三十年内中华现代文明应该辐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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