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李光摩：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概述（一）

　　在20世纪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大概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其中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时代。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
　　一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传统划分，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二十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击。而周作人则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讲演整理稿便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以晚明文学为言志文学，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其实，周氏这番见解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1926年他就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他为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抄》写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两年后，周氏又为此书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
　　任维焜（访秋）直接受到周氏的影响。在《袁中郎评传》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杂拌儿序》中对小品文的意见，认为在现代作家、现代小品的观照下，公安派小品的价值自然可以显现出来。不过他认为：近代文学革命十余年前我国文坛之革命，其主张差不多与公安派的都一样，这也许不是受着公安派的影响，而是偶然的暗合吧。任氏这篇文字完成于1931年，周氏尚未有《源流》的讲演。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读书，定的论文题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导师即为周作人。尽管如此，他在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上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意见：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这篇论文完成于1936年，经过修订和补充，在1983年才出版。
　　胡适大概是最早论述五四新文学渊源的人。他为《申报》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记述了晚清至五四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他又是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的，认为在中国最早倡导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对三袁的作品并不怎样看重，认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
　　早在1929年陈子展即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中极为关注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因此，他对周作人的大谈公安、竟陵也是很反对的。他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道统之梦》，《文统之梦》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陈氏的这一推测，确实是有道理的。针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所谓载道派或奉命文学）的崛起，周作人也不甘心退守一隅，他作新文学的溯源工作，其意正是为新文学（他称为言志派）奠定正统地位，顺利进入历史做准备。陈子展（1935）的论点恰好代表了左翼意见。他认为如果说有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话，则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灵的言志派，而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者则是注重社会文化的载道派，因此，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
　　然而支持周氏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林语堂就是一个有力的同盟。他（1933）对沈启无《近代散文抄》评论说：这派（公安、竟陵）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他标榜晚明文章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遗绪》（1935）中，林语堂称小品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周作人的影响显然可见。
　　嵇文甫是一位较早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他的《左派王学》（1934）就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响：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章公安、竟陵诸子，于是我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精神，直使现代新文学运动家倾慕赞叹，拉为同调，这要算研究明代文学史的一个新方向。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
　　嵇氏敏锐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已为此后数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他还指出这种文学新潮流同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一致，此为后来的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在《左派王学》的序言及附录中，嵇氏对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精神基本一致。
　　由于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朱维之（1935）充分肯定了周氏源流在提倡晚明文学的影响。又认为李卓吾的文学主张，却和二十世纪的我们新文学运动相一致。朱氏还认为李卓吾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李氏思想的因子，陈独秀、吴虞都是其继承人。陈念萱（1937）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刘大杰（1949）也认为公安派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是相同的：晚明公安派的议论，精神是浪漫的，态度是革命的，一反传统的释古的思想，而建立起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这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与周作人追宗晚明不同的是以嵇文甫等左倾的一派，他们从历史唯物论出发，特别重视李贽等王学左派和五四思想的相通性，强调经济、文化与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一路向与后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相结合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时值今日，谈论晚明文学，依然是这一路向：先谈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即李贽和王学左派的影响在文学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
　　由于5070年代一连串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斗争，打断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也切断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国内学术界被人为扭曲，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又由于中国历史以政治标准划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成了近代、现代的分界线，打断了学科间的联系，于是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便只好从五四讲起，晚清尚未顾及，遑论晚明。
　　新时期以来，五四与晚明的联系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李泽厚是新时期重建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较早的一个学者，在《美的历程》（1981）中他称李贽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晚明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并称公安派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原因就在它们毕竟开始有了近代文人气息。李氏的这些意见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只不过是三十年代自由派文人意见的重现，或是五十年代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适当延伸，然而在当时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冯至（1984）则基本上对追宗晚明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五四以来受英国兰姆等人的影响，人们才动手写散文，随后便在二三十年代发现晚明小品的价值。在此之前，晚明小品无人过问，是外国文化推动了我们认识自己的传统。同年，他重申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五四新文学才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张宜雷（1985）则认为五四新文学不但在性质方面有传统的源头，在载道方面也有它的源头，认为从李贽和公安派经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和胡适、周作人，与从顾炎武、王夫之经戴震、章太炎和鲁迅、钱玄同，这两股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进步思潮在五四这一历史时刻汇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四的民族文化思想渊源。
　　王瑶（1986）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有持平之论，他认为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并认为鲁迅杂文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同魏晋文章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语文，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传统散文（特别是明末小品）有着深刻的联系。
　　1986年，任访秋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这是周作人《源流》之后为新文学溯源的一项重要收获。在自序中，任氏自称此书受到周作人的启发。他认为晚明产生的左派王学，具有反封建意义和进步思想。到了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与中国固有的市民阶级的革命思想相结合，于是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涛巨浪。在文学上，五四文学革命与晚明文学革新也有一定的联系，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从其精神实质上看，与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张，实毫无二致。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其来源有二：一为中国所固有的，即继承了晚明文化革新这一潮流；二为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论。因此本书的结论是五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就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实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对比任氏三十年代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而于1983年出版了《袁中郎研究》，其在五四与晚明文学关系上，变化是颇大的。任氏弟子关爱和（1993）对五四文学的溯源也十分热心，其于晚明与新文学关系的看法与其师基本相近。
　　在寻找晚明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著中大多数论者都比较关注两者之间相同或相通之处，但也有更关注其间的差异。贾植芳（1997）一方面承认周氏追宗晚明的意义，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只注重到两者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时间环境不同造成的根本差异，由此导致了周氏消极的历史观循环论。张福贵、刘中树（1996）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他们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但这并不能取消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它们不仅属于两个时代，更属于两种文化。
　　1986年，海外华裔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在国内出版，该书把五四运动定性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海外的新儒家杜维明等也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这些论点在国内引起不同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王元化（1988）从思想史的角度回应了林毓生等人，认为这是个涉及到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整体性、丰富性的问题：我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我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严家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文化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并以周作人《源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为例说明，在先驱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和传统文化“中断“或“断裂“。严氏（1997）认为持五四全盘反传统论者，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异端存在。特别到明末清初，已经形成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化，像李卓吾、冯梦龙、黄宗羲、顾炎武、颜习斋、戴震等思想家、文学家的著述，已经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场论争的关键在于承不承认五四新文化已部分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如果承认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想已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那中断或断裂论将无所依附；如果不承认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那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这场论争，客观上使现代文学研究者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发掘新文学的渊源。
　　八十年代以来，古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从各自学科研究的立场提出打通古今界线。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章培恒、陈伯海等学者强调打通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史，注重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等观点。这种思路倒是先由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出的，而且影响似乎更大。八十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1985）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陈思和（1985）提出了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黄、陈、钱的三人谈在当时与此后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打破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狭小空间，使研究工作向当代和晚清延伸，并与世界文学相联系，从而使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研究出现新的转机。同年，吴中杰发表文章，与黄子平诸君、陈思和等人遥相呼应。他认为应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含当代）连起来研究，构成一个大的段落，并认为近代文学上限应提到晚明，而晚明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文学萌芽期，认为李贽和袁中郎都重视戏曲小说的文学价值，这在文学界观念上是一个大进步，单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把中国资产阶级文学思想溯源到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是有些道理的。朱德发（1991）也认为应该从明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来探讨中国新文学的胚胎，把明代文学视为以五四为界碑的现代文学的国内源头。很显然的，作者也以明末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来立论的，作者认为李贽的童心说、焦竑的性灵说都是以人为思考中心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有着内在的脉络，表现出的人文主义情思，是反映了新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获得解放的时代心声。吴、朱二氏的观点都自觉地把晚明至五四看作一个整体。
　　新时期出现的学术倾向与国际汉学界的背景是有关系的。过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多采用邓嗣禹、费正清等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它暗含着中国被动、西方主动，中国落后、西方先进等价值判断在内。后来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黄仁宇、刘广京以及汉学家柯文、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逐渐走出这种西方中心论，提出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主张亚洲视角，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于是在中国发现了历史。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等主张的长时段理论或许都给他们以启发。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经过多年的讨论，晚明与五四之间有一定的承传关系这在学术界大致可成共识。不过，晚明与五四毕竟相当遥远，中间存在的过渡也逐渐受到学界注意。陈平原（1992）从柯文的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出发，赞成周作人、胡适等人为新文学寻源。但认为他们的工作不能完全成功，关键在于绕过了本不该绕过的清末民初的文学改良运动、没能够讲清楚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和具体途径。周作人等忽视的清末民初，近年来得到了普遍重视，李欧梵、陈万雄、王德威、关爱和等中外学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