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又良：短篇其表，长篇其里

　　建国以来，《儒林外史》（以下简称《外史》）结构研究乃是《外史》研究中的热点、焦点，成绩有目共睹，但未突破五四时代《缺名笔记》“有枝而无干”〔1〕及胡适“没有结构”〔2〕、“没有布局”〔3〕观点的框架。有的学者直到80年代尚坚持批评《外史》“结构松懈”〔4〕，更多的学者虽然真诚地为《外史》结构辩护，但辩护是在承认“无主干”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是辩解其选择这一结构有其必然性：“生活是孤立而散在，没有凝结全社会的激情与掀动”〔5〕；二是认为这种结构形式带来了新的美学效果，有很多优点；三是尽管无主干，但针线细密，“整个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仍然相互联系，围绕着众多人物的情节仍然配置得宜，其艺术结构是十分完整而严密”〔6〕。然而无主干的说法不破除，这种辩解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外史》结构充其量只能被描述为如绘画上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说到底是“分散的综合体”〔7〕，散文的结构布局。《外史》结构真的是如此吗？《外史》结构研究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缺名笔记》及胡适的阴影呢？值得欣慰的是在令人困惑的整体态势中，也有一些清醒的思考。50年代何其芳同志曾怀疑《外史》的“结构可能是受了《水浒》的影响的。《水浒》也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描写了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后来都汇合于梁山泊，汇合于在梁山泊排坐位。和这种汇合相似，《儒林外史》的许多人物都参加了祭泰伯祠的典礼”〔8〕。80年代吴小如同志云：“吴敬梓在写书时，确是把时间顺序作为安排人物情节的依据之一的。”〔9〕之后李汉秋同志云：“运用结构原则和系统分析方法去探求《儒林外史》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两类人分居对称的两侧，一侧看轻文行出处专求功名富贵，一侧淡薄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两侧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作者有意运用两极的正反对照，突出中心。”〔10〕潘君昭同志大胆宣称：“全书有主干，亦即有贯串全书的主题和主要人物。”〔11〕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议论，会以为《外史》结构特色早就揭秘了。然而，就在《外史》结构的秘密呼之欲出的时候，这些真理的火花旋被清醒思考者本人用自己的手熄灭了。何其芳同志刚发现泰伯祠大祭与梁山的大聚义的相似性，接着又强调其不同之处以否定相似性。吴小如同志发现有时间的流程，却没有发现事件的进程。李汉秋同志注意到了两类知识分子的对照，却没有看到他们的意志的对立、冲突，从而引出主脉动作。潘君昭虽然强调有主干，强调主干的贯串作用，展开论述却把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看作孤立的个人、孤立静止的事件，《外史》的前半（前三十回）都是从反面来烘托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的，只能起着陪衬作用，既这样理解，那么主干的贯串作用就只能是散文的而不是小说的。
　　我们认为要找到《外史》结构的秘密，应沿着前辈学者那些零星然而清醒的思考线路开掘，但又要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在何其芳等同志的启发下，我们认为，《外史》结构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分散性而在于它的有机性，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它是有主干的，是有首尾的。《外史》结构的有机性表现在：
　　一、“百十个小星”不过是一文昌星
　　《外史》中前面出现的人物，后面销声匿迹；后面出现的人物，前面不曾露面。经验主义地就事论事，确实“事因人起，人随事灭”〔12〕，人物是分散的人物，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但这样看是把作者理解、表现生活的方式看作是分析归纳的而不是有机整体的；作者是思想家而不是小说家；《外史》的文体是新闻报道、社会调查而不是小说，这无疑是误读。其实我们只要突破小说感性外壳，一个贯串全书的主角就寻找出来了。《外史》的主角是谁，就是下凡维持文运的百十个小星。小星至有百十个，人物似乎也还是重在分而非合。但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影响很大的“理一分殊”说：“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13〕。百十个小星实际均是一文昌星（也即文曲星）的变相，写百十个小星就是写一文昌星。文昌星就是小说的主角。百十个小星在现实中的变相就是诸文士。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胡屠户认为考中举人、进士的即是“天上的文曲星”，但像周进、范进等只知八股时文，不懂诗文，不知苏轼，肯定不是文昌星。文昌星是主持文运的，故为解文人之厄、反抗贯索星的侵犯者即反抗统治者的思想禁锢、文化羁縻政策者方为文昌星。甘受统治者牢笼者不是文昌星。小说取名《儒林外史》，顾名思义似乎“儒林”即是主角，但“儒林”是个大概念。小说中儒林实分化为对立的两类文人，一类是看轻文行出处专求功名富贵的文人，一类是淡薄功名富贵而讲求文行出处的文人，后者才是主角，前者为后者的活动背景。百十个小星即象征一群独立不羁，富有叛逆性的文人。
　　独立不羁、富有叛逆性的文人既以百十数，自然也是散在的人物。然而他们还可进一步归类。分而论之，为豪士、诗人、才子、贤人。莺脰湖大会写豪士，西湖诗会写诗人，莫愁湖品曲会写才子，泰伯祠大祭写贤人。分而论之既为四，四者的关系似乎是并列的，人物看来还是分散的。但是我们不可疏忽这样一个事实，现实中作者身份是豪士、诗人、才子、贤人四位一体。《外史》中许多人物也都是豪士、诗人、才子、贤人四位一体。小说正文中最早出现的贤人蘧祐，做官时讼简刑清，衙门里有三样声息，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风尘劳攘的时候，每怀长林丰草之思；退居林下，知命乐天，慷慨好施，有麦舟之风。其子蘧景玉，其孙蘧駪夫均有蘧太守风概。《外史》第三十一回出现的杜少卿，豪士、诗人、才子、贤人四位一体的特色更为鲜明。其他人物思想性格也均是以四极或三极、二极的组合，很少只有一极构成者，足见豪士、诗人、才子、贤人四者完全可以组合为一体。
　　作者显然也是有意识把这四者当作一个人来写。其写法是分而合，合而分，有分有合。通过莺脰湖宴会把娄三、娄四公子、杨执中等9人组织为豪士集团；通过西湖诗会把景兰江、赵雪斋、匡超人等9人组织为诗人集团；通过莫愁湖品曲大会把杜慎卿、季苇萧等13人组织为才子集团；通过河房议礼修泰伯祠，把杜少卿、迟衡山、虞博士、庄绍光等组织为贤人集团，最后又通过泰伯祠大祭把豪士、诗人、才子、贤人汇合为一。何其芳同志曾疑惑：“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串全书的作用就不大了。”〔14〕但豪士集团有蘧駪夫作代表，诗人集团有景兰江作代表，才子集团除杜慎卿外全到，贤人集团无一缺席，组织统一的目的照样能实现。从心史的角度，三湖会和泰伯祠大祭都是写作者一人之奇，是作者性格四极的影写。从文本形象体系论，最早出现的贤人，全书中心出现的贤人都是四位一体，他们对全书正直文人有一种浓缩为一的作用，其后泰伯祠大祭又从外在组织方面汇合为一。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惯把国家、阶层当作准人物。百十个小星即一群有独立个性的文人有共同的目标（意志）维持文运，有共同的学术倾向信奉乐学、安身说、天爵说，确实如一个人。当作一个人观照，从横剖面看，莺脰湖会写其豪士的一面，西湖诗会写其诗人的一面，莫愁湖会写其才子的一面，泰伯祠大祭写其贤人的一面，他的性格是多元组合。从纵向即性格发展史角度看，莺脰湖会写其对八股取士制的自发反抗，西湖诗会写其与八股取士制的自觉对立，莫愁湖会写其超然物外、任性率真，泰伯祠大祭写其制礼作乐，成己成物，他的性格是发展的。所以我们认为《外史》有主角，作者同样是为展现主角的性格发展服务，是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的。而不是相反，“为展现作品中一切能够体现作者思想的人物性格服务”，“以无所不知的作者身份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及其社会理想。”〔15〕
　　二、无数叛逆文人的小故事构成一个维持文运的大故事
　　因为人物被确认为分散的人物，《外史》的事件也向来被认为是分散的事件。然而，看似散乱的事件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并非是孤立、自发的行为，它们统属于一种社会性矛盾，即“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对立，讲究文行出处与追逐功名富贵的冲突。这种两极对立有的学者也注意到了，但被错误地理解为“作者有意运用两极的正反对照，突出中心”的修辞手法。其实，书中的两极对立并非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是动作、反动作。观鲁编修与娄三、娄四公子的互相攻讦，景兰江与浦墨卿的辩难，高翰林与迟衡山、武书的论战即可清楚说明这一点。《外史》很清楚地借王冕之口交代，由于最高统治者推行八股取士制，大兴文字狱，羁縻禁锢知识分子的身心，导致一部分文人走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扭曲了自己的人格，败坏了整个文坛风气，使封建五伦沦丧，文运大降，儒学遭受空前挫折，这是书中人物的活动背景、典型环境。这种环境形成一种压力，迫使读书人屈服，这即是动作。如周进，受不了梅秀才的嘲讽、王举人的轻视，抛弃自己的“正身以俟时，守己而律物”的信条，曲身枉己求仕，终于中举人、中进士，做大官，反过来宣扬“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成为典型环境的一分子，对其他读书人形成迫害。而另一部分文人面对环境的压力、挑战而作出自己的回应，决心维持文运。这就是反动作。这两种不同意志的撞击，动作反动作的较量才是书中的主脉事件。
　　在《外史》中，这个主脉事件维持文运的事业有一个清晰可辨的从量变到质变、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跨越的逻辑进程。第一个阶段反对成王败寇，不以成败论人。也就是反对当时统治者提倡的、时尚流行的衡文标准、选士制度。封建社会传统的选士标准是“言扬行举”，从士的德行和声名中选择，从文行出处诸方面全面考察。而书中时代“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只论其八股文中与不中，“功名富贵无凭据”，衡文标准、选士制度片面、荒唐。对八股取士制，书中豪士集团领袖娄三、娄四公子表示强烈反对。娄四公子借宁王之事发挥道：“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这种议论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它大有造反有理之意，把它升华为政治主张，其实他是直接针对当时的选士制度的，是此种不平的曲折表达。京师不得志，娄三、娄四公子返回故里，一路上感叹“算计只有归来是”，回来后宣称“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主动援救受迫害的文人杨执中；把一些仕途上失意者、布衣平民称为“读书君子”，延为座上宾。这是正直文人面对八股取士制的推行最初作出的反应，是“一朝愤激谋作达”的单纯自发反抗。
　　第二阶段以诗名抵制科名。第一阶段只是反对八股取士制的弊端，第二阶段开始整个否定八股取士制了。《外史》第十七回写几位杭城诗人在一起辩难。浦墨卿设难道：“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景兰江反问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这是一场价值观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暗含了三个观点：一举业确实琢削元气，损害自然人性；二举业是趋利的；三科名不及诗名。这就开始刨八股取士制的根了。
　　第三个阶段不计是非，及时行乐。风流才子季苇萧已娶有妻室，在扬州又娶小妾，别人责问他“你怎么又做这件事”，他指着对联“春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说：“你不见‘才子佳人信有之’，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强调人生在世，应及时行乐，放浪形骸之外，不必恪守礼俗。风流才子领袖杜慎卿在雨花台看见“夷十族处”，说：“方先生（指方孝孺）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言外之意，人生真正大事是称意自适，管什么统治阶级正统非正统的闲是非。
　　他自有天趣，见两个挑粪桶的相邀看落照，大为赞叹：“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神往六朝人的超然物外。后来他和季苇萧组织了一个莫愁湖品曲大会，花酒陶情，快意当前，“卓荦英姿，海内都传雅韵”。第二阶段尚属反抗阶段，是不能忘怀否定对象的阶段，且不与利挂钩的诗名虽胜过与利纠缠一起的科名，但毕竟还是追逐于外。现阶段则不顾是非毁誉，无待于外，任性率真，独立自足，开始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属建设阶段。
　　第四阶段重修礼乐，再兴斯文。第三阶段高扬个性解放旗帜，其意在树立自我，但个性过于放纵，也会侵犯人权。杜少卿说得好：“娶妾之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所以复兴儒教不只应立己，也应立人。儒教的基本信念是“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6〕。内圣必推导出外王，振兴儒教最关键之处即是缔造一种良好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杜少卿宣扬“风流经济”：“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礼就是确立人与人的关系。杜少卿提出“风流经济”就是制礼作乐，风流经济既考虑到自我幸福，又顾及他人利益，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新的婚姻制度。迟衡山发起修泰伯祠、祭泰伯的活动，其本意在习学礼乐，成就人才，以助政教，即通过表彰泰伯这一古代尽孝尚义，让贤让天下的至德人物，让人们在孝悌上用心，礼让上立志，成为尽孝尚义之人，天下自然不难达到大治，这当然也是成己成物之仁心，修、齐、治、平之儒教。
　　第五阶段封建五伦重振，儒学传统复兴。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上一阶段的结果。泰伯祠大祭后，环绕南京，从北到南，四面八方出了不少敦行儒者，西南边疆有汤镇台之智勇，五河县有虞秀才之狂傲，凤阳有二余之孝悌，徽州有王玉辉父女之节烈，东南有凤四老爹之侠义，一时名流奇士并出，谱写出动人的儒学新篇章。
　　这五个阶段真正是一环套一环，一层进一层，构成了一个有始有终有目标、有行动、有结果的完整事件。静止地、孤立地看，《儒林外史》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的，一个个文人小故事的杂凑综合。但是，我们只要扣住小说的特性，深一层地从运动的角度、整体的角度观照，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无数个文人的小故事实际组成了一个首尾完整的大故事。
　　三、一种有机生长的结构形式
　　早期《儒林外史》评论家认为《外史》有布局，其结构是有机的。第三十三回卧评云：“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17〕第三十七回卧评云：“本书至此卷，是一大结束。前乎此，如莺脰湖一会，是一小结束；西湖上诗会，是又一小结束。至此如云亭、梁甫，而后臻至泰山。”〔18〕卧评很形象地把《外史》的形象体系比作体系完整精美的建筑物，比作奔腾向前、越来越宽阔的长江，比作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的泰山山脉。这种比喻很贴切，切中肯綮。
　　《外史》结构外壳确实如何其芳同志所云类似《水浒传》。《水浒传》写农民起义由小到大，由分而合，逐步推向大聚义的高潮，《外史》也是这种笔法。首先，《外史》里的时间是不断向前推进的。第二回点出成化末年（约公元1487年），第七回点出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第八回点出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第二十回点出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第二十五回点出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第三十五回点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第五十五回点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共历时108年。这108年的时间流程暗中赋予所描写的事件以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外史》所写的许多小故事都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前后相承的，而不是共时的、并列的。其次，《外史》里的空间是不断拓展的。《外史》里正统文人、堕落文人活动的空间相对固定。周进由山东至京师至广东，范进由广东至京师至山东，王惠由山东至京师后至南昌，表明文人由八股起家，发迹至京师，最终走向利禄之乡，不忠不孝之地。嗜利之徒主宰文坛，文运大降。非正统文人、叛逆文人活动空间则不固定。豪士们活动在浙江湖州，诗人们活动在浙江省城杭州，才子、贤人们活动在东南大都会、明王朝旧都南京，由乡村、州县至省城至东南大都会，活动领域越来越广阔，活动领域的政治文化地位越来越重要，最后辐射至西蜀、西北边疆、扬州、凤阳、徽州、西南边疆、东南海疆正直文人活动领域的拓展意味着维持文运的事业由小气候蔚然而成大气候了。再次，《外史》中叛逆性文人阵营不断发展壮大。《外史》中敢于冲破科举牢笼，尊重自己个性的文人越来越多，莺脰湖会参加者9人；西湖诗会应到9人，实到8人；莫愁湖会参加者13人；泰伯祠大祭参加者76人。正直文人已由一般交朋结友，酒会诗会逐步发展到组织队伍庞大、分工细密、目标一致的文人集团，真是“人物久而愈盛”。《水浒传》结构的有机性学术界是公认的，《外史》的笔法跟《水浒传》没有二致，其结构的有机性当然也无法否认。
　　不把《外史》看作一个生长的有机体，就只能从人物角度而不是从事件进程角度给《外史》划分段落，并且只能按人物类别而不是按人物性格发展划分。结果，《外史》结构显得简单、呆板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美国学者夏志清、林顺夫把《外史》二回至五十四回分为三部分，第二回至第三十回为第一部分，三十一回至三十七为第二部分，三十七回至五十四回为第三部分，《外史》结构被他们描绘为中间小、两头大的极不匀称的结构。〔19〕80年代我国学者黄秉泽同志把《外史》二回至五十四回分为四个段落，二回至十七回为第一个段落写儒者（科举迷），十七回至三十回为第二个段落写名士，三十一回至四十三回为第三个段落，写贤豪，四十四回至五十四回写恶俗。〔20〕陈美林同志的看法与黄秉泽同志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不过他将《外史》分三个部分，把黄所划分的一、二段合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界限比黄的第三段后移了三个回合。〔21〕经他们划分，《外史》结构显得匀称了。但由于他们认为《外史》以写否定人物为主，《外史》结构被描绘为平面静止的人物活动集锦图。
　　而我们既已看到百十个小星实即一文昌星，无数文人的小故事实组合为一维持文运的大故事，也就找到了《外史》的主干。按这个主干即按人物性格的发展，故事的形成划分，《外史》结构则是一种首尾完具的有机生长体。
　　《外史》五十五回可划分为三大段。
　　第一回为第一大段，写王冕，他是第一代文坛奇人。通过写他，意在彰显一种文人精神、儒学传统（乐学、安身说、天爵说），从结构上说这是头。
　　第二回至第五十二回为第二大段，写继承王冕精神、学术的第二代（书中时代）文坛奇人，从结构上说这是身，小说的主体。
　　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五回为第三大段，写继承上一代文坛奇人的精神、学术的第三代文坛奇人。陈思阮是陈和甫的儿子，为豪士后代；丁言志是赵雪斋、景兰江的崇拜者，为诗人的后代；陈木南出入来宾楼乃风流才子流亚；市井四奇人隐于市井，乃真儒后裔。从结构上说这三回都是尾，过去学术界习惯把五十五回定为尾是片面的。三代贤人君子先后辉映，薪尽火传，一种文人精神、儒学传统乃愈加彰显而出，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这三大段结构精美绝伦，完全符合古代美学家所追求的“风头”、“猪肚”、“獭尾”那种理想的结构艺术美。
　　进一步我们又可把《外史》主体部分为六小段。第二回至八回为第一段，写二进发迹史。二进发迹史乃儒学挫折史。周进枉己求仕，发迹作主考，只能选拔庸人范进。到范进作主考，后果更不堪设想。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禀生忘（王）德忘（王）仁；贡生、监生、俨（严）然致中、致和而夫妻不睦，兄弟不友；新中举人母丧外出打秋风，新中进士为考选匿丧不报，新中进士出为府守不惠不忠，儒家封建五伦沦丧。这是对以王冕为代表的文人精神、儒学传统的破坏，是平衡状态的负面变化，也是作者要表彰的文人活动的背景，即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从结构上说这是第二代文坛奇人故事的序幕。九回至十五回为第二段，写豪士，这是故事的开端。十六回至二十三回为第三段，写诗人，这是故事的发展。二十四回至三十回为第四段，写才子，这仍是故事的发展。三十一回至三十七回为第五段，写贤人，这是故事的高潮。三十八回至五十二回为第六段，写封建五伦复兴，君子奇人辈出，这是故事的结局。故事开端为头，故事发展、高潮为身，故事结局为尾，主体部分结构也是一个头、身、尾完整的有机体。全书有头、身、尾，主体部分也有头、身、尾，彻里彻外，有首有尾，《外史》结构确实完整完美。在我们看来，《外史》结构只能作如是观，这种看法跟传统看法是大相径庭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是孰非，有识文士必能择焉。
　　注释：
　　〔1〕〔12〕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
　　〔2〕〔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4〕陈汝衡：《吴敬梓传》第六章八节《结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何满子：《论〈儒林外史〉》，上海出版公司，1955。
　　〔6〕〔15〕〔21〕陈美林：《吴敬梓研究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平慧善：《试谈〈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载《艺谭》，1980（3）。
　　〔8〕〔14〕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原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9〕吴小如：《两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载《吴敬梓研究》，1981（1）。
　　〔10〕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述评》，载《文学遗产》，1986（1）。
　　〔11〕潘君昭：《论〈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和结构艺术》，载《南京师大学报》，1985（1）。
　　〔13〕朱熹：《语类》卷十八、卷九四。
　　〔16〕《论语雍也》。
　　〔17〕〔18〕《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第三十七回回末总评，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119、121页。
　　〔19〕美国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儒林外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美国林顺夫：《〈儒林外史〉中的“礼”及其叙述结构》，收入安德鲁H普莱克斯编辑的《中国的记叙文：评论文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中译文载《文献》，1983（12）。
　　〔20〕黄秉泽：《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