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林：论王安石的散文美学思想

　　在欧阳修所倡导的宋代新古文运动中，王安石是重要骨干之一。在风云变幻的北宋政治舞台上，王安石是卓越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散文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表现出作为政治家兼古文家的鲜明特点。在功利与审美的关系问题上，他具有突出散文经世致用，强调散文功利目的的倾向，但又并不排斥散文的美和审美作用。在质与文、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把内容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同是又十分讲究散文的审美形式和艺术技巧。他还很注重散文的审美特征，崇尚精炼，提倡多样化，推崇散文的奇崛劲健之美。王安石为中国散文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建树。
　　一
　　王安石散文学思想与唐宋古文运动领导者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紧相承接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也强调文以明道，崇尚儒家经典。他在《上邵学士书》中明确提出“文贯乎道”。在《答吴子经书中》也说：“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而其独特之处则在于，这种“道”具有强烈的反潮流、反“俗儒”的色彩，并更加强调“道”的实用性，突出“道”的政教作用。鲜明地主张发挥散文有补于世的社会作用，崇尚散文的功利目的，可说是王安石散文美学观点的核心。
　　王安石身处积弊丛生，时势颓危，国运堪忧的时代，政治上积极推行变法，在文学上便继承并发展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的观点，特别是柳宗元、欧阳修及宋代新古文运动先驱者有益于世的主张，响亮地提出了适用的观点。他在文论的代表作《上人书》中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强调诗文要对时世有所补益，应以适用为根本。在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表述过类似的观点：“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答姚辟书》）他的补世、适用的具体内涵，就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为政治改革服务。而这又与他对文的看法有关，他在《上人书》中指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尔，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他认为“文”就是礼乐教化，治国政令。书写在竹简上传给人的文字，大体归于礼乐教化，治国政令罢了。孔子所说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只是说文辞之美不可不要，而并非是圣人作文的本意。在《与祖择之书》中亦表示了类似的意思，同样认为“文”是表达教化政令的手段，“文”与政教密不可分。
　　王安石在这些地方所说的“文”，是指政治性的应用文、政治哲学论文和具有一定文学性的论说散文。正因为这样，他又曾说过：“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同上）显然，王安石所持的是一种杂文学、杂散文的观点。他强调“文”的政教作用，正是由此出发的。
　　他主张文要为政教服务的思想，与他政治上推行变法，强调致用是紧密相联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文学上，王安石是北宋散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他明确反对西昆体代表人物杨亿、刘筠所倡导的“今时文章”（《答孙长倩书》）。在《张刑部诗序》中更把尖锐的批判矛头指向西昆体：“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王安石上述功利主义的散文主张，也有纠正西昆体重审美，轻功利偏向的意义，在北宋消除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王安石在上述地方对“文”的理解比较狭隘，对“文”的作用的看法失之偏颇。他把“文”看作是治教政令，局限在主要是政治性的应用文和论说文的范围内，只强调“文”的宣传作用和社会功能，无视“文”的愉悦作用和审美功能，这就抹煞了散文的相对独立性，有着把散文与政教等同，把散文的功利目的和审美作用对立起来的弊病。这是他坚持视散文为治教政令的附庸，以散文的功利目的排斥散文审美作用的观点的突出体现。
　　不过，王安石既是推行变法的卓越的政治家，又是诗文兼擅的杰出的文学家，并且他一生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所以他有时，尤其是在晚年，对文和文的作用的看法与上述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在《上张太傅书》中说：“夫文者，言乎志者也。”在《答王景山书》中说：“读其文章，庶几得其志之所存。”在《先大夫集序》中也说：“君子于学，其志未始不欲张而行之，以致膏泽于无穷。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于朝。不位于朝而势不是以自效，则思慕古之人而作为文辞，亦不失其所志也。后之时，非古之时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传者，纷如也。”在他看来，“文”、“文章”、“文辞”是作者的“志”的表达、流露。这是传统的“诗言志”说在散文美学领域中的发展。此处所说的“志”，不仅指心志怀抱、道德情操，而且包括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说的“既将献（文），故又书所志以为之先焉”（《上张太傅书》），是指心志怀抱。所说“子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观君之志，然则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岂唯其言而己”（《张刑部诗序》），是指道德情操。而在《答孙长倩书》中所讲“家兄道足下虽穉年有奇意，欲务行古人事于今世，发为词章，尤感切今世事，荦荦有可畏爱者”，又说“圣人之所谓文者，私有意焉，书之策则未也。间或悱然动于事而出于词，以警戒其躬”（《与祖择之书》），其“言志”就是抒发有感于事所产生的感情。他强调散文要言志抒情还表现在他继承了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发愤”说上。他在《书李文公集后》中说：“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在《司马迁》一诗中也说：“成书与后世，愤悱聊自释。”他认为《诗经》中有感于坎坷遭遇而抒发愤激之情的作品很多，司马迁也藉他的《史记》来发泄愤懑以排遣自己的苦闷。“发愤”说揭示了创作主体、客体之间的矛盾是艺术创造的一种动力，创作主体的感情在诗文创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王安石在评论诗文中持这种“发愤”说，说明他已承认散文不仅是表达治教政令的工具，而且是作者抒发感情的手段，已认识到情感是散文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一大要素。
　　有时王安石论诗文亦主奇丽工巧、文辞博美，强调散文的美感和审美作用。他在《灵谷诗序》、《答余京师》、《与郭祥正太博书》中，他如此屡次三番地称誉“壮丽”、“工巧”、“博美”、就是强调诗文应该是美的，应该具有美感和发挥审美作用。由此可见，王安石在散文美学观上并非是个唯功利主义者。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他有时并不排斥政治性应用文和论说文之外的文学作品，相反给予富有艺术性和美感的作家作品以很高的评价。欧阳修曾赠诗给王安石，将其诗歌比李白，散文比韩愈，极力加以赞扬。王安石作《奉酬永叔见赠》一诗回答道：“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在表面的自谦中，实际以孟子、韩愈自期。他不但肯定孟、韩的“道”，而且仰慕孟、韩的“文”。在《送孙正之序》中也说：“正之学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他是以孟、韩的道与文作为自己追慕的榜样的。孟子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政治哲学著作《孟子》中有不少是具有一定文学性的论说散文。韩愈、欧阳修既高倡儒家复古运动，更是诗文皆擅、文理兼胜的卓越文学家，王安石仰慕他们，称颂他们文学创作高超的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美学风格，实际就是肯定除“治教政令”之文以外的文学作品，就是肯定诗文的美和审美作用。事实上王安石自己也除了写作政治性的应用文和论说文外，创作了大量的如杂文、随笔、游记和诗、词一类的文学作品，并且有许多散文创作极富艺术魅力和审美效果。
　　二
　　与上述注重散文“务为有补于世”的功利目的相联系，王安石在质与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特别强调内容的重用性。他在《上人书》中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此处将文与辞相区别，文指作文的本意，指内容；辞指文辞，指形式。认为本意、内容要“有补于世”，要适用，而文辞、形式就象器物上“刻镂绘画”，前者是根本，后者只是一种外表修饰。这样说，显然是为了突出散文内容的极端重要，但在表达上有欠周密之处，并且与下文的表述也有矛盾的地方。首先，把文辞形式比作为器物的“刻镂绘画”是不恰当的。“刻镂绘画”对器物来说，可以有，这样能够增强美观；也可以没有，不过素朴一点而已。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是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不可能有不具形式的内容，形式对内容来说决不象器物上的修饰一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次，由于此处把文辞形式比为器物的“刻镂绘画”，所以他又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不必巧且华”，把适用的内容和美的文辞形式对立起来，把两者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就把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关系中统一的一面抹煞了，和道学家美学观否定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关系中对立的一面一样，排斥了文辞技巧不可或缺的作用，只不过是从不同的方面否定文辞形式的相对独立地位罢了。而这样的看法是和他下面所述相抵牾的。他在段末又说：“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认为作为容饰、美的外观一样的文辞形式也是不可以没有的，只要不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就行了。这里就指出了形式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所以从全文看，他讲“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云云，固然说明他受宋初新古文运动先驱者们的影响，表现有轻视形式美的一面，但主要应看作是为了突出内容的重要性而说过了头，其精神实质还是既强调内容居首要地位，同时又不排斥形式的必要性，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主从关系。
　　从王安石一生全部的散文美学思想看，他只是反对片面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倾向，并不否定形式美本身。他批评“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取材》）也好，肯定“明而不华”，不满“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也好，都应作如是观。
　　事实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对艺术技巧和审美形式的重视。他在《答王景山书》中说：“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识。安知无有道与艺，闭匿不自见于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王安石认为“能文”应该包括“有道与艺”。所谓“道”，是指作品能够发挥“有补于世”社会作用的内容，“艺”是指把这种内容表现在作品中的技艺、技巧。在他看来，“艺”与“道”一样，是“能文”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艺术技巧和审美形式是不容忽视的。他在《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一诗中说：“堂堂鲁公勇且仁，出遇世难亲经纶。挥豪卓荦又惊俗，岂亦以此夸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强勉方通神。”他提倡“技巧”自然得来，不要着意雕琢，勉强达到。这虽是指书法而言，但与散文创作是相通的。至于他在许多评论中提到的“巧”、“工”、“妙”等等，也大多是指作品的艺术技巧。
　　王安石非常重视诗文文辞、语言的美。他赞扬梅尧臣的诗作“经奇纬丽散九州”（《哭梅圣俞》），提到秦观的诗时，说“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回苏子瞻简》），称赞司马迁的散文“高辞殆天得”（《司马迁》），肯定扬雄“文字烂星辰”（《扬雄三首》之一），都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立论。他不仅在评论中推崇散文的语言美，在创作实践中亦同样对文辞、语言十分讲究。在诗歌创作中他一贯重视炼字炼句，在散文创作中，他也句斟字酌，追求文辞之工。王安石政治上的反对派司马光称他“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引）蔡上翔引李穆堂的话说：“荆公生平为文，最为简古。其简至于篇无余语，语无余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数转于数行中。其古至于不可攀跻从迹，引而高如缘千闪之崖，腑而深如缒千寻之溪，愈旷而愈奥，如平楚卷然而万泉无际”（《王荆公年谱考略例略》）。
　　这些实际都是对王安石重视语言技巧的实绩的高度评价。
　　我国诗文中的用事，是一种能够避免直言之质率，引起读者联想，产生一定的审美距离，增强作品含蓄隽永韵致的艺术技巧。王安石虽然批评“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上邵学士书》），反对西昆体堆砌典故，卖弄学问的做法，但他自己十分讲究用事的技巧。他认为用事不是“编事”，要“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蔡宽夫诗话》）。他诗歌创作中许多用典，犹如盐着水中，看不出盐而有盐味，达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颜氏家训文章》）的用事最高境界，如（《书湖阴先生壁》）中“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之类就是。他的散文创作，以擅长古文著称，但亦作骈文，尤其在写启、表、制诰一类应用文时更是如此。他对骈文创用中的用事，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续明道杂志》云：“王荆公作制诰，因读张公安道制词，见其作曹份建节制，其一联云：‘世戴其德，有狐赵之旧勋；文定厥祥，实委任之高姓。’大叹伏其著题而语妙。此事某见蔡卞说。”“著题而语妙”，可说是王安石有关诗文用事的明确主张。所谓“著题”，就是用事要紧扣所要表达的文意和抒发的感情；所谓“语妙”，就是用典要不著痕迹，要象盐著水中只有盐味不见盐迹一样。合起来即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水》），也就是“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的意思。这种说法符合诗文的审美规律，表现出王安石在用事这一诗文重要形式技巧上的卓识。
　　王安石还崇尚诗文的“味”和“神”，追求韵味和神韵。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顷年尝与王荆公评诗，予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尔。’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头飞鸟警’之句，亦可谓有味矣。’”这说明王安石论诗强调“有味”。这种“味”就是风味，韵味，一种含蓄委婉，意味深长，耐于咀嚼，能使人产生某种审美感受的艺术境界和审美特征。他亦注重“神”，不止一次地提到“神”。他在《读史》中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题张司业诗》）评论颜鲁公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勉强方通神。”（《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称赞东方朔：“谈辞最诙怪，发口如有神。”（《东方朔》）所谓“神”，是指内在精神，内在意蕴，在散文创作上是指一种生动传神，含意无穷的理想的审美境界。王安石重“味”重“神”，表明他已不满足于讲究外相的艺术技巧和审美形式，而是进一步追求诗文内在意蕴的美和理想的审美境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做到了这点的。黄庭坚云：“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释惠洪称王安石诗“皆得天趣”（《冷斋夜话》）。清刘熙载评曰：“半山文瘦硬通神”（《艺概文概》）。明茅坤称王文“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来所罕者。”都对王安石诗文所表现出的“味”、“神”这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作了充分肯定。
　　三
　　王安石在强调散文功利目的和内容重要性的同时，亦十分讲究散文的审美作用和形式技巧，还表现在他非常重视散文的审美特征，显示出崇尚精炼，提倡多样化，推崇奇崛劲健之美的美学思想倾向。
　　散文的繁简问题是涉及散文是否具有美感的重要问题。适宜产生美。英国荷迦兹说；“每一件各别的物体，不论是出自艺术还是自然，其各部分是否适合于形成整个物体的目的，是首先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因为这对整个物体的美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01页）散文作品在传达文意时如果精要、简练，就能达到适宜，也就会给人以美感。所以，古代的文论家、美学家一向提倡精炼。
　　王安石继承刘勰、刘知几、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尚简的传统，亦提倡为文简约。他主张“约而明，肆而深”（《答韩求仁书》），肯定“公所为文，庄严谨絜，类其为人”（《杨乐道文集序》）。但光讲“简”、“约”，容易致为简而简的倾向，反而影响散文生动和丰满的审美效果。王安石的可贵之处在于还强调“精”。所谓“精”，就是精炼、精悍、精警，这样就能做到如刘勰所说的“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而辞妨。”（《文心雕龙书记》），如韩愈所说的“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上襄阳于相公书》），适宜恰切地表情达意，从而产生美感。他提倡“词简而精，义深而明”（《上邵学士书》），肯定别人的作品“豪迈精绝，固出于天才，此非力学者所能逮也”（《与郭祥正太博书五》其二），称赞有人的创作“精诣警绝，元、白、皮、陆有不到处”（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五引），处处突出一个“精”字。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其文表现出“简而精”的鲜明特色。明王宗沐谓王安石散文“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临川文集序》）清姚范称：“王文可谓惜笔如金。”（《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刘熙载曰：“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他们众口一辞地高度评价王安石散文美学尚精悍简要的出色实践。当然，王安石的散文有时为刻意求简要，亦有丰满生动不足之弊，所以明王世贞评王文云：“语务简而意务多，欲以百余言而中为层叠婉曲，其所长在是，而其所病亦在是也。”（《书王介甫文后》）所言不无道理。
　　多样性产生美。作品形式和风格的丰富多样，容易使人获得美感。因此提倡多样化，成为强调散文审美特征的重要体现之一。评论王安石美学思想的人往往由于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有一段批评王安石的话：“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问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就认为王安石排斥文学作品审美形式和审美风貌的多样性，主张单一化。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苏轼此段文字主要表现出他对王安石推行以经义策论取士的科举制度的不满，其主旨并非把矛头指向其诗文创作，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主张作品要呈现“黄茅白苇”的一片单调之色，其创作实践也不千篇一律，正如清焦循评苏轼这一段文字时所说；“王氏之文独成一家，其善正在不与人同。”（《易馀龠录》第十六）他是强调独创和形式、风格的多样化的。王安石论唐代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崎，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这不仅应该理解为肯定张诗之平易自然，而且也可看作他主张融自然与奇崛于一炉，集平易与奥峭于一身的风格多样化。他赞扬欧阳修的散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祭欧阳文忠公文》）肯定其风格的丰富多样。王安石自己的散文创作也并不单调，相反，随体变化，各极其工。他的论说性散文文简意深，奇崛瘦硬；记叙性散文议叙结合，顿挫劲峭；抒情性散文感情深挚，气势豪健。茅坤称其文“令人览之如走骏马于千山万壑之中，而层峦叠嶂，应接不暇”（《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十一）。梁启超亦说其文诸体皆备，犹如“夫行山阴道上者，则目疲于其接”（《王安石评传》）。无不是对王安石形式与风格多样化的美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肯定。
　　在散文美的追求上，王安石崇尚一种奇崛劲健、瘦硬峻峭之美。明唐顺之评曰：“半山文字，其长在遒劲。”（《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四）茅坤认为“荆公之书”、“行文处往往遒以婉，镵以刻”（同上）。清杭世骏云：“临川一变而为坚瘦”（《道古堂文集古文百篇序》）。包世臣说：“介甫词完气健，饶有远势”（《艺丹双楫再与杨季子书》）。刘熙载曰：“半山文瘦硬通神”（《艺概文概》）。近代刘师培认显王文“文辞奇峭，推阐入深”，并说：“介甫之文最为峻削，而短作尤悍厉绝伦，且立论极严，如其为人。”（《论文杂记》）他们都认为王安石的散文具有一种奇崛瘦硬的审美风格和艺术美。这种散文美，是王安石一贯提倡并竭力追求的。他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题张司业诗》），肯定张籍的乐府诗平易自然，而实际他心目中最为推崇的还是“奇崛”的审美风貌。他赞扬别人的作品“词盛气豪”（《答姚辟书》），“壮丽俊伟”，“豪迈精绝”（《与郭祥正太博书五》其一、二），看重的是偏于阳刚之美的艺术美。他论欧阳修的文章议论说：“豪健俊伟，怪巧瑰琦”，“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祭欧阳文忠公文》）评曾巩云：“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赠曾子固》）欧阳修、曾巩之文以阴柔之美见长，而他却突出他们散文豪雄的一面，这与其说是在评论别人的文章，不如看作他自己的标举一种雄健的审美理想。王安石散文受扬雄、韩愈散文影响较大，如前所说，他受扬雄、韩愈之文影响较大。如前所说，他对扬雄、韩愈之文极其推崇，称扬雄“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思入无伦”（《扬子三首》其三），并以韩愈自期（《韩子》）。扬雄文奥峭劲练，韩愈文雄放怪奇，王安石对他们散文竭力称颂，也是高扬奇峭雄健散文美的表现。王安石所追求的奇崛劲健、瘦硬峻峭之美，既和欧阳修崇尚平易自然，柔婉流丽之美、苏轼推崇自然真率，旷放恣肆之美不同，与韩愈的审美追求也同中有异。他和韩愈追求的散文美虽同属阳刚之美，都以雄奇见长，但韩愈雄奇而险怪，而王安石作为一个刚毅果敢的政治家，则雄奇而劲健。王安石对散文奇崛劲健，瘦硬峻峭之美的追求，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散文美学中的壮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