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日同：论《西游记》个性精神喜剧性结局的文本原因

　　【内容提要】小说《西游记》取经师徒的喜剧性结局，是一曲个性张扬的赞歌。这与其它表现个性的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结局形成了显著的差别。这一问题值得思考，在众多的原因中，《西游记》文本系统的超现实性、儒道佛既定理路和社会与道德的价值取向等，规定了这种喜剧性的结局，成为个性精神得以张扬的内部原因。
　　【关键词】《西游记》喜剧性结局文本原因
　　《西游记》与《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不同，是一部以喜剧作结的作品。尤其是与其前的《水浒传》和其后的《金瓶梅》，在诸多方面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但在结局上却截然不同。也就是说，《西游记》与《水浒传》、《金瓶梅》，在对个性精神的表现方面，具有同一性，但其结局是相反的。
　　《西游记》的主题历来众说不一。但小说对个性精神的褒扬，应是没有问题的。取经僧众，西行之前，都是程度不同的离经叛道者。这种个性精神，在取经途中，除了沙僧、小白龙外，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也都有相当程度的表现，就是到了西天，也没有消失。
　　唐僧的前世“金蝉子”因不听如来“说法”，“轻慢我之大教”〔1〕（P1064）（以下所引原文，只注回数），转世成人，又迷执天伦人情，执意为父报仇（“附录”），有违佛家教义。孙悟空大闹天宫，“欺天罔上”、“凌圣偷丹”（第七回），是“乱大伦”、“恶贯满盈”的大罪。猪八戒，先是好色，后则食人（第八回）。沙僧在流沙河食人度日（第八回），都属不廉不仁之举。小白龙“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第八回）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父纲”，犯了忤逆之罪。在等待取经人期间，同沙僧一样，也靠杀生度日（第十五回）。五人都算是离经叛道之辈。其中的“道”、“经”，无外乎儒家纲常、道规和佛戒，内涵虽异，但对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的束缚则是相同的。而“叛”之“离”之，反映的自然是一种立足个人维度的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至于杀生行为，在超现实的神魔世界里，不宜拘泥理解）。
　　西行取经是一个“苦炼凶魔种种灭”、“五圣成真”（第一百回）的历程，同时，也是个性精神、主体意识张扬的载体。这种精神、意识，在相当程度上，贯穿于取经过程的始终。这在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西行路上的孙悟空，尽管被如来佛套上了那个拘束‘反性’的紧箍，但他的身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异端’风采。”〔2〕（P35）对神佛世界，依然保持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天性。腹谤观音，奚落如来，耍弄老君。见了玉帝，也只是“唱个喏”（第十五回）。为骗小妖，要求玉帝装天半个时辰。“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第三十三回）孙悟空这种对待神佛的态度，并非只是过过口瘾、争足面子而已。小说第二十四到二十六回，对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连观音也“让他三分”的“地仙之祖”镇元子，愣是被他逼得与自己称兄道弟，加倍的赔不是。取经路上的猪八戒是贪食好色的典型，面对美色，他是“心痒难挠，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针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眼不转睛，淫心紊乱，色胆纵横”（第二十三回）。唐僧在取经路上有过几次艳遇，虽没犯戒，但也是经历了难抑天性的心理煎熬，“是个坐怀心悸的正人君子”〔2〕（P32），面对色诱，他“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第二十三回）、“战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第五十四回）。八戒的追求是主动的，只是苦无机缘。而唐僧的不免动情，则有戒律的勉强维持。二人虽程度不同，但本性是一样的。
　　取经僧众这种本能、个性，即使到达西天，也未被“灭尽”。孙悟空被封为“斗战圣佛”，其“争强好胜”，居然也能混入佛性。“‘斗战圣佛’并不是孙悟空修成正果的证明，而是作者对他英雄品格的肯定。”〔3〕（P274）而且，孙悟空成佛之后，还念念不忘头上的“紧箍咒”，请求三藏“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第一百回）。自由的心性一如往日。佛祖称八戒“保圣僧在路，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第一百回）。色情未泯，无碍“成真”，还照顾到“口壮身慵，食肠宽大”，封个“净坛使者”。而唐僧的色欲本性，小说也没有着意安排他坐怀不乱的情节。看来，那点人性，也并没有因成就佛果而消失殆尽。
　　《西游记》的个性精神贯穿情节的始终，与《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作品之仅见于情节开端和过程相比，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有理性支撑的、较为充分的自由精神。因此，喜剧性结局“五圣成真”，使小说《西游记》最终成为一曲个性精神张扬的颂歌。
　　《西游记》个性精神喜剧性结局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如作者的情况、市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等。但问题是，就作者情况而言，《西游记》其前的《水浒传》和其后的《金瓶梅》的作者，都具有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但两书的个性精神都以悲剧作结。就时代条件而言，《水浒传》成书时期，在元明之际，或在明代弘治、正德年间〔4〕（P274276），个性精神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尤其是《金瓶梅》成书的明代后期，创作在精神自由度上，则远大于《西游记》，为何这些作品，都是以悲剧作结？看来，仅从外部思考其原因，还不够全面，有必要从小说内部即文本诸方面的特征入手，来讨论这一问题。
　　成熟的作品往往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容、形式、风格等因素，以一定的连接方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某一因素，与系统中其他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游记》个性精神得以张扬，与系统所呈现出来的多方面的特征如超实性、思想性和世俗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游记》个性精神的喜剧性结局，既得力于其文本系统的超现实性、儒道佛既定理路，又获益于社会与道德的价值取向等。
　　一、超现实性
　　《西游记》的超现实性，包括浪漫性、童话性和游戏性等。浪漫的虚幻、童话的想象和游戏因矛盾而博人无所容心、忘怀得失的一笑，都使作品的形态，与写实有较大距离，呈现一种超现实性。这样，评价体系和创作状态，就有一个较大的自由度。
　　（一）浪漫性
　　《西游记》把个性精神隐寓于虚幻、浪漫性之中。《西游记》是一部幻想型的浪漫作品，如言：“《西游》幻极矣。”〔5〕（P324）通过想象和夸张，使得“西游”世界，成为与写实世界迥然不同的突破生死，突破神、人、物界限的神奇世界。其环境是天上地下、仙地佛境、龙宫地府；其形象多是身奇貌异，神通广大，变幻莫测；其物是可大可小的一万三千五百斤的金箍棒、“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熟”的人参果树和可以闻声拿人的昆仑仙藤上结的紫金红葫芦；故事是上天入地，翻江倒海，兴妖除怪，祭宝斗法等，奇境、奇象、奇物、奇事熔于一炉，构成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幻想之域。
　　在这样浪漫的世界中，自由理想是易于充分表现的。法国作家雨果说：“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6〕（P32）在写实环境中，则有较多局限。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乏其例，如元代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魂》和明代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等即是。《牡丹亭》第三十六出《婚走》杜丽娘就说：“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7〕（P2196）“人物在梦境魂乡时，那一种泼天也似的自由精神便无所不在、无所不为；一旦梦醒还阳，便‘成人不自在’，小姐往往必须遵循人间的礼法，受种种无奈的束缚。”〔8〕（P134135）
　　《西游记》个性精神的张扬，是写实性小说在当时条件下做不到的。《金瓶梅》个性的恶劣膨胀不用说，即便是宋江谨小慎微、赎罪式的归正，在写实文学的政治逻辑中没有其适宜的位置。因为浪漫小说与写实小说遵循着不同创作规范。写实小说不论如何奇异，总要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浪漫小说不一样，它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的细节真实。它也要遵循一定的逻辑，不能胡来，但那是幻想的、理想的逻辑。《西游记》幻中之真，不同于生活之“真”，也与写实小说中所表现的“真”不一样。因此，《西游记》取经僧众与《水浒传》相类似的离经叛道，统治者的猜忌和惧怕，还不至于成为影响浪漫作品中人物结局的因素。《西游记》的浪漫性，助成了个性精神的喜剧性结局。
　　（二）童话性和游戏性
　　《西游记》将个性精神寄托于童话和游戏笔墨之中。《西游记》又是一部以童话性和游戏性为重要特征的小说。在一种轻松、愉快和玩耍的气氛中，个性精神得以凸显。
　　想象是童话的重要特征，是一种以具体情境为依据的非逻辑性的想象。《西游记》不少地方，情节和人物特征前后矛盾，就是因为“这种童话的想象方式是一种非逻辑的关系。儿童的想象常常只是相对于一个具体的情境而出现的，因此哪怕是对同一个人物的想像，也可能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完全矛盾的现象”〔9〕（P109）。《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时，除了如来，所有仙圣神佛及其法宝（如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都奈何不了他；而取经路上，几个小妖精，一块破布袱，两只小瓶子，却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红孩儿的三昧真火，也能把他弄得“一身烟火，炮燥难禁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可怜气塞胸堂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第四十一回）等。这种不一致，却是童话的想象和逻辑。面对这种“幼稚”矛盾的故事，读者也只得姑且听之。这样，即使人物做出较为出格的事来，也被蒙上一层童话的色彩，人们也会一笑了之。
　　《西游记》是儿童式的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与“经国大事”相对的游戏笔墨。这是古今共识。明人陈元之称《西游记》为“滑稽之雄”〔5〕（P225）。鲁迅也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10〕（P338）所谓游戏性，在《西游记》中，表现为“富有特色的矛盾性：或内容和形式之间的不和谐，或现象和本质之间的不协调，或想象和存在之间的不一致”〔3〕（P260）。不该有人性的妖怪，反而有人情，矛盾成为产生游戏感的心理机制。
　　第四十二回，写孙悟空向观音菩萨借净瓶，观音要他“脑后救命的毫毛拔一根”作抵押，悟空不肯，观音骂道：“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其中“一毛不拔”是顺手点缀的“趣话”。观音尊者的身份，也如常人一般的逗趣。身份与世俗的心性、行为构成引人一笑的错位或矛盾。这间接体现了一种世俗的精神。天宫是神圣庄严的，却让一只极不正经的猴子去捣乱。形象的猥琐，颠覆了天宫的富丽堂皇。对于孙悟空和天宫来说，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都呈现矛盾状态。可笑，好玩，滑稽。一只胡闹的猴子，竟动用了十万天兵天将，却又无计可施。最后立头功者，不是托塔天王、二郎神，而是一条狗。狗在他脚脖上狠咬一口，再加上太上老君不光彩的“暗器”手段，才勉强抓住了孙悟空。可还是不能将其“明正典刑”，天宫却差点儿被烧掉。在一片好玩的笑声中，完成了对个性精神的表现。
　　在童话和游戏笔墨（包括浪漫作品）特殊的审美氛围中，创作心态是自由的，表现的内容和主题也易形成理想的形态。而且，面对这种姑且言之的游戏故事，读者和评论者也多是姑且听之。陈元之说：“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一书”〔5〕（P225），则是基于《西游记》“此东野语，非君子所志”〔5〕（P225）。胡适说，《西游记》“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必深究。”〔11〕（P366367）鲁迅也说：“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这也是他的本领。”〔10〕（P338）欣赏游戏和童话时，人们是“无所容心”、“不必深究”的，无须以较为现实的标准予以思考和评价。在这种预设式、可期待的赏评方式的逆向作用下，
　　创作也会因此多出一份自由的状态，个性精神的表现又多了一层宽松。作者不必太多顾忌到现实的规则，而能够自由地表现理想化的内容。诚如所言：“《西游记》游戏笔墨的特征它给作家提供了摆脱世俗的拘谨和因循的束缚的机会，可以并要求天马行空般飞驰自己的想象。而作家的艺术思维既不能以一般事物的通常进程来衡量，他那神奇的笔墨也就像没有任何约束似的在任意抒写，所以，挥洒笔墨的结果，其内容似乎往往越出了常规，而形式常常会是无限的活泼。”〔12〕（P122128）《西游记》的童话性和游戏性，成为个性精神合“理”存在必要环境。一句话，《西游记》超现实特征，是五圣成真喜剧性结局形成的有利因素。
　　二、儒、道、佛的既定理路
　　《西游记》属思想、哲理小说，在明清六大章回小说中，理论色彩是最浓厚的。这势必影响到作者的构思，如人物性格发展的历程和结局的性质等。换言之，儒道释三家思想的逻辑过程和归宿，促成和支持了五圣成真的喜剧性结局。
　　《西游记》是一部累积型小说，儒、道、佛乃至于民间宗教、迷信、崇拜等，诸家杂陈，应有尽有。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思想最为显著。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探索其思想性，是研究的重要视角。较为流行的是儒道佛三家合一说。明清之际的袁于令说：“三教已括于一部。”〔5〕（P223）清代刘一明认为读《西游记》“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5〕（P342）。现代《西游记》研究，多承此说。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10〕（P338）古今诸说，三家虽或有主次，但其思想杂陈糅合却一。这些符合《西游记》的实际情况。小说中孙悟空就曾给车迟国国王开过这样的治国良方：“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第四十七回）
　　小说第八回，观音一路东来，接连给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小白龙指点迷津，劝其通过修行以成正果，则直接标明了离经叛道者由邪反正的佛、道、儒的既定理路。其中观音与孙悟空的相见，具有典型性：“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这才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教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伽持，入我佛门，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
　　对于曾经违逆大伦的孙悟空，有善念，有善行，就能修成佛果，是佛家固有理路，也是小说显在的结构。在观音在劝言中，也引用了《周易参同契》中的“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13〕（P679）之语。意为有善念，天必从之，为五圣成真提供了逻辑理路。《周易参同契》的主旨，诚如所言：“后汉魏公伯阳以为还丹之道不可惑于邪说，必本诸《易》道然后可也。”（《四库全书周易参同契发挥重刊序》）《周易》为儒家“五经”之一，又是道家“三玄”之一，为儒道共有的经典。《周易参同契》本诸《周易》，讲道教“还丹之道”，是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道教论丹典籍。道教观念，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不仅人可以成仙，修炼到家的动植物也可以成仙，甚至石头承受日月精华也可以成仙。这对五圣成真是一种理念上的支持。
　　儒家心学在《西游记》中表现尤为显著，在回目、诗赞、人物语言和结构等方面多有表现。第二十四回唐僧问孙悟空何时可到西天雷音寺，孙悟空答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五十八回孙悟空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以孙悟空而言，全书内容的构架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西天取经成正果。可依次隐喻为放心、定心、修心的心学理路。这种喻意在小说中多有提示，如在前七回，孙悟空上天入地大闹乾坤，即在回目上说他是“心何足”、“意未宁”（第四回）；第七回被压在五行山下，就叫作“定心猿”；后来去西天取经，则常称作“心猿归正”（第十四回）等。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10〕（P338339）
　　心学不仅提供了由心魔进入道境的理路，更重要的是，心学还提供了未被炼尽的心魔，在道境中取得合法地位的逻辑可能。这近于王学左派的思想。何心隐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14〕（P40）王守仁的先天“良知”，被加入声色情欲，以及百姓日用，本能被纳入“性”道的范畴之中。《西游记》作者的构思与创作，应和了心学的逻辑。
　　作品的理论色彩与创作自由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游记》作为理论色彩强烈的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如果比作学术与现实关系的话，那么《水浒传》、《金瓶梅》等写实性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则可比作政治与现实的关系。虽然学术的内容、形式和规范等最终来源于现实，但毕竟比政治来得间接，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必如政治亦步亦趋地紧跟现实。
　　同是离经叛道的宋江们，其人生历程与取经僧众较为相似。但由于其缺少诸家思想资源戮力而直接的支持，也即宋江们更多是生活在现实形态的社会之中。虽也有忠义儒家理论的支撑，但其突出性，显然逊于《西游记》。宋江们在走向圆满结局的当口，宿命般遭遇到了奸臣的不忿、惧怕和猜忌，结果归于悲剧。
　　朝廷对梁山的招安，是在无力剿灭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并非是在遵循某种有别于政治逻辑的理论理路。在奸臣与宋江私怨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政治逻辑上的排斥。这一点典型表现在宋徽宗身上。宋徽宗原是真心接纳反正者的，但也心存猜忌。“蔡京、童贯又奏道：‘卢俊义是一猛兽，未保其心。倘若惊动了他，必致走透，深为未便。今后难以收捕。只可赚来京师，陛下亲赐御膳御酒，将圣言抚谕之，窥其虚实动静。若无，不必究问。亦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念。’上皇准奏。”〔15〕（P914）《水浒传》是现实形态的小说，人物命运主要遵循现实的政治逻辑，而《西游记》遵循的是理论逻辑或者理想逻辑。
　　所以，五圣成真的喜剧结局，小说浓重的理论色彩及其逻辑理路，是一重要因素。
　　三、社会与道德的价值取向
　　小说《西游记》的审美价值结构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一方面是远离现实的超现实性和理论性，一方面又植根现实，秉持社会与道德价值取向，有显著的世俗性。诚如所言：“《西游记》则不同，它幻想的翅膀飞得高，而现实基础又扎得深。”〔3〕（P314）现实与超越，犹如深厚地基与摩天大厦，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个性精神、主体意识因此有坚厚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取经事业社会价值的取向和人物行为社会道德底线的设置。
　　西天取经，是佛教行为，又是救民水火、造福人类的社会行为，体现了俗世价值。个性精神因伴有社会性的内容，而易于为人们和社会所接受。这是个性精神最终胜利的必要保证。
　　三藏是取经队伍的灵魂。他的追求就是团体的目标。三藏是小说《西游记》中社会价值追求的一种象征。因为“那南赡部州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所以，如来让他去西天取经，“劝人为善”（第八回），是以达到普度众生为目的的。同时，三藏取经又是秉承李世民的旨意，以“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僧的决心是：“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第十二回）因此，其取经，又与儒家所追求的“平天下”，谋求社稷黎民福祉的目标相一致。这样，社会性成为个性精神的一种依托或调剂。
　　取经僧众的个性精神，还有一个为世俗所容纳的道德底线。《金瓶梅》和《西游记》，都有宣扬世俗人情的倾向。《金瓶梅》的写成期，是在较《西游记》思想更为自由的万历年间，人物结局却以悲剧作结。《西游记》虽写世情，反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但同时又严守世俗道德的底线，反对纵欲邪淫，表现出健康文明的情欲观。唐僧取经途中虽有多次艳遇，却始终没有破戒。面对色诱，心里虽不免悸乱，但在行为上，尚属坐怀不乱的君子。八戒的色情心，诚然一路走来，未见泯灭。但始终只表现为一种本能，一种意念。“实际上他对两性问题倒是比较严肃的，负责的。”〔2〕（P54）这与其前的《西游记》杂剧形成对比。杂剧中的猪八戒在女儿国与宫女偷欢，而小说《西游记》中进入佛门的猪八戒始终没有破过色戒。
　　小说《西游记》作者，一再提醒和警告人们要静心养德，不宜纵情贪欢。第二十三回说：“痴愚不识本原由，色剑伤身暗自休。”二十四回说：“色乃伤身之剑，贪之必定遭殃。”宋元以来，市井小说往往有道德规劝一类的文字，但是有意或无意，效果或目的多类似汉大赋的“劝百而讽一”，言行不一，至多是一种调剂、平衡。《西游记》与之不同，是言行一致的。看作者对情节的处理。八戒恨不得一夜做了三女之夫。结果被“绷在树上，声声叫喊，痛苦难禁”（第二十四回）。八戒于濯垢泉一顿忘形之后，却遭罹一番磨难：“原来放了绊脚索，满地都是丝绳，动动脚，跌个禋踵：左边去，一个面磕地；右边去，一个倒栽葱；急转身，又跌了个嘴躭地；忙爬起，又跌了个竖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把个呆子跌得身麻脚软，头晕眼花，爬也爬不动，只睡在地下呻吟。”（第七十二回）这样，《西游记》就摆脱了《金瓶梅》西门庆之流决海救焚、饮鸩止渴式的个性主义的恶性凸显。在表现个性精神的同时，又不至于触及社会道德的底线。这是五圣得以成真的世俗条件。
　　总之，《西游记》是个性精神胜利的赞歌。作品的超现实性、理论色彩，使个性精神得以较为充分的张扬，而世俗性又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便是《西游记》喜剧性结局的文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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