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20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

　　20世纪前半期的词学研究，大约经历了奠基、定型两个阶段；后半期则经历了新变和发展两个阶段。本文主要论述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
　　一、奠基
　　20世纪的头30年，是词学学科的奠基时期，也是词学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时期。
　　所谓奠基，一是确立了词体的文学地位。
　　尊诗抑词，是宋以来的传统观念。虽然在清代有过“尊体”之论，但诗尊词卑的观念并未彻底改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就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同书卷一九八《集部词曲类叙》又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四库馆臣虽然没有把词完全排斥在“文苑”之外，但仍视词体为文学的“闰余”、“末派”和“附庸”。
　　至20世纪初，词体的文学地位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一度将词体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如1910年出版的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评述宋代文学，只谈宋诗而不谈宋词。差不多同时问世的黄人所著《中国文学史》，也只涉及“两宋诗”，而无视词的存在。郑振铎曾批评过世纪初期文学史家的这一偏狭而陈旧的文学史观，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说，“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根据了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的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还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7页）
　　直到1914年，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初版），开始将词体纳入到文学史中，评述了唐五代“词学之兴起”，宋代“词之昌盛”，元明时期“词之就衰”，清代“词之复盛”。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也随后叙及了唐五代“词学之发展”、两宋“词学之极盛”和清代“词学之复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有专章论述“五代词曲之盛”和“词体之变迁”。从此，词体才逐渐被文学史家认同、接纳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这以后，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断代文学史，抑或是分类分体文学史（如韵文史等），都或详或略地论述到词体的特性与成就、发展与演变。
　　而最终在理论形态上确立词体的文学地位的，是王国维和胡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史观：“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将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从文学进化的角度确立了宋词代表赵宋一代文学成就的最高地位。胡适则进一步把词的文学地位提高到诗、文之上。他在1922年所撰《南宋的白话词》（《晨报副刊》1922年12月1日）一文中，把词看作是白话文学的代表，认为宋词和元曲、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超过了正统文学的诗、文。词体之尊，至此达到极致。
　　与王、胡二氏的理论主张相呼应的，是胡云翼的有关词学研究著作。胡云翼在1926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中也明确宣称：“词的发达、极盛、变迁种种状态，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这种词是富有创造性的，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所以我们说宋词是时代的文学。”（成都，巴蜀书社，1989，第45页）此后，词与词学，已不再是处在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边缘，而进入到文学研究的中心地带。现代词学研究成为专门之学，观念上即由此得到确认。
　　二是构建了新的词史观。自宋以来，词学批评、研究者都曾注意到词史、特别是宋代词史的发展变化。早在南宋，词人汪莘（11551227）在《方壶诗余自序》中就提出过宋词三变之说。到了清代，或将宋词分为北宋、南宋两段，或仿唐诗的分期将宋词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参钱建状、王秀林《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评》，《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2000）。但无论哪一种分期，都是散点式的说明，即每一时期都是举一两个或几个作家为例，而缺乏线性的系统描述，未能具体说明宋词发展演变的过程和每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状况。
　　受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这时期的词学研究，不仅注意到词史线性的描述，还注意对词史横断面的把握。词史观发生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变化，即不仅注意从历时性的角度论述词史的发展演变，也注意从共时性的角度分类描述宋词的概貌。1925年胡云翼在《宋词研究自序》中，明确地说明他“著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将宋词成功地组织化、系统化的一种著作”，让读者知道“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书中对宋词的分类，确实是颇具系统性的。且看其“简单明了的分类表”：
　　这种分类，现在看来，不免机械和简单，但在20世纪的20年代，这种分类的系统性已经明显体现出一种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较之古人随机性、印象式、散点式的评点，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飞跃和划时代的进步。虽然胡云翼在书中未能切实地描述出“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但他有这种明确的词史意识，在观念上为此后的词史研究开拓了方向。
　　当时最具宏观眼光、最具开创性的词史观，应当是胡适的“三段论”。1926年胡适在其《词选序》中把唐宋到清末的千余年的词史分为三大时期，即所谓“词的自然演变时期”、“曲子时期”和“模仿填词的时期”。又把第一时期的唐宋词史分成三个段落：“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这种分期，虽然未必完全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状况，但他注意从词人身份和创作功能的变迁去探求词史自身的发展过程，而且力图打破依据朝代政治更迭分期的传统模式，在方法论上是极具启示性的。此后的文学史或词史著作，无论是把唐宋词史分成几个时期，在研究方法上都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胡适这种分期方法的影响，都注意从词体自身特质的变化去寻绎词史发展演变的过程。1929年谭正璧所著《中国文学进化史》论唐宋词的发展，就完全采用了胡适“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的三段论。
　　三是奠定了词集校勘学的基础，整理出版了词学研究的基本文献。要进行词学研究，必须有相应的词集文献作基础。20世纪初年，词学研究的先驱者在词集文献的整理校勘方面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一是丛刻词集。先是吴昌绶在19111917年陆续刻印了《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十七种》，陶湘继之在19171923年辑刻了《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二十三种》。1924年陶氏又将二书汇印为《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全书（含《补编》）收宋金元明词集43种，其中宋词别集23种，所用底本都是宋金元明四代的原椠精抄本，保存了不少世间罕见善本的真实原貌。其中所录宋词，几乎全是宋人刻本，又请名手雕椠，影写上版，使人得以窥见宋刻风采。其版本校勘价值，几乎可与原刻比肩。
　　与此同时，朱孝臧又辑刻成规模更大的《彊村丛书》（1917初版）。《彊村丛书》收录唐宋金元词集173种，其中宋词别集112种。收词之富，远胜于明代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晚清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和吴昌绶、陶湘递辑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堪称集明清以来词籍校勘之大成，不仅为宋词及整个词学研究提供了完善的文本依据，而且奠定了现代词籍校勘学的基础。朱氏校勘，既校订字句错讹，又考订词作真伪，有可疑而无确证者，仍依旧保留；有确证为伪作者则删而不录；尤致力于词律的校订，“宫调旁谱之属，莫不悉心校定”（曹元忠《彊村丛书序》），为后来词集的校勘提供了完善的范式。故龙榆生《词学研究之商榷》评价说：“光绪间，临桂王鹏运与归安朱彊村先生合校《梦窗词集》，创立五例，藉为程期，于是言词者始有校勘之学。其后《彊村丛书》出，精审加于毛、王诸本之上，为治词学者所宗。”
　　二是辑佚。朱孝臧的《彊村丛书》，除辑刻词集之外，还注意搜补遗佚。所据底本收词不全的，就据群书辑录，以增补遗佚。朱氏自行补遗者就有7种。与朱氏同时而略早，王国维也作过词作的辑佚。1908年夏到次年初，王氏先后辑录了“花间”词人及韩偓、李璟、李煜等唐五代21家的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但辑录范围不广，仅限于《花间集》、《尊前集》等五、六种总集和两三种诗词别集，真伪莫辨之病也未尽免。然各卷之后，附有跋语，简介作者生平，列举载录其词的有关文献，并说明辑录的依据，尚不无参考价值。稍后，刘毓盘辑有《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1925年北京大学排印本），虽然时人批评“其弊不仅在所见材料之少，而在真伪不分，校勘不精，出处不明，使人读之如坠五里雾中”；“卷后附跋，亦泥沙俱下，纰谬时见”（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但大辂椎轮，辑铁草创之功仍不可掩。
　　四是建立了词人生平事迹研究的基本模式，考订了有关词人的生平事迹。对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最主要的是年谱和传记这两种体例、形式。而这两种形式在20世纪初年都已出现。如冯沅君的《张玉田：年谱及家世及词学》（北平朴社，1928）、李洽衷的《李易安年谱》（北京明社出版社，1929）和辛梅臣编、龙沐勋订补的《辛稼轩年谱》（铅印本，1929）。虽然这几种年谱被后来居上之作所替代，但毕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此时最值得称道的有关词人生平事迹考订的成果，是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此书搜罗繁富，又求真证伪，考辨精审，史论结合，极具方法论的意义，为后来词人生平的研究开辟了门径、提供了范例。30年代夏承焘撰《唐宋词人年谱》，在体例、结构上就深受《清真先生遗事》的影响。
　　这时期的词学研究，也具有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词学研究逐渐由传统的著述方式向现代的系统论述方式过渡和转型。这时期的词学批评仍以传统的词话为主体。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为20世纪的词学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批评标准。但他所使用的语言和文本形式还是传统的文言和传统的词话体，而不是现代的白话和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论著。从这时期出版的有关词学著作总数来看，属于传统的占了绝大多数。19001929年共出版专门的词学书籍42种，其中20种是重印、辑刻前人（宋至清人）词集、词谱、词韵、词话著作，另有14种是当时撰著的词话和编选的词作选本、词作词话的笺注本。只有8种是属于现代词学研究的学术专著。这8种是：谢无量《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18）、徐敬修《词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胡云翼《宋词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26）、刘坡公《学词百法》（上海世界书局，1928）；胡云翼《李清照及其漱玉词》（上海亚细亚书局，1928）、冯沅君《张玉田：年谱及家世及词学》（北平朴社，1928）、李洽衷《李易安年谱》（北京明社出版社，1929）、辛梅臣《辛稼轩年谱》（铅印本，1929）。其中最有开创性、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词学研究专著是胡云翼的《宋词研究》（1926）。著者第一次以现代的眼光、新的文学观念、有条理的系统的著述方式概略描述了宋词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宋词的特点和利病得失。这是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转型的一部标志性著作。
　　二、词学研究的对象含混不清，新旧观念并陈，“词学”与“学词”没有分清界限。“学词”是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词学”是对词体文学进行学术研究。20世纪以前的词学批评，主要是立足于学词，即针对词的创作而提出相应的理论主张和具体作法，为“学词”指示门径。20世纪以来的“词学”，则主要是着眼于词体文学的学术研究。但在20世纪的头30年，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词学”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学词”与“词学”互相混淆。当时的“词学”，至少包含三层含义：即词体之学（含词的体制、声韵等形式特征）、词史之学（词作的发展过程）和作词之学（具体作法）。这三种含义常常是混淆使用，如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所言唐五代“词学之发展”、两宋“词学之极盛”的“词学”，其实是讲“词史”，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词学”。1918年谢无量出版的《词学指南》，虽以“词学”为名，但实际上是“学词”、作词指南，而不是“词学”研究指南。稍后徐敬修的《词学常识》、刘坡公的《学词百法》也都是讲授“学词”之法。概念的含混，体现了当时词学观念的模糊、词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
　　二、定型
　　3040年代，是词学研究的定型时期。
　　首先是在观念上确定了词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学词”与“词学”已判然分界，词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逐渐得到确定和认同。1930年胡云翼在《词学ABC》一书中直接宣称：“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并将词学研究的范围设计为四个方面：一是词的定义与诗；二是从诗到词演变的途径和原因；三是词的起源；四是词的发展历史。胡氏对词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设定，虽然不全面，但在理论和观念上已明确将“词学”和“学词”划清界限，却是了不起的进步。
　　1933年龙榆生发表《词学研究之商榷》，具体地阐述了词学研究的性质和对象：“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并将词学研究的范围分为“图谱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等六个方面。这种分类虽然还有待进一步修正完善，但龙氏此文所反映的明确的理论意识和词学观念，可以说是现代词学研究作为专门之学正式确立的理论标志。而同年创刊的《词学季刊》，则是现代词学研究正式定型之后一个固定的理论阵地。《词学季刊》在推动词学研究和造就词学研究专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该刊的三大主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圭璋，后来都成为20世纪贡献最大的词学家。
　　其次是在实践上，确立了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在词学的文献学、历史学、文艺学研究的各个层面上都有重大的进展，并取得了坚实的成果，甚至出现了不少经典性的著作。
　　词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最丰厚。尤其是词总集的编纂，更是成就空前。其中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辑录词人81家、词作1147首，是继《全唐诗》之后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结集。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打破了《全唐诗》等断代总集以帝王居首、女流方外殿后的传统惯例。但未收敦煌词，则是一大憾事。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辑录宋词别集56种，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搜集宋词别集27种，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而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则集诸家之大成，成一代之巨制，校录词人1400多家，词作2万余首。作为一代总集，《全宋词》不仅注意校勘字句的正误，更注重对作品真伪的考订，其中考出互见词作600多首，互见词主涉及唐五代宋金元明词人1000余人（次）。这是历代诗文词总集前所未有的创举。唐圭璋搜集编纂的《词话丛编》（1934），也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料。赵尊岳辑刻的《惜阴堂明词汇刊》（1936），收明词268种，是明清以来汇刻明词规模最大的一种。陈乃乾辑刻的《清名家词》（1937），收录清人词集100家135种。《唐五代词》、《全宋词》、《惜阴堂明词汇刊》、《清名家词》和《词话丛编》等巨制，完整地构筑起20世纪词学研究的基础工程。
　　词集的校勘笺注，也有相当可观的成果。华连圃的《花间集注》（1935）和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1935）各具特色。《花间集注》着力于注，不仅注语词、典故，还时常注明题旨与作法。《花间集评注》则致力于评，尤其是注者李冰若自己以《栩庄漫记》的名义撰写的196则评语，见解独到精辟，颇为学者所重，屡见征引。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荟萃诸本，参究得失，辨别真伪，考校精密；既笺证词作本事，又备录历代词话评论资料，并附词主年表，开创了词集笺注辑评的新体式。赵尊岳说此书不仅对治“二主之词，多所启益，即就其体式以治他家，亦无不厘然有当”（《南唐二主词汇笺序》）。陈秋帆的《阳春集笺》（1933）也颇有特色。宋人东坡、淮海、稼轩、白石、梦窗诸家词也都有笺注本，其中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1936），为编年笺注体，在朱祖谋笺注本的基础上多有创获；杨铁夫的《梦窗词全集笺释》（1936）几经增订，历数年功夫始成此书，虽然误注误解处不少，但至今仍是唯一可参考的梦窗词全注本。
　　词集版本与目录，“所以示学者以从入之途，于事为至要”（龙榆生《词学研究之商榷》，《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34）。此期词集的版本目录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唐圭璋的《宋词版本考》（1940），是第一篇系统研究宋词目录的专论。此文辑录宋词别集197家，版本1714种，另附有词集而久佚的106家。今传与已佚的303种词别集的版本目录，初备于斯。开创之功，前无古人。唐圭璋的《〈全宋词〉跋尾》和《跋尾续编》（1935）、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连载于《词学季刊》）考辨版本源流和各本优劣，也是词集版本之学的力作。
　　历史学的研究，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词人生平事迹的实证考据，一是词史的宏观研究。在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方面，夏承焘所撰韦庄、冯延巳、南唐二主、张先、二晏、贺铸、周密等人的年谱和邓广铭的《辛稼轩先生年谱》（1947），都是考证精审的经典性著作，至今仍为学者所重。其考订的科学性、资料的翔实性，都超过了前一阶段同类型的著作。唐圭璋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1934），较之《历代诗余》之《词人姓氏》，更科学而严谨。梁启超的《辛稼轩先生年谱》（1936）、郑骞的《辛稼轩先生年谱》（1938）和颜虚心的《陈龙川先生年谱长编》（1940），虽精审有所不迨，但也不无创获。
　　词史的研究，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突破，改变了上一阶段词史研究滞后、冷清的局面。断代词史、通代词史，竞相问世，蔚为大观，通代词史，有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和《中国词史大纲》（1933）等。这些词史著作虽然论述还比较简略，但基本上勾画出了中国词史发展变迁的大致脉络。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虽非词史专著，但其中有关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词的概论四章，评词论人，精义时见。薛励若的《宋词通论》（1937），更是一部有特色有创见的宋代词史专著。著者力图揭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注意考察词风承传与转变的过程，以近似于“学案体”的方式，清晰地描述出两宋词史的历程。其切入的视角与研究方法，至今仍有启示性。
　　历史观的变化，则是此期两宋词史研究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第一是部分研究者已打破了传统的将宋词分为南、北宋两大时段的二分法界限，而注意根据词史自身的实际来对宋词进行新的分期。龙榆生的著名论文《两宋词风转变论》（1934）和薛砺若的专著《宋词通论》都将宋词分为六个阶段来观照，这两家分期的原则、角度虽不相同，但在打破南、北宋二分法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第二是研究者已不再是封闭性地论述词史自身的发展变化，而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学术眼光，结合时代背景、文化环境来考察词史发展变化的历史动因。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转变之由，各有其时代与环境之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南北宋亦自因时因地，而异其作风”（《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934）。这代表着当时学者们理论上的自觉。
　　第三是在实际操作中更注重词史发展过程的链条式的把握，而不再是粗线条的勾画。胡适1926年在《词选》序中将唐宋词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其宏观的构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只是感悟式的判断，缺乏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到了30年代，词史的发展进程已得到细密深入的揭示。龙榆生的《两宋词风转变论》将宋词分为“南唐词风在北宋之滋长”、“教坊新曲促进慢词之发展”、“曲子律之解放与词体之日尊”、“大晟府之建立与典型词派之构成”、“南宋国势之衰微与豪放词派之发展”、“文士制曲与典雅派之昌盛”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一环扣一环，既注意到时代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也注意到词体自身的渊源与因革；既注意到词史历时性的发展变迁，也注意到共时性的群体、流派的形成与演变。这篇论文，奠定了宋代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此后对两宋词史的论述，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此文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眼光移向当时整个文学史研究的相关著作，看看当时文学史家对唐宋词史的研究，更能看出3040年代词史研究的蓬勃兴盛的新气象，也更能看清当时词学研究者所处的学术背景，了解词学研究者怎样在当时的学术思潮的推动下从事词史研究。
　　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无不论述唐宋词的发展变迁。由于有些文学史家的历史观念更自觉而明确，因而更注重具体描述文学“进展的历史”。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曾明确宣称：“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中国文学的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郑氏还强调要打破“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的传统做法，而依从“文学史上的自然进展的趋势”来描述中国文学史的进展。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中篇第一册就依宋词的“自然进展”将宋词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柳永以前，词风是清隽质朴；第二时期是柳永、苏轼等的创造时期，词风是奔放雄奇；第三个时期是周邦彦等人的深造时期，词风是清丽婉美；第四个时期是辛弃疾等人的奔放时期，词风尚慷慨雄豪；第五个时期是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改进时期，词风是精雕细磨；第六个时期是张炎、王沂孙等人的雅正时期，词风尚典雅合法。郑氏的分期，着眼于词人创作精神和词坛风气的变化，比较切实地把握到了宋词“自然进展”的历程。如果说此前胡适有关唐宋词发展演变的三分法是“主观”感悟式的把握，那么，郑氏的分期就是相对“客观”实证性的论述，因而郑氏的分期论，在当时影响更大。龙榆生对宋词的分期，就受到郑氏分期方法的影响（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1934〕中也是将宋词分为六个时期，与郑振铎的分期方法基本相同，只是两人在分期的时段上稍有不同，对每个时期的特点的表述也略有差异。而《中国韵文史》所列参考书目，就有郑氏《中国文学史》，可见龙氏是参考过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的）。
　　分期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宋词的发展历程进行描述，而对宋词流派的划分则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把握宋词的发展概貌。这时期的文学史著作也很注重对宋词流派的探讨。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1）和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
　　都论及苏轼派、周邦彦派、辛派词人和姜派词人。刘麟生的《中国诗词概论》（1933）和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则将宋词分为婉约、豪放和闲适三大流派，刘氏又将婉约派细分为浑厚、秀媚、俚俗、秾丽、哀艳、清空、生硬、纤巧等八种风格。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又提出了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和以姜夔为代表的“古典词派”。词派之论，明清时代早有，但都是印象式的点评，开列几个名单就了事。而此时的流派研究，既注意探讨词派的形成演变过程，也注意论述各派的风格特点，从而加深了对宋词发展演变过程多侧面的认识了解。
　　与词派探讨相关的是价值观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并左右了20世纪后半期词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传统的词学批评都是重婉约而轻豪放，以婉约为“本色”、“正宗”，而视苏轼等人的“豪放”为“变调”和“别格”。此时的词学研究者则一反传统的价值标准，转而推重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而将“婉约”贬为“艳科”。胡云翼首倡此论。他在《词学ABC》中说：“词体之得着解放，自苏轼始，柳永倡导了慢词，还是因袭晚唐五代词的曼艳风气，还没有打破‘词为艳科’的约束。到苏轼便把词体的束缚完全解放了。”“我们则认定这种‘别派’，是词体的新生命。这种新词体离开了百馀年来都是这样温柔绮靡的旧墟，而走上一条雄壮奔放的新路。”（上海世界书局，1930，第4445页）
　　其后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和《两宋词风转变论》中也充分肯定了苏轼解放词体之功。后者在分期论述宋词的发展历程时，将苏轼这一时期概括为“词体之解放”，并说：“（苏轼）假社会流行之新兴体制，以抒写作者之浩气逸怀，音律渐疏，而内容日趋充实，疆宇日见扩大，作者之性情抱负，得充分表现于‘曲子词’中，词体日尊，而距原始曲情益远。此亦词学发展必至之境，不容以其非‘本色’而少之也。”他又从弘扬民族精神的角度，高度评价了苏辛派的成就：“苏辛词派，在南宋以时代关系，自然充分发展。由东坡‘指出向上一路’，稼轩益务恢弘。一代民族精神，于焉寄托，诚非始创‘曲子词’者之所及料。虽屡变而乐曲益远，要其热烈情绪，盖与日月而长新矣。”（龙榆生《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文史丛刊》第一集，1933）
　　1940年吴烈的《中国韵文演变史》接受了龙氏的观点，专章论述“慢词的发达及词体的解放”。1949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承传了胡云翼、龙榆生的看法，说：“词的解放与创造，正是苏轼的积极性的创造精神，在词体文学上的具体表现和重要成就。他在宋代词坛的地位，正如李白之于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614页）从此，苏辛词派的地位逐渐凌驾于婉约词派之上。20世纪后半期，苏辛派始终占据着词史研究中的主流位置，固然是与社会政治的影响有关，而3040年代词学界的价值取向无疑起了更直接的先导作用。
　　文艺学的研究，是指对词作的鉴赏、对词人创作个性和艺术成就的批评。
　　前人对词作的鉴赏，往往是随兴即感式的点评，而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龙榆生曾在《词学研究之商榷》中曾明确地指出过前人鉴赏与批评的缺陷：“前辈治学，每忽略时代环境关系，所下评论，率为抽象之辞，无具体之剖析，往往令人迷离惝恍，莫知所归。此中国文学批评学者之通病。”进入30年代后，对词作的鉴赏就比较注重系统的细密分析。比如，同是对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的鉴赏，晚清谭献是说：“（‘愿春暂留’三句）逆入平出，亦平入逆出，搏兔用全力。”“（结句）仍用逆挽，此片玉所独。”（《周氏止庵词辨》卷一，《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济南齐鲁书社，1988，第156页）全是抽象之辞，令人迷离惝恍。而时人任二北的解说则是：“此词大意，乃作者借谢后蔷薇自表身世，时而单说人，时而单说花，时而花与人融会一处，时而表人与花之所同，时而表人不如花之处。曰‘客里’，曰‘家何在’，曰‘行客’，曰‘漂流’，是其意旨所在也。前后阕固一贯。前阕首二句说羁人，次三句说花谢，‘春归’实花谢之替代语也。以上皆衬副。（下略五百余字）。”（《研究词集之方法》，《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九号。引自龙榆生《清真词叙论》，《词学季刊》第二卷第四号，1935）剖析详实，让人能具体地体会到清真词结构、技法的巧妙。
　　3040年代，最有特色的词作赏析，当首推顾随的《倦驼庵稼轩词说》（1943）和俞平伯的《清真词释》（1948）。前者注重体察作者的情感性灵，后者则重在抉发作者的艺术匠心。唐圭璋则在鉴赏方法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指出鉴赏词作，要“剖析精微，体察分明”，要着重分析“一词之结构如何？一词之命意如何？一词之衬副如何？以及承接转折、开合呼应之法如何？”（《论词之作法》，《中国学报》第一期，1943。又见其《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38页）他后来出版的赏析著作《唐宋词简释》，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实践。
　　对词人创作个性和艺术成就的批评，这时有着更大的发展。
　　在批评的态度上，力主“客观”，反对以个人主观的好恶随意抑扬轩轾词人的地位和词作的价值。龙榆生曾说：“吾人从事批评之学，最忌固执‘我见’，偏重‘主观’，而忽略‘客观’之事实。”“必须抱定客观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不容偏执‘我见’，以掩前人之真面目，而迷误来者。”（《词学研究之商榷》）龙榆生此论有很强的针对性。清人论词，门户偏见自不待言，即使是近人王国维、胡适，论词也多有主观之论，都以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推重北宋词贬抑南宋词。故龙榆生点名批评胡适的《词选》“往往偏重‘主观’，而忽略‘客观’条件”，对南宋姜夔、吴文英等“词匠”贬抑过甚；而认为“姜、吴诸家之词，各有其风尚，各有其环境，亦自各有其历史上之价值。后人从事批评者，正不容以一人之私见，而率意加以褒贬”（同前）。与龙氏相呼应，唐圭璋也强调要以会通和求实的态度来评价词人词作，不要拘于门户之见：“学者须知，各人之禀赋不同，环境不同，兴趣不同，故其所表现之作品，亦各有异。”“各运其妙，各具真价，不可执此以议彼，入主而出奴也。”（《姜白石评传》，《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六期，1943；又见唐圭璋《词学论丛》，第963页）这为后来的词学研究树立了良好的风范。
　　批评的方法，则注意三点结合：结合时代环境、词人的性格情感和身世遭遇、词坛风尚的变化来探讨词人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变化。这既是龙榆生的主张，也是他的具体实践。他的《南唐二主词叙论》，就是从创作主体的身世遭遇、家庭环境和自身的性格个性上探讨其风格、词境的成因，认为二主“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产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音。二主词境之高，盖亦环境迫之使然”。《东坡乐府综论》则敏锐地觉察到“东坡词格，亦随年龄与环境而有转移，大抵自杭州至密州为第一期，自徐州贬黄州为第二期，去黄以后为第三期”。《清真词叙论》也论析了“清真词以年龄环境关系，而作风随之变移”的过程（以上三文分别见《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第二卷第三号、第二卷第四号）。龙氏一再强调：“词风转变之由，与个人情性、时代环境，咸有莫大关系。”（《苏门四学士词》，《文学》第二卷六号，1934）
　　至于批评的任务，则是探讨词人的成就得失，揭示其艺术个性，考察其渊源影响，估定其价值地位。用龙榆生的话说，是探讨词人的“利病得失”，“抉出诸作者之真面目，以重新估定其在词学史上之地位”（《词学研究之商榷》）。唐圭璋则表述为，研究一家之词，主要是研究其“面目如何”、“真价如何”、“弊病如何”、“渊源如何”、“影响如何”（《论词之作法》）。龙榆生和唐圭璋等人的论述和实践，建立起20世纪词学批评的基本模式。20世纪后半期的词学批评，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发展和开拓。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如下论著：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杨海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文学评论》1996年6期；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2期；刘扬忠《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和词史的编撰》，《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韩经太《考据与阐释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研究》，《百年学科沉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322335页；施议对《从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同上第344365页。并此誌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