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杰：陶渊明“真意”探微

　　陶渊明的代表作《饮酒二十首》（其五），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全诗如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结尾二句，富有哲理，韵味悠长。这两句诗，显然受到了《庄子外物》的影响：“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唐代成玄英疏云：“夫得鱼兔本因筌蹄，而筌蹄实异鱼兔；亦犹玄理假于言说，言说实非玄理。鱼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绝。”意思是说，人们用语言来探究和表达玄理真谛，一旦获取了玄理真谛，那么语言也就没有意义了。对陶渊明此诗继承庄子哲学而达到的悠远境界，我曾做过这样的探讨：“在他看来，宇宙自然的‘真意’，远不是人类智慧的怨言所能穷尽的，既然如此，莫不如采取庄子所谓‘得意忘言’的态度。”〔1〕这样说应该大体不错。陶渊明本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之人，当他在那个菊花绽放、云淡风轻的秋日傍晚，看到暮霭渐渐降临、倦鸟开始归林的南山景色时，感受到自我心灵与自然风光的浑融交汇，体验到一种无法言传的静谧安详的情境，于是留下了“欲辨已忘言”的感叹，也留下了这首令人难忘的佳作。
　　但是，沈从文的遗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却另辟蹊径，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认识陶诗意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沈氏此文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南山四皓”称谓出现时间的辨析。他根据两件出土文物一件是在朝鲜发掘的西汉末东汉初年汉墓中出土的长方形竹筐，在一只角上绘有四位高人，旁有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另一件是河南邓县南朝大墓里出土的浮雕大长方砖，其中一块上有浮雕人像，旁有楷书题识：“南山四皓”从而表明，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在读书人还是在民间工匠那里，都已经出现“南山四皓”的称谓了。
　　关于汉高祖刘邦晚年欲废太子，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出山辅佐太子保位登基的史事，最早见于《史记留侯世家》。不过其中只说“四人者年老矣逃匿山中”，“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只写出四位老人的名号（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并无“四皓”的雅称，既未说明他们隐于何山，也未说明他们出于何时。“至于四皓姓氏及其籍贯，《史记》《汉书》均漏载，直到南北朝典籍中才开始出现具体的说法。”〔2〕那么，他们出于何时呢？写作《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不敢肯定：“四皓来，不得其时，今附于英布未反之前。”〔3〕据此，则当在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底之前。而他们又隐于何山呢？这个疑问，则与沈从文提出的话题直接相关。《汉书王吉传序》曾讲到他们“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据此则可知是在商山。商山是终南山的支脉。康保成经过深入勾稽史料，指出：“南山，即终南山南山是山脉名，非具体山名，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秦岭。商山是南山的支脉，秦末汉初四皓即隐居于此。”〔4〕对此四位老人，史上有“南山四皓”和“商山四皓”两种称谓。那么，两者孰先孰后呢？沈从文提出“南山四皓”的称谓出现在前。刘翠、刘石指出：“称‘商山四皓’者为详言之，称‘南山四皓’者乃统言之。”他们还认为：“至于‘商山四皓’联缀成词，则大约以三国魏曹植的《商山四皓赞》为较早。”〔5〕如此，则据现存文献，“商山四皓”称谓的出现，应是晚于沈从文所举“西汉末东汉初年”出现的“南山四皓”的称谓了。
　　第二层，也是此文中真正新颖之处和重点所在，则是其如下论述：“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喜欢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这两句诗的理解，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东篱采菊是实，所见南山也不尽虚。”而沈氏把陶诗与出土文物相参证的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原来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6〕
　　在我看来，若说陶渊明这首诗里“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不免求之过深了。丁福保注云：“南山，指庐山而言。”考虑到当时陶渊明就隐逸于庐山脚下的故里浔阳（今江西九江）柴桑，丁氏之注是合乎情理的。仅从常理而言，只要看看诗中所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后面还写到巍峨的山间暮霭渐起、倦鸟归来的景象，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亲眼所见、有感而发，哪里写得出这样真切生动、情景交融的诗句来！以陶渊明超脱平淡的性情，秋日傍晚在自家门前饮酒作诗，撇开眼前所见、日常生息于其下的充满了亲切感的庐山不写，而直接去写远在几千里外、自己平生未曾涉足的商山，的确是不可想象的。《饮酒二十首》（其七）中亦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同样写到了采菊、夕阳、归鸟等意象，虽未直接提到“南山”，但所观赏的显然是同一景象，正可与前一首诗相参照，可见这都是诗人日常所见的即景写实，并非另有所思、虚构而成的。何况陶诗中其他两处写到“南山”的，也与此情况全然相同。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逯钦立注云：“种豆南山，是即事，也是用典。”〔7〕《杂诗十二首》（其七）：“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逯钦立注云：“南山，指庐山。旧宅，当指陶氏墓地。”〔8〕逯氏所注，是可信的。这里的“南山”，显然不可能是相隔千里之外的当年四皓隐居的商山，而只能是作为实际场景出现的、与诗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背景，亦即丁福保所谓“指庐山而言”。一个诗人作品的思想、情感、意象、语汇，在同一时期、同一主题之下，往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成为我们解读其作品意蕴的重要钥匙。陶诗此处即是一例。
　　其实，“南山”一词，古已有之。但各地使用此名时，所指的并非同一座山。早在《诗经小雅》中，如《天保》、《斯干》、《蓼峩》、《信南山》、《节南山》等产生于王畿地区的诗篇，固然多指终南山，所以严粲《诗辑》云：“周都丰镐，面对终南，故从《天保》祝君、《斯干》考室、《节南山》刺师尹，皆指此山。”王应麟《诗地理考》引《括地志》云：“终南山，一名南山。”但其他地方的“南山”，则各有所指，并非一山。如《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毛传：“南山，齐南山也。”这是在齐国境内（今山东临淄县南，也叫牛山）。《曹风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隮。”毛传：“南山，曹南山也。”王先谦《集疏》引《一统志》：“曹南山在曹州济阴县东二十里”。〔9〕到了汉魏晋时，诗人们写到“南山”，往往是取其抽象意义，泛指一般的大山而言。如《孔雀东南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艳歌行》：“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乌生》：“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梁甫吟》：“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曹丕《陌上桑》：“登南山，奈何蹈盘石。”左芬《啄木诗》：“南山有鸟，自名啄木。”与陶渊明同时而稍后的大诗人谢灵运《日出东南隅行》诗云：“柏梁冠南山，桂宫耀北泉。”此“南山”当是泛指；而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中的“南山”，则在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篇章中，“南山”一词虽多系泛指，但都不包含字面之外的某种寓托，没有人会引申到“四皓辅政”的微言大义上来。另外，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东晋鄱阳郡鄡阳县（今江西九江都昌县）人，后徙居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据《都昌县志》记载：“晋时都昌名鄡阳，公元304年前属鄱阳郡，304年划归浔阳郡，故史籍称陶侃为浔阳人，亦有称为鄱阳人。”都昌亦有南山。宋代大诗人苏轼《过都昌》诗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此诗虽出自宋代人之手，但此地有此山，自无疑义；而其称为“南山”，亦当是由来已久的。
　　至于“商山”一词，陶诗中亦两见，都与“商山四皓”的隐逸事迹以及对他们的企慕之情直接相联。如《桃花源诗》开篇云：“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这是把“商山四皓”和“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的桃花源中人同等看待了。《赠羊长史》后半篇云：“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同样是赞叹“商山四皓”避世独善的风操，表达自己安贫乐道、“贫贱有交娱”的情怀。这恰好表明，凡涉及这类情事，诗人都是径用“商山”一词来指称，而且表达的都是企慕他们避世隐居、不与世事的隐士风范，看不出对他们后来应召辅佐太子的“辅政”活动有何相干。这表明，陶渊明心目中所敬仰的“商山四皓”，是高洁隐逸之士的典型，而不包含出山辅政的因素；这也表明，在陶渊明的诗中“南山”和“商山”是各有含义、语境不同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里不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南山四皓”称谓出现在前，“商山四皓”称谓出现在后，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用后者取代前者呢？在我看来，乃因“南山”的意思已经被极大地泛化了，不再是终南山的专称，而往往泛指一般的大山；同时，各地也多有本区域范围内的“南山”，与终南山的“南山”不易分辨。所以，为了准确起见，后人使用“商山四皓”的称谓愈来愈多，逐渐取代了“南山四皓”的称谓。而在此过程中，陶渊明应是较早注意区分两者的诗人之一。
　　有鉴于此，沈从文认为“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说此文很有启发意义呢？在我看来，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三）所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南山”，《杂诗十二首》（其七）所写“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的“南山”，全然是生活场景的实写；而《饮酒二十首》（其五）所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虽然也同样是生活场景的写实，但带有更深一层的意味，即诗篇末尾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真意”。为了探讨这“真意”的底蕴，可与《赠羊长史》一诗加以比较。《赠羊长史》一诗，是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赠给友人羊松龄的诗篇。当时太尉刘裕北伐姚秦，攻克长安，执秦主姚泓归建康受诛。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派遣羊松龄前往关中称贺，诗人作此诗以赠之。他在诗中请友人途经商山时，一定要停留一下，代表自己向“商山四皓”的魂魄致敬。诗中表达了富贵未必能远祸、贫贱照样可欢乐（“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的思想，末尾两句表达自己在千载之下，对四皓怀有深深的无限敬仰，言不尽意，永在心头（“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赠羊长史》末尾两句，让我们联想到《饮酒二十首》（其五）末尾那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组诗，“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饮酒》二十首均作于同年秋”。〔10〕其中多次写道：“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其七）“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八）“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其九）“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其十二）这实际上反映了作于同一时空条件下的组诗，在思想情感意蕴上的内在一致性。这种坚持避世隐居、不与世事的态度，和《赠羊长史》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认为，《饮酒二十首》（其五）末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二句，与《赠羊长史》末尾“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二句，意思是可以互证的。“欲辨已忘言”的“真意”，不就是“言尽意不舒”的“意”吗？两首诗中的“真意”或“意”，都包含着坚持节操、不同流俗、安贫乐道、远离尘嚣的超拔态度。不过，前者的“真意”，首先是从诗人自己亲眼所见的南山（庐山）景色中，引发出人与自然相融汇、心境自由恬静的精神体验，如逯钦立所谓：“真意，自然意趣。《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1〕同时，也隐含着企慕四皓等人隐逸之风的意味在内，因为隐逸本身即是顺乎自然、天人融合的行为。
　　朱文通认为：“陶渊明为什么那么‘悠然’呢？笔者认为可能是他面对南山，联想到隐居商山的‘四皓’，并以自况，这是因为他常常提到‘南山’‘绮与甪’‘黄绮’乃至‘夷叔’等，面对南山自然可以联想到‘商山四皓’。”〔12〕讲得很有道理。当然，与其说“自况”，不如说“企慕”更确切些。另外，应该强调的是，其中的“真意”，既包含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四章）、“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的纯任自然的哲理沉思，也包含着“且当从黄绮”、“远我遗世情”、“吾驾不可回”、“终身与世辞”的遗世独立的人生追求，是自然观和人生观的浑融统一。而后者的“意”，则属于悬想期盼之词，是请友人代为到商山向四皓的魂魄表达敬意，抒发自己对自由心境的追求，更侧重于人生追求（或人生观）方面。其实，请身在宦途、受命远路前去祝贺刘裕煌煌战绩的友人顺路凭吊高蹈远遁的“四皓”遗迹，本身即表明了一种迥乎不同的人生追求。但是，两首诗中所流露的精神底蕴（即“真意”或“意”），则又是内在一致的，这也使陶渊明精神世界最深沉、最根本的气质个性，得以充分呈现出来。
　　我曾指出：“古来往往有些隐士，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或仕途失意、暂栖林岩，常把隐居看作暂时的被动行为。陶渊明则不同，他归隐田园，是要顺应其‘自然’性格，彻底摆脱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所必然造成的精神压抑和心灵羁绊，以寻求自己生命存在的最适宜的方式，而不是有意识地以此作为对抗现实的手段，或待价而沽的筹码。正如苏轼所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淡泊于功名利禄而无所矜持，一切都真诚自然而毫不做作，陶渊明独特的性格魅力，正是蕴含在这里。”〔13〕沈从文此文所给予人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更加深化了这样的认识。过去谈论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两句诗以及整首诗，多从老子“大音希声”、庄子“得意而忘言”以来的道家哲学，以至于魏晋时代“言尽意”（以及“言不尽意”）的玄学思想这一传统中追溯渊源，这固然有其道理；但今天看来，还应该从商周之际“隐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际隐于终南山的“四皓”等高蹈远遁之士的隐逸传统中揭示源流。正如王叔岷所言：“陶公人德、诗品、意境极高，故极重意字。第十二首：‘人当解表意。’赠羊长史：‘言尽意不舒。’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寄意一言外。’五柳先生传：‘每有会意，欣然忘食。’皆其验也。‘此中有真意，’紧承‘飞鸟相与还’而言。陶公固‘倦飞知还’者，归园田居之一：‘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盖即此所谓‘真意’耶！”〔14〕只有把领悟宇宙真谛的自然观和追求心灵自由的人生观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认识陶渊明的精神特质和诗歌境界，才能真正理解其“真意”之所在。
　　最后，还想指出一点。沈从文这篇遗文，“写作年代不详”，在他生前未曾发表过。这当然不是没有发表的机会，而应是自感文章还不够成熟，所以不愿轻易发表。今天看来，此文结合出土文物来进行文史研究，方法是很科学的；提出的问题富有启发性，饱含创意和灵感。作为一篇学术随笔，已是比较完整的了。但是，如果从学术探讨的角度看，则其中的论证还不够充分，支撑材料还不够丰富，第一层意思较为合理，第二层意思还不够令人信服，还有待商榷。这应是他一直视之为未定稿、始终不愿发表的原因吧。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弥足珍贵、令人钦佩的。由此，让人联想到如何对待大师们生前未曾发表的遗文手稿的问题。最近，陈平原以《章太炎全集》为例，谈到“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的问题”，指出：“对具体作者来说，出全集不一定是好事。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放进来，表面上很丰富，实则引起过分芜杂，反而降低了水准。”〔15〕沈从文这篇遗文已被编入“全集”和多种文集了。当然，此文并非上述情况，而是富于探索性和启发性、很有价值的。但它的最大意义，还不在其结论的确切不移，而在其贯彻“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可贵实践，〔16〕以及跳出藩篱、打破常规、自出机杼的勇气和努力。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一些功底扎实、史料丰富、论证缜密的新成果陆续推出，有力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学问之道，薪火相传。从文先生泉下有知，亦当含笑吧。
　　注释：
　　载《沈从文全集》第3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又见其《花花草草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此书另有多种版本）。按，沈氏此文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反响和论辩，赞成者如康保成《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杨建民《沈从文别解“悠然见南山”》（《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23日）；反对者如朱文通《也谈“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2期），刘翠、刘石《“四皓”、“南山”与陶渊明》（《文艺研究》2012年第11期），范子烨《沈从文别解“悠然见南山”献疑》（《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11日）。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二）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虽是激愤之词，但也饱含对伯夷、叔齐的敬仰之情。
　　【参考文献】
　　〔1〕郭杰：《一个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老子“道”本体的无限性及其审美转向》，《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
　　〔2〕王健：《西汉四皓史事的文化解读》，《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3〕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二引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4〕康保成：《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
　　〔5〕刘翠、刘石：《“四皓”、“南山”与陶渊明》，《文艺研究》2012年第11期。
　　〔6〕沈从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沈从文全集》第3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27328页。
　　〔7〕〔8〕〔11〕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2、119、89页。
　　〔9〕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9页。
　　〔10〕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7页。
　　〔12〕朱文通：《也谈“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2期。
　　〔13〕郭杰：《“平淡”：陶诗风格之阐释》，《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
　　〔14〕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页。
　　〔15〕陈平原：《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从〈章太炎全集〉说起》，《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25日。
　　〔16〕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花花草草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