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安《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
　　问王君此书何以有价值？则答之曰：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今欲追寻往迹，诚难诚难。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使臧晋叔未尝刻此，则今人竟不能知元剧为何物。持此以例其他，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渊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籀览一过，见其条贯秩然，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可以为难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王先生评元剧之文章，有极精之言。今撮录如次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臧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时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思：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媿色也。（按，即此而论可见中国戏剧历代退化。）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书中善言，不遑悉举，姑举数节以见其余，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年来闻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谓“遗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应论，就本书，论本书，却为甚有价值耳。至于今日，中国声乐之学，衰息极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资现在，则此书而外，更应撰论述明南曲之书词之来源与变化，汉魏以来，至于明清声乐之迁嬗，亦应有专书论次。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乐学书中，燕乐考原。声律通考虽精，而所说终嫌太少也。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