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雨：对杜维明“文明对话”理念的一点思考

　　最近无意间读到两篇对话和演讲，引发了我对杜维明“文明对话”理念的一点思考。第一篇是2005年彼得？圣吉与杜维明在浙大的对话：《从文明对话到对话文明》，第二篇是2007年杜维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文化认同和儒学创新》。
　　彼得？圣吉据说是“学习型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强调人的价值，注重系统思考，认为组织想要实现其最大的发展潜力，就需要重视远景、目的、自我反思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在这次与彼得？圣吉在浙大的对话中，杜维明说：“通过学习型组织，使我们的国家变成学习的组织，最终目的是使我们达到可以对话的文明。”
　　显然，杜维明在这里已经完全接受了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社会”的理论。问题是，在一个学习型社会中，谁学谁？当然，我们可以说，大家互相学习。但是，是不是还存在一个谁学谁多、谁学谁少的问题？就像在一个班级内，有知识掌握得相对较好的同学，也有知识掌握得相对较差的同学。总不能说那些相对较好的同学向相对较差的同学学习得更多吧？
　　我注意到，杜维明在前面引述的那句话中谈到，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最终目的是使我们达到可以对话的文明”。“可以对话的文明”，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足以去跟人对话的文明。
　　杜维明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与儒学有没有起步有很大的关系。”此言不虚，对话不可能是我们要求得来的，只可能是我们争取得来的。他说：“就整个世界来说，并不是平等的”。这就好比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发达国家，也有不发达国家；有大学生，也有小学生。正如杜维明接下来所问：“资源、权利都是不平等的。在此基础上，怎样对话？”他的回答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先不说这个信念在别的文明中有没有，凭什么就说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越能掌握资源、信息的个人、群体、国家，越能够给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
　　但是，儒家所拥有的并且仍然能够适应现代性的资源或者信息究竟何在？或者说，我们拿什么去跟人家对话？很遗憾，我读了这篇《彼得？圣吉与杜维明在浙大的对话：从文明对话到对话文明》，以及另一篇杜维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文化认同和儒学创新》，都没有能够看到他的进一步具体论证。也许他在其他地方有专门论述，只是我还没有看到。
　　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题为《文化认同和儒学创新》演讲中，杜维明“强调传统儒家文化应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尤其在文明对话中求索反思，完成自身的现代转换，为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积极贡献。”应该说这其中“求索反思”是前提，“现代转换”是关键，“为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积极贡献”是目的。
　　杜维明说：“儒家能不能创新，有没有通过对话创新的可能呢？历史上曾有过儒家创新，没有佛教，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他接着问道：“儒家是否能在现代化中起作用，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否可能创新”？这个问题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冯友兰等人起，一直到海外新儒家牟宗三、方东美等人，始终在苦苦地追问。不知道杜维明们心中现在是否已经有了答案，还是仍在上下求索之中？抑或距离问题的真正解决依然遥遥无期？
　　杜维明承认，“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心智模式，是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这种启蒙心态是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受到这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契约社会，自由、理性、法制、个人尊严，都是启蒙心态所衍生出来的。”事实上，有着多年海外求学经历并且至今仍在海外工作的他，不可能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他又指出：这种启蒙心态，“其中最大的盲点之一，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照顾不够，因为它是强势的人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是宗教精神世界理解不够，对自然有一种掠夺和矛盾冲突。第二大盲点是没有全球社群理念，虽然法国大革命的三大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为人所知，但没有突显。另外第三它是强势工具理性带来的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主义心态，认为人类发展突破了人的宗教、信念，到了科学中心主义。”
　　应该说，杜维明所指出的的确没错，西方现代文明确实存在着诸多弊端。问题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可以靠我们的古老文明去加以补救吗？比如他说的西方现代文明第一大盲点，“对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照顾不够”，对“宗教精神世界理解不够”。我们都知道中国并没有宗教，儒学只能说具有准宗教的性质，但毕竟不是一种真正的宗教。
　　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整个当代技术社会正面临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危机，这就是所谓后现代危机。海德格尔将之描绘为：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人类正在被这种席卷全球的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但是海德格尔同时指出，企图另辟蹊径譬如东方思想等种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如果说试图以科学来解决科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那么企图返回到前现代社会、以干脆取消科学来直接取消科学带来的问题，这更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思路。
　　至于杜维明说的西方文明第二大盲点，“没有全球社群理念”，正如学者任剑涛在《思想的张力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杜维明“既尝试过以自由主义的眼光看待儒家社会政治理论，近期转而以社群主义的眼光打量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似乎社群主义的理论更适合用来阐释儒家的一些基本理念，诸如儒家的仁义、民君等等。”
　　我非常赞同任剑涛的观点：“解释的处境是特殊的，它将解释者严格地限制解释的对象的环境之中。于是，跨文化的解释，因为脱离了原生的解释环境，一旦解释，就避免不了误读。”这种误读，有时是恶意的，如为了“先导性伸张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刻意曲解；有时则是善意的，如杜维明等新儒家们的误读。新儒家们这种善意的误读与他们特有的一种辩护心态有关，即“或者基于道义、或者基于学理、或者基于现实，总之事先假定了辩护对象的价值优越性。”
　　至于杜维明所说的西方文明第三大盲点，“强势工具理性带来的科学主义”，这个问题我前文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评说。
　　总之，杜维明认为，“西方最主流的思想是启蒙，启蒙是一个基本的母体，它衍生出现代西方的价值、信念、思想等诸多问题。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的经济的发展，西方文明逐渐占据了世界的中央，而东方文明日益走向边缘化。”但是，忽然之间，西方有一个叫做阿多诺的人，在他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批判西方一直以来将启蒙作为神话，从而被工具理性所奴役。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不仅中国文明需要反思，任何文明都不能说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因此都需要时常反思自己。但是我们不能说人家一反思就证明他们的文明破产了，从而我们的文明在他人的反思中自然而然地胜出。现在不仅我们自己的问题不需要解决了，或者说已经自动解决了，甚至连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拯救，我们终于可以豪迈地宣称“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吗？这不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臆测加盲目乐观又是什么？
　　任剑涛认为：“跨文化的思考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处境。如果说跨文化地思想是可能的话，应该为这种可能性提供至少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方面，我们必须证明，跨文化地思想具有化解原生文化传统间的紧张关系，以便消解文化本源间具有的差异对文化间理解的排斥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将跨文化地思想的相关边界刻画出来，以便保证跨文化地思想的可靠性。”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对话本身并不是目的。文明对话带来“跨文化地思想”，而“跨文化地思想具有化解原生文化传统间的紧张关系，以便消解文化本源间具有的差异对文化间理解的排斥作用”。但是如果只是为了避免文明冲突，以免整个世界被闹得不可开交不得安宁，完全可以制定一个游戏规则。如同大人不许殴打小孩，大人之间、小孩之间也不许互相斗殴；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和平共处，强势文明要与弱势文明和平共处，强势文明与强势文明之间、弱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也要和平共处。有谁胆敢打架闹事，破坏公共秩序，国际社会或国际组织有权严加惩处。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任何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最终都导致文明的融合或趋同。目前全球一体化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一体化，但是在我看来，经济一体化势必导致政治一体化，最终会导致文化一体化。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我感觉可能这正是从梁漱溟一直到杜维明这些新儒家们的软肋。曾经破格录用梁漱溟的蔡元培在其一封公开信中点名批评道：“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我在阅读杜维明的过程中，发现他存在一些表述不够清晰、论证不够严谨之处，另外还有概念偷换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他提到孟子的“恻隐之心”，说孟子认为人的价值是从“不忍”逐渐扩展到“忍”。现在有一种“很极端的思潮”（姑且不说这能否被称之为思潮），是从“忍”到“不忍”，“比如对于敌人的不忍，要痛打落水狗”（如同鲁迅先生说，一个都不宽恕）。但是此处“忍”与孟子所谓“忍”，我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不忍心的“忍”，一个是容忍的“忍”；一个指同情，一个指宽容。我很诧异杜维明怎么就可以把两者直接等同了？
　　在孟子看来，人的本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不仅在于“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还在于“善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个“善端”缺一不可，否则即为“非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孟子对于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学派“极端”地不宽容、不容忍。他痛骂墨家和道家：“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实当时与儒家恰为两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家（不过两家在尊君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但是孟子为什么不去痛骂法家？原因是法家思想在他看来明显为非，根本不值得一驳。而墨家和道家的学说中却有着许多在他看来似是而非之处，因此也就更具有蛊惑性，所以他要痛加斥责。只因为别人的思想观点与自己不同，就骂人家是禽兽，这哪里有一点杜维明所说的“忍人之心”或“容人之心”呢？
　　新儒家为了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因子，难免对于元典进行一些“脱离了原生的解释环境”的善意误读，牵强附会之处甚多。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尊重他们的努力和良苦用心，但是却不喜欢读他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