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历史不是个东西

　　宣布封笔退出文化圈的余秋雨近日又成了新闻焦点。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一直被媒体所包围。有人说他是文革余孽，有人说他拒不认错，也有人说他是文化骗子。对此，余秋雨的回答是不跟他们生气。因为：他们讲过的所有文革问题，始终没有提出过一个证据。
　　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真实表现如何？直到今天，我们的确还没有看到确实充分的证据链。这证据到底有没有？能不能找到？还是个未知数。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余秋雨的身份、地位毕竟还够不上级别，才懒得刨根问底穷追不舍。而需要关心、需要解密的大人物、大事件，又实在太多太多了。这可从媒体上诸如社会档案、史海钩沉之类栏目的热门和各种揭秘、解密书籍的畅销窥见一斑。
　　当然，这些钩沉、解密出来的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因为其中浪漫意象、穿凿附会的有之，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更有之。近来读到鄢烈山先生的题为《厚诬古人蔑视今人》的文章，驳斥的是李国文先生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此书自秦朝相国李斯写起，涉篇的有蔡伯喈、李太白、王安石、张居正、金圣叹等二十余个著名历史人物，是李国文荣获2002年度散文家奖的年度代表作，也是被称为作家学者化的代表作之一。但据鄢文的转引内容称：仅其中《司马迁之死》一文，就至少存在三大硬伤。至于史识、价值观念方面的新见解，鄢文批评说：端的笑话满纸，更是新得离谱了！
　　李著的离谱，能离到何种地步，毕竟还有据可查，正史外加稗官野史，有熟读历史的许多专家、学者明鉴。但若是有些信息连专家、学者也得不到，或者得到的，只是经过严格筛选过滤的、甚至是伪造的信息，那么包括他们在内的受众，别说确认和辨别了，也许，只有接受被误导的这一种选择。
　　就说一些高层领导人物吧，转过头来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往往归结为历史原因。是啊，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事事不无原因。而只有全面地分析原因印证结果，才能正确认识和公正评价一个人。但历史原因是什么原因？少见有关部门阐释。那就不劳驾了，自己动手查一查，研究研究吧。但档案馆的资料就像深藏不露的宝贝不开放！不解密！
　　解密设有时限，是为了确保解密档案的开放不会影响当前政策的执行，这在各国都是个惯例。大家可以理解。我国公布的《档案法》中，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按说1974年以前的档案，社会公众现在可以查阅了，但千万要留意，紧接着后面还有一句：虽自形成之日起已满30年但档案馆认为到期仍不宜开放的档案，经上一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期向社会开放。这就是说，即使过了解密时限的，你仍有可能看不到。比如，今年1月和7月外交部档案馆相继公布的近万件档案，虽赢得了不少掌声，但这些都是1949年至1955年期间形成的，并且还只是这个期间的一部分档案，而据报道，1956年到1960年期间的档案解密工作在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公众也得等到2006年年初才可能看到。掐指算来，1974年的档案，即使是经过严格筛选过滤的那部分，七八年后能不能看到都是个未知数。
　　不错。我们的档案历史虽源远流长，但有史以来一直依附于国家机构，长期处于重藏轻用局面。两汉时代，王朝中央在宫廷内外修造了多处殿阁，用来收贮各种档案典籍。明嘉靖建造的皇史宬堪称中国古代石室金匮的典范。直到20世纪的后半叶，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叩开了档案馆神秘之门，档案馆这才开始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档案开放仍持十分审慎的态度，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开放率也仅占馆藏的40左右。没有政府中相当级别的档案机构的批准，馆藏中的任何档案是不允许公布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为何总是遮遮掩掩，对超过开禁时限的，也要大量地有所保留呢？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就公民权利方面来说，公民应该是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的。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活动虽然表面上只是领导人在开展，但他们的活动，其实也是依本国国民意愿及在国民授权下进行。被委托权力者进行的活动乃至内幕，只要不至于对国家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赋权者就应当有权利知晓，甚至还应主动进行了解，对被委托权力者进行监督。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行政令要求政府机关期满20年的机密文件尽可能开放。仍不能开放的，到30年自动解密。他们的档案利用，一直采取的是推销式主动服务，档案开放率一般达90以上，且有可执行的法律保证，一旦有人认为没有及时开放的档案，损害了他利用的权利，就可诉诸法律。前不久，美国国家档案馆还开发了大部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档案，而且拨付经费，专门雇用一批工作人员提供服务。我们若有类似不光彩的历史，会不会也有勇气地将其公诸与众呢？
　　这只是笔者的忧虑，不敢证实，但封闭、粉饰看得多了，就很有些牵肠挂肚。革命这么多年，我们的事业从来就是正义的光荣的，始终充满着胜利的豪情，就是走了一点弯路，也是胜利中的曲折，或是避而不谈。反右的历史，大跃进的历史，文革的历史，这些重大失误、失败的历史，不是至今还有人在任意涂涂抹抹吗？这些前后矛盾、名实不副的史实，不读还好，读了反而更加令人困惑了。现在，在后继政权如何处理过去遗产的问题上，已有许多国家迫于国内下层的压力，在正义基础上寻求、公布真相，以此作为处理痛苦、灾难这些遗产的方式。1994年残忍的种族灭绝事件结束后不久，卢旺达政府进行了一次官方调查，当人们被问到：你愿意记住还是忘却？他们回答说：为了防止再度发生，我们必须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样，一位失去亲人的乌拉圭妇女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决定采取宽恕的行动，但我需要知道宽恕谁，宽恕什么。
　　有人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水落而后石出，任何被隐匿被尘封的历史真相，总会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对这句话，我是很有疑问的。因为，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成功例子并不鲜见。历史，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来说，巩固权力的最重要秘诀就在于保密和控制民众。保密，使权力在秘密状态下运作，既增加人民对政治运作的神秘感，又阻断人民了解权力真相的渠道。控制民众，则同时通过重大问题上对民众的保密和对民众动向的掌握来实现。加之历史上长期的皇权崇拜和现实中虚假意识形态对人的理解力的瘫化，政治的权威当然就是历史的权威。于是，为了政治，历史真相可以被隐瞒，被篡改，统一的历史可以被批发并强加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可是，封闭或者抹掉历史上的污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人进入虚幻的乐观，只能误国、害民！
　　就说康雍乾吧。提起这段历史，文字狱及其血腥的思想统治不能不讲（这些记载大多出于野史）。但电视局的编导们为盛世讳，为不影响皇帝爷的光辉形象，竟可以把他们所做的真事、丑事隐去或美化。到了张艺谋的《英雄》，更是把中国历史上残忍得无与伦比的暴君秦始皇涂脂抹粉成大仁大圣兼天底下最伟大的英雄。这样的历史剧，如何寓教于乐？观众从中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如果姑且称之为戏说，那么，那些哗众取宠、打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旗号，其实是受意识形态蛊惑和沉溺于偏狭的党派立场的各种正名说、纪实说、亲历说，如果道貌岸然、真伪难解地流传下去，留给后人的，究竟是历史呢还是谬史？自然，档案馆里那些对于历史学家和公众来说无比珍贵的历史财富，之所以迟迟不能公诸与众，或打算永久不公诸与众，也许是因为它们在一些政客的眼里，犹如随时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但公众一旦从被扭曲的事实和被掩盖的真相中清醒过来，往后，他们还能相信什么？还敢相信什么？这又是一颗什么样的炸弹？这颗炸弹的威力该有多么的巨大和可怕？
　　莫忘了，现在已进入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过去所无可比拟的。公众只有全面、细致地了解历史，才不会偏听则暗，才能对一些民间流传的评书进行确认或匡正。而政府权威性的记述传播得越早，越全面，越准确，才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威信。让历史成为真正的历史，让真正的历史云开日见，昭现于世人眼前，这不仅是具体贯彻《档案法实施办法》和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一步，也是对历史统一口径的最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