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虎子：二十世纪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从一九一九年孟真的《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开端到二年底结束，共八十余年，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一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创期（19191948）；（二）重建期（19491977）；（三）繁盛期（19782000）。以下分述三期的基本情况，勾勒其发展的大体轮廓。
　　一、开创期
　　这一时期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八，整整三十年。研究开始时王国维尚未去世，研究过程中王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加上这三十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各政治派别为了本派的利益曲解王氏文学批评，使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复杂的状况。
　　1。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之奠基
　　前三十年的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中，著名学者的评价格外引人注目。
　　一九一九年元旦，时值《宋元戏曲史》单行本发行不久，傅斯年就发表了以《宋元戏曲史》为题的书评。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注：傅斯年。宋元戏曲史〔M〕。新潮第1卷第1号，1919。1。1）给予王氏《宋元戏曲史》以高度评价。文中作者体会到了王氏开创性工作的难度，罗列了王氏的精辟之论。
　　北京朴社一九二六年重印《人间词话》，这是《人间词话》首次单行出版，俞平伯为之作短序。俞氏从批评方法入手高度评价这本小书，同时也指出开展研究的难度。《人间词话》单行本刊印和俞氏的序，使广大读者更方便接触王氏的文学批评，扩大了人间词话的影响。
　　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两人私交甚笃。王氏自沉后，陈为其写清华纪念碑铭文。陈氏不仅了解王之为人，更通读他的著作。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崖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四十年代，郭沫若比较王国维与鲁迅，对他们的学术研究，郭沫若有这样的评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注：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J〕。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1946。10。）
　　以上著名学者的文章只是初步的评介，并没有对王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周密的研究。从著名学者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评价可见出王氏文学批评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由于学术大师们的推崇介绍，广大读者开始接触王氏文学批评，对王氏文学批评的整体研究逐渐兴盛起来。
　　2。多样化的研究
　　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开创期三十年中，有四篇文章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吴文祺有二篇：《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李长之的《王国维批评著作批判》和壳永的《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吴文祺、壳永、李长之代表三派人，即革命派、传统派和科学社会主义派。他们从自身的地位、思想观念出发，用不同的批评视角研究王氏文学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在此革命派是指主张文学革命的派别。
　　我们先看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吴文祺的文章。在他的第一篇研究文章中，吴氏给予王国维新文学家的地位。“不料在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双眼大声疾呼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J〕。小说月报，卷17号外，1927。6。）作者通过大量引用《静庵文集》中《宋元戏曲考》中的论述，如强调文学的现实价值、肯定悲剧的力量、认为文艺的目的是给人审美的愉悦、提出文学以自然为贵、反对格律和用典，借以表达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反对文言、力倡白话。吴氏想借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替文学革命制造声势。
　　吴氏的第二篇文章是找到了以前未见材料后对第一篇的补充。作者的立场没有改变。吴氏的两篇文章，虽说是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摘抄王氏的文学见解为己服务，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王氏的文学批评。所选材料多是王前期的杂文和《宋元戏曲考》中的一部分观点，由于《人间词话》用传统的文论样式词话来批评古典诗词，因此在两篇文章中不曾一见，尽管它当时极常见，影响也越来越大。作者不了解王的为人，更谈不上理解，没有看到王氏治学道路的转变。用王氏的话说是没有“入乎其内”，自己心存己见，这样的研究牵强之处就在所难免。另外，作者的批评方法散漫随意，多是引用材料，少分析研究，没有进一步深入丰富本派的理论，反映了革命派早期的激进浅薄。
　　李长之的《王国维批评著作批判》与吴文祺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期《文学季刊》。李文与吴文的弊端大致相似，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作者所持的立场，故在此不重复。
　　传统派的文章是《大公报》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作者题为壳永，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是吴宓写的文章，此说可从。全文用文言写成，分三部分立论。第一部分，历史的批评。开篇盛赞王氏对文学发展过程的论述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具有历史的眼光。第二部分，美学的批评。吴氏突出王国维所论第二形式之美，即古雅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且解说王氏后从事戏曲研究并没有放弃古雅说。第三部分，伦理的批评。《红楼梦评论》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红楼梦》伦理上之价值。就象王所用“美术”一词不是我们今天的美术一样，“伦理”一词在此是指宗教或哲学上人生的解脱。（注：壳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1928。6。1。）综观此文，条理清晰、论述谨严，较客观地反映了王的文学思想。这与作者与王国维有深交且对王中后期的学术思想熟识于心有关。但此文也有缺陷，从作者立论的三个方面，就可看出他的派别观点。作者第二部分过度强调了古雅在美学上的地位，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发表于一九零七年《教育世界》，此时王正在进行治学道路的转变。作者忽视了这个转变，没有看到王前期有一个“与叔本华之为伴侣之时代”（注：王国维。静庵文集序〔A〕。王国维论学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406。），也没有完全理解王前期的文学批评，如在第三部分伦理的批评中，作者所谓的伦理道德并不完全等同于王氏文中所论之伦理。总的来说，此文比上论两派文章更切合、更有深度，缺陷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不能“出乎其外”。
　　朱光潜的《诗的隐和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也发表于一九三四年。朱光潜的研究没有掺杂任何门派之见，他用诗的隐和显来代替解释王国维的隔和不隔、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朱氏比王国维年纪小，曾留学欧洲，接触了一些王不曾见到的文艺理论，受二十世纪初欧洲美学思想的影响，他用谷鲁斯、立普斯的“移情说”理论，认为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实相反为无我之境，他名之曰同物之境；同样“无我之境”实为有我之境，朱氏命名为超物之境，并且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用了大量诗词进行论证，自成一说。（注：朱光潜。诗的隐和显〔J〕，人间世，第1期，1934。4。）朱光潜的这篇文章，一改上面四篇研究论文的面貌，以自己扎实的古典诗词和通晓西学的优势，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打开了局面。可惜的是这一趋势并没有立即发展下去，直到差不多五十年以后，纯学术研究才慢慢承续上前半个世纪的接力棒。
　　王国维前三十年的研究，从无到有，最后呈现多样化的研究格局，整体研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与大师们的评价和王国维文学批评对中国近现代文论的深远影响比较，其研究状况、研究水平是不相称的，还有待于拓展。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要点大致有三。其一，王国维所处时代及人生道路的复杂性。其二，王氏文学批评的写作发表与时代不同步，难以形成共鸣。当王氏接受西方美学、哲学理论来改造中国古代文论时，走在时代前列；而国内鲜有人知道、了解西欧的哲学，王氏的文章难以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王氏治中国宋元俗文学戏曲时，文学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当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开始后，王氏又回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现实的批判掩盖了王氏曾作出的贡献。其三，其文学批评的本身特征。如《红楼梦评论》的晦涩难懂、《人间词话》难以整体把握、《宋元戏曲史》的艰深性、开创性等。
　　二、重建期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七年，也是三十年。研究主要在前十五年，后十五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研究完全停顿。国内共有论文三十二篇，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低潮期。
　　三十二篇论文中《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二十五篇，《宋元戏曲考》的研究占四篇，《红评论》的研究最少，只有三篇。此期的研究，研究者尽量避开敏感话题，如王国维人生道路、早期文学批评中受尼采、叔本华和康德思想的影响，即使做研究也无一例外的是批批判，如佛雏的《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王达津的《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学依据》等。《宋元戏曲考》由于考证较多，相对较艰深，研究论文也不多。《人间词话》解放前有几个版本，印数很大，流传广泛，内容与政治不太关联，自然研究得最多。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紧跟政治运动的步伐，但也有学术性研究。整个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潮流的研究，二是重学术的研究。
　　按照现已成型的文学史分期，王国维应属于近代文学中的人物，文论也收入近代文论选。由于近代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能为政治运动服务，解放后、文革前这一段时间里，王国维变成激进研究批判的靶子。其中林雨华的《试论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和王季思的《王国维戏曲理论的思想本质》等就是主潮流研究的突出代表。
　　重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钱仲联和周振甫。
　　钱仲联的文章《境界说诠证》（注：钱仲联。境界说诠证〔N〕。文汇报，1962。7。14。）定义“境界”用王自己的论说材料说话，追寻“境界”说的渊源，认为近人用艺术形象解释“境界”有一定理由，但“境界”还不完全等同于形象。作者有感于当时研究文章的简单化倾向，自己虽然不发表很有见地的看法，但希望通过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引导研究工作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研究面狭窄，研究方法单调，导致论文质量低，研究水平不高；其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与前一期的研究相比较，本期研究批判的多，肯定的少，整个研究趋于同化，缺乏另类的声音，传统的研究在本期基本绝迹。
　　三、繁盛期
　　经统计，繁盛期共有论文三百一十三篇，虽然时间比前两个时期短，但研究文章的数量是前两期的十倍左右。学术研究经过建国三十年的制约束缚后，在解放思想的号角声中，逐步走上正轨，迎来了最后二十年的辉煌。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支支流，它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历程。
　　1。八十年代研究概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新时期刚开始，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承袭了解放后三十年的研究方向，《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主导地位。七九年共有六篇研究文章，其中《人间词话》的研究占四篇；八零年共有十三篇文章，
　　《人间词话》研究占七篇，另有二篇研究王的美学思想，其取材多从《人间词话》；八一年共十二篇，五篇是《人间词话》研究，七篇是文艺美学研究；八二年共十四篇，八篇是《人间词话》的研究，二篇是文艺美学研究。《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影响最大，对它的研究在整个王文学批评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但前四年的整个研究，我们还是能感受当时学术界乍暖还寒的基本状况。
　　新时期初期研究工作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八十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美学热，以美学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趋势。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思想给大家以启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语”理论也成为一种思考的资源。由此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观点。对王的研究也卷入这一潮流，八十年代研究王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部专著，它们分别是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哲学思想的研究与美学思想的研究类似，在此不复赘述。
　　八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低知识群体一部分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为新时期富翁，而知识分子待遇偏低，与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对称，整个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受到冲击，知识分子纷纷下海，此时也正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也遭遇同样情形，这一段时间表现较为低迷，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质量不高，如八九年全年仅仅只有六篇论文，为八十年代最少的一年，其中四篇是前人已谈到的或简单的评述，只有二篇相对价值较高，即周锡山的《王国维的戏曲美学思想》、新雨的《王国维纯粹美学观新辨》。整年的文章与前期的研究对比没有大的突破，从视角到观点以至批评方法都缺乏新意。
　　2。九十年代研究概况
　　九十年代以后，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前期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史的研究。
　　（1）对前期研究的深入
　　新时期前一段的研究，上面已讲到多有建国后三十年研究模式的痕迹。九十年代随着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和学术本身的转型，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一部分文章承继着八十年代的话题深入进行研究，论文质量大幅度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研究的系统化和细致化。如陈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魏星的《王国维“三境界”源出尼采说》；其二，注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如郭志今的《晚清启蒙思潮与王国维非功利文学论》，蔡仲翔、李哲理的《天才、超人、赤子从王国维的作家论看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三，王国维文学批评现代意义的发掘。如张新颖的《王国维现代意识的变动过程》，童庆柄的《略论王国维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其四，传统研究方法的续接。如蒋哲伦的《王国维论清真词》，赵义山的《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其五，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如《论王国维对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2）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蓬勃发展。杨牧曾推王国维为“中国第一位从事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王国维文学批评无疑再恰当不过了，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园地，九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此类文章。柯尊全的《论王国维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周波的《中外文学关系：康德“意象”说与王国维“意境”说比较》、蒋英豪的《王国维与世界文学》等是中西进行比较。国内不同时期进行比较的有易容的《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解玉峰在《论两种戏剧观念再读宋元戏剧史和唐戏弄》、耿明奇的《王国维与王夫之文艺观比较》等。
　　（3）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王国维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八十年代初中期每年有为数不少的论文，到九十年代，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的专著已经出版十多种。
　　唐增德的《评有关王国维研究的三本书》专评陈鸿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三部专著《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王国维年谱》。唐增德认为陈氏三部著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极其重视王国维史料的发掘搜集工作，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陈著不仅在资料的占有和考证上十分用力，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亦颇有气魄；第三个特点是著者勇于碰硬，拨谜析疑，在许多重要的然而又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新见解。
　　夏中义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之研究》是从文献学比较的角度来肯定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
　　3。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专著
　　开创期和重建期没有出现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专著，随着研究深度、广度的扩展，研究专著出现在繁盛期。繁盛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著有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陈鸿祥的《王国维与文学》、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祖保泉、张晓云的《王国维与人间词话》等。下面择取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代表专著叶嘉莹的《王国维及文学批评》来稍作评介。
　　叶著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由香港书局始印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此书在国内一出版，国内王氏文学批评研究论文质量明显提高，王国维文学批评专著遂如雨后春笋般破士而出。直到九十年代末，有研究文章还在完全袭用叶嘉莹此书中的观点，如代迅的《成功与失误：王国维融会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叶氏此书可以说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繁盛期的扛鼎之作，自然也是八十年来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权威著作。具体在书中体现为结构完整和论说细密。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分两部分。第一编主要介绍王国维的生平。焦点在于第二章王国维死因的探讨，第二章第一节叶氏罗列了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几种不同说法，第二、三节抓住王氏自沉原因中的三种主要关系，即王氏与罗振玉、清室、民国政府的关系，弄清了这三种关系，王氏自沉之原因就跃然纸上。而第一章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则是王氏之死和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铺垫。第一章第一节叶嘉莹认为王氏的个性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是忧郁悲观的天性，三是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叶嘉莹对王氏性格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三点结论有根有据，读后对王氏为人及文学批评的理解豁然开朗。第二节时势对王氏的影响，主要是两次事变对王氏治学道路的影响。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二编探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占了全书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篇幅，是全书的重点。第一章是序论。初步介绍王国维的二组文学批评，一组是以《红楼梦评论》为主的前期杂文，一组是《人间词话》和同时期风格相近的一部分文章。而王氏的《宋元戏曲考》叶嘉莹则没有提及，全书中也没有论及。
　　第二章探讨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即第一章所谓的第一组文学批评。第一节作者总论王氏早期杂文，归纳出这些杂文中表现的几方面的文学观念。第一反功利的文学观，第二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的美学观念，第三是王氏对衡量文学作品之内容所持的价值观念。叶嘉莹的研究特别注重分析，在归纳出结论后，他往往要探究出原因。在第一章中这样的例子时而可见，在此，作者也分析了王国维这几点文论观点形成的三点原因：性格、西方影响、中国传统，而且注意到每点观念中的这三方面所占比重。《红楼梦评论》理所当然是这一章的重点，第三节全部讨论《红楼梦评论》，在介绍了此文后，作者对《红楼梦评论》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是此文的长处，如：第一他认为《红楼梦评论》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之理论基础，在七十年前的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的眼光识见，便已经大有其过人之处；第二，批评体系的建立；第三，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另一方面，《红楼梦评论》有一个无可挽回的缺点，即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在此节中，论缺点所占篇幅远远大于优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文的评价态度，前面当作者谈读此文的意义时，也是将对现在的借鉴价值放在突出位置。叶氏在书中条分缕析，其说最为详备。此书印行后凡评价《红楼梦评论》的文章都承袭叶氏的观点，此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对《红楼梦评论》最权威的评判。
　　第三章是下编的重点，论王氏文学批评代表作《人间词话》。叶氏研究王国维自己编定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词话，把前九则定位为批评理论之部，后五十五则为批评实践之部，此说是叶氏新创。王国维长期徘徊于旧传统、新理论之间，王氏写作《人间词话》时正在逐渐回归传统学术，但王氏早年接触的西学却并没有完全抛弃，逻辑谨严、论辩缜密也是王氏后期治甲骨、金石、史地之学的行文风格。对《人间词话》结构的安排可见出王氏的苦心孤旨，同时也显现了叶氏治学的细致精微。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关于《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三年后在《宋元戏曲考》中都改为“意境”。解释这个现象时，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王氏晚年修改前说，复用中国文论的旧范畴。而叶氏考究王氏文论，发现《人间词话》的一年之前，又曾用它于《人间词话》已脱稿的三年之后，而且‘意境’二字之表面字义又较‘境界’二字尤易为人所了解和接受，那么何以他在论词之专著《人间词话》一书中，于标示他自己评词之准则时，却偏偏不选用一般人所认为易解的‘意境’二字，而却选用了较难为人理解的‘境界’一词？以静安先生一向治学态度之谨严，其间自然必有其所以选用‘境界’一词的道理，也就是说，‘境界’一词之含义必有不尽同于‘意境’二字之处。”（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89190。）不同之处在于“静安先生之选用此词，原来就特别重于其可以真切生动的感受及表达之特质，而此种感受又兼内在之情意与外在之景物而言，是则境界一词盖原已含有一般指作品中‘情意’或‘景物’的习惯用法之意。而无论其为‘情意’或‘景物’，既已表现于作品之中，当然便也有一般习用的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之界域之意。再就其可以作为衡量一篇作品的艺术成就之基准言，当然也会有某一阶段或某一层次的意味。”（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96。）
　　叶氏系统受过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熏陶，推理思辩能力极强，明显让人感觉不同于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书中论述的逻辑性卓异于国内的学者。
　　截止二零零零年，全国共召开了三次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它们分别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至十二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海宁召开的“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在海宁召开的“九七王国维戏曲史论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于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零年出版了了三集《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促进了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
　　综观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繁盛期，研究工作逐步脱离时代和政治影响，学术走上前沿，学术个性得以张扬，尤其是九十年代的研究，这十年是王氏文学批评研究八十年来最重要的十年，也是与前两期显著不同的十年。
　　展望本世纪的研究。就材料来说，《宋元戏剧史》及与其同期相关论文的研究应加强；就研究方法来说，比较研究还大有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还需不断寻求运用，如其它学科的观念和方法，文化学研究视角等；就研究态势来说注意深入细致与整体研究并重，深入细致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如王国维写出《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的个性心理研究，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接受研究，由微观的研究作为基础来促进整体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