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才：“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

　　“四六”是骈文的别称。“四六”的名称定名问题已有分析〔1〕，但其形成与接受过程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追溯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弄清楚“四六”的形成过程，而且可以了解骈文观念的变迁。这个名称的产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从柳宗元合成“骈四俪六”到李商隐提炼为“四六”是一个创造性的飞跃。而这种提炼的基础应该是在中晚唐“四六”指骈文逐渐成为了文坛的共识。
　　“四”与“六”只是数字。中国古代单纯用数字来指称文体很少。古有所谓“七”体，明人徐师曾解释：“问对凡七，古谓之七。则七者，问对之别名，而《楚辞七谏》之流也。”〔2〕138这是从结构形态来总结，并不是从句法角度来命名。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最早专门讨论文章句法，其中提到了四字句和六字句：
　　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3〕572
　　上述文字最早明确了骈文章句的句法规律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还揭示了四字句和六字句的句意浓缩、节奏分明和声韵快慢结合的特点。这里是就文章的句法来讨论的。虽然并没有专门针对骈文立论，但是刘勰所处的齐梁时期正是骈文最为流行的时期。当时文坛上最为推崇的是骈文，生活中应用最多的是骈文。所以，上述文字讨论的章法基本上是指骈文的句法，应该是无异议的。事实上，齐梁时期的骈文，四字句和六字句确实成为了骈文的句式主体。所以，刘勰标示出四字句和六字句是骈文的句式主体，正揭示了骈文的句法规律。可以说，刘勰最早从句法数字角度拈出“四”“六”二字。这是骈文学史上骈文观念明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了中唐时期，柳宗元在《乞巧文》中又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4〕214
　　这里暂且不讨论柳宗元对骈文的态度。从句法来看，“骈四俪六”前后各两字是并列结构，但却是可以互相重组的词，也就是“骈”与“俪”、“四”与“六”可以重新组合为更密切的词。这是最早把“四六”与“骈俪”放在了一起，从而酝酿了后来骈文的两个名称“四六”和“骈俪文”，这也是“四六”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使用。可以说，柳宗元在《乞巧文》中构思了“四六”名称的雏形。这是“四六”概念形成的重要一步。
　　孙梅在《四六丛话凡例》中称：“四六之命，何自昉乎？古人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梁时‘沈诗任笔’，刘氏‘三笔六诗’是也。骈俪肇自魏晋，厥后有齐梁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则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进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又在其前，《辞学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大约始于制诰，沿及表启也。”〔5〕10一般公认，四六指骈文是在唐代，具体来说是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的发明。《樊南甲集序》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仲弟圣仆，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一二，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焉能休。
　　大中元年，被奏入岭当表记，所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未足矜。
　　十月十二日夜明月序。〔6〕1713
　　这篇序作于大中元年（847）十月十二日。李商隐在《樊南乙集序》也再次确认这一点。从大中七年所作《樊南乙集序》中“舟中序所为四六，作二十编”云云可知，“四六”之称在当时已经成为公众熟悉的词语。《樊南甲集》为李商隐离开桂林郑亚幕府时结集，收录了他在桂林几乎所有的骈文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李商隐骈文名声远扬，除例行代郑亚作的公牍文章外，周边县城很多公共庙宇落成或祭祀亦请李商隐执笔。
　　从李商隐这段解释来看，李商隐以“四六”命名骈文还有一些自我调侃的意味。“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不过为博戏，不登大雅之堂，雕虫小技“未足矜”。这透露出其四六骈体应用文章虽已名声远扬，但是李商隐自己并未看重。他原本胸怀大志，却最终以这种文字技巧谋生，正如“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一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在“《李义山集》八卷、《樊南甲乙集》四十卷”后有一段分析，其评云：
　　《甲乙集》者，皆表章、启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于时，历佐樊府，自茂元、亚之外，又依卢弘正、柳仲郢，故其所作应用若此之多。商隐本为古文，令狐楚长于章奏，随以授商隐。然以近世四六观之，当时以为工，今未见其工也。〔7〕483
　　近人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也指出：
　　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文心雕龙章句篇》虽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此不必即谓骈文，不然彼有《丽辞》一篇，专论骈体，何以无此说乎？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六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彦和又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文章体制，在六朝时，但有文笔之分，且无骈散之目，而世以四六为骈文，则失之矣。〔8〕
　　他指出四六与骈文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四六”是指全用四六句的骈体，其实骈文不仅包括全用四六句的骈体，还包括骈散合一的骈文。
　　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两度用到“今体”与“古文”对比。可以看出，在晚唐李商隐时代通行的是用“今体”指称骈文，因为从六朝开始就是用“今文”“今体”指骈文。但这应该不是正式的文体名称，只是通行的俗称，指当今流行文体之意。孙德谦《六朝丽指》云：
　　义山《樊南甲集序》云：“始通今体”，其上则云以古文出诸公间，是义山固以今体对古文矣。所谓今体者，义山既自名其集为《樊南四六》，则今体固指四六言也。然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有云：“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由此观之，六朝时已目骈文为今体矣。
　　这说明到了李商隐，“今体”才被“四六”取代。“四六”这一从文章句法概括出的文体名称从此流行文坛，至“骈文”一词出现、流行，仍然并行不悖，直至近代才被“骈文”概念取代。清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二载：
　　容斋洪氏《随笔》又曰：
　　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属，牒语皆用四六，大略如诰词。李商隐《樊南甲乙集》，顾云《编藁》、罗隐《湘南杂稿》皆有之，故韩文公《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云“撰书辞，具马币”李肇《国史补》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时只以吏牍行遣也。
　　指出在唐代后期，各级官府用“四六”撰述公文成为时尚，从而推进了四六文集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四六”被人们普遍认同接受。所以，李商隐“四六”命名骈文成为必然，因为四六句式已经成为骈文的经典句式。
　　对于四六在晚唐官场的流行以及文人因此而竞相追逐，《全唐文》卷七九五载晚唐孙樵的一篇墓志铭《唐故仓部郎中康公墓志铭（并序）》对此有生动的记叙：
　　唐尚书仓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郑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遗陈昼寓书孙樵曰：“与子俱受恩康公门，今兆还有期，其孤徵志于子，子其无让。”樵哭之恸，已而挥涕叙平生。公讳某，字某，会稽人。曾祖讳某，赠某官。祖讳某，赠某官。父讳某，赠某官。公幼嗜书，及冠，能属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自宣城来长安，三举进士登上第，是岁会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学宏词，授秘书省正字。明年，临桂元公以观风支使来辟，换试秘书郎。五年调，再授秘书省校书郎，大中二年复调授京兆府参军。咸通元年改检校礼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转运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终以章奏加厚。常称于班行间曰：“康公宜掌帝制。”或与宰相言，必慰荐之。明年诏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而不抉。案牍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群胥辈徒搦管捉纸，字字书出。蓄缩汗栗，何暇为奸犯耶！以故老吏猾胥，畏之如神明。〔9〕卷七九五，3696
　　文中称康氏“幼嗜书，及冠，能属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因为“能属辞”“尤攻四六文章”从科场到官场一路青云直上，众人对其文辞之敏捷无不叹服。“案牍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群胥辈徒搦管捉纸，字字书出。”据墓志文字所记，墓主死于咸通十三年。该文亦当作于咸通十三年，在李商隐《樊南甲集序》作年的大中元年之后23年。孙樵本人擅长古文，曾以得韩文公真传自居，但这里在“四六”之后加上“文章”，意在强调是“四六”文章非“古文”文章。这说明“四六”已成为了吕常通行之语。
　　晚唐“四六”概念出现后迅速流行。据《新唐书艺文志》卷六十记载有以“四六”名集的作品：
　　崔致远《四六》一卷。
　　李巨川《四六集》二卷韩建华州从事。
　　崔致远为新罗人。生活在857年至928年之间，也正是晚唐的后期。其骈文多创作在广明年间。身为异域人士都可以大量写作四六文，并且可以成集，说明四六文流行之广。李巨川也是晚唐后期的人，生活在僖宗、昭宗年间。生年不详，卒于901年。《旧唐书》卷一九下有传。《新唐书纠谬》卷十二：“艺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韩建华州从事’，今案：李巨川已见《叛臣传》，此注重出也”。
　　晚唐到五代除了上述两位外，还有其他作家的四六文结集。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载：
　　薛逢《四六集》一卷，唐秘书监河东薛逢陶臣撰。
　　田霖《四六集》一卷，南唐田霖撰。〔10〕484487
　　薛逢生卒年不可考。据新旧唐书可知，其于会昌元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后为崔铉辟为幕府从事。田霖事迹不详。
　　“四六”到了宋代更是成为最流行的词语。作家四六结集更多。宋代作四六结集的，据《宋史》卷二八记载，有“郑昌士《四六集》一卷”、“象台《四六集》七卷”，这是宋代四六作家的结集状况。以上这些人除崔致远外，均无甚名气。南宋郑樵在《通志》卷七十记录了唐宋时期《四六集》的存录状况：
　　四六
　　《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李商隐撰又《樊南四六乙集》二十卷
　　崔致远《四六》一卷唐人
　　李巨川《四六》一卷唐人
　　樊景《四六集》五卷唐人
　　郑准《四六》一卷五代人
　　白岩《四六》五卷后唐人
　　关郎中《四六》一卷
　　蹇蟠翁《四六》一卷
　　邱光庭《四六》一卷
　　殷文圭《四六》三卷赵文翼注
　　王禹偁《四六》一卷
　　丁谓《四六》二卷
　　宋齐邱《四六》一卷
　　萧贯《四六》一卷
　　凡《四六》一种十五部六十四卷
　　《通志》记载的四六结集有15部，共64卷。这肯定是不完整的。据《钦定续通志》卷一六三记载，宋明时期的四六集有：
　　四六
　　《格斋四六》一卷宋子王俊撰
　　《橘山四六》二十卷宋李廷忠撰
　　《四六标准》四十卷宋李刘编
　　《壶山四六》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四六法海》十二卷明王志坚编
　　以上见文渊阁著录
　　《南塘四六》一卷宋赵汝谈撰
　　《臞轩四六》二卷宋王迈撰
　　《巽斋四六》一卷宋危昭德撰
　　《四六膏馥》七卷旧本题宋杨万里撰
　　《群公四六续集》十卷不著编辑名氏
　　《四六丛珠汇选》十卷明王明嶅编
　　《四六类编》十六卷明李日华编
　　《古今濡削选章》四十卷明李国祥编
　　《四六霞肆》十六卷明何伟然撰
　　以上见《四库全书存目》
　　四六凡十四部
　　这里补充的宋代四六结集又有9种，其实这仍未完整。可以看出，宋明时期“四六”一词已经广为使用，作为骈文的基本名称已经定型。关于宋代的几部代表性集子《格斋四六》《橘山四六》《四六标准》《壶山四六》，《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六有所点评：
　　《格斋四六》一卷
　　宋王子俊撰。子俊有《三松类稿》，今已散佚，此即其类稿之一种也。杨万里称其四六追步欧苏，不论汪藻孙觌。推挹稍过，然即此一本而论，典雅流丽，渐近自然，与汪孙亦分路扬镳也。
　　《橘山四六》二十卷
　　宋李廷忠撰。明孙云翼笺注。北宋四六大都温雅，南宋渐变为纤巧，廷忠当淳熙绍兴之间，正风气升降之际，故格意不免稍卑，又嗜博矜新，亦或伤繁冗，然组织工稳，其佳处亦不可没。云翼所注，颇为芜杂，存以备考云尔。
　　《四六标准》四十卷
　　宋李刘撰。其门人罗逢吉编。明孙云翼笺注。刘事迹无可称述。惟以四六为专门。大抵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唐以来浑厚之气。亦世变为之也。凡分七十一目，一千九十六首。逢吉欲尊其师傅，故题曰标准。云翼尝注《橘山四六》，颇为芜杂，此注亦略相同。
　　《壶山四六》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南宋中叶号壶山者凡四人。以其《除福建漕司谢乔平章启》考之，似当为方大琮作，而大琮集中又不载。岂其族孙良永等掇拾遗文，偶未见欤？疑以传疑，姑置于大琮集后。
　　从上可以看出宋代四六的流行状况。四六之所以流行，其实是官场需要决定的，崇尚浮华的形式决定了文坛流行四六的风气。《文献通考》卷三三引叶适的分析可谓精辟，其云：
　　叶适论宏词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辞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诏制，词意短陋，不复仿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於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10〕卷三三，317
　　《文献通考》卷三七引洪迈《容斋随笔》之分析更为直接：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但貌体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按唐取人之法：礼部则试以文学，故曰策，曰大义，曰诗赋。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今主司之命题，则取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10〕卷三三，353354
　　正是唐代科举取士及官场的形式主义作风，造就了文人行文和公文崇尚形式浮华的四六文风，这才助长了四六的流行，助长了四六作品的结集。这也是四六多应用文字而绝少文学抒情佳作的原因。而宋代官场陈习未改，也是四六流行的主要原因，亦为“四六”被作为骈文的名称继续接受的原因。
　　由于四六创作的兴盛，宋代还因此诞生了专门的四六批评“四六话”，这是骈文批评的最早形态。四库全书收录了宋代两部四六话，也是最早的两部四六话，即王铚《四六话》和谢伋《四六谈麈》。《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十对此有精辟的评论：
　　《四六话》二卷
　　宋王铚撰。古无专论四六之书，有之自铚始。所论多宋人表启之文，大抵举其工巧之联，而气格法律皆置不道，故宋之四六日卑，然就一朝风气而言，则亦多推阐入微者，如诗家之有句图，不可废也。
　　《四六谈麈》一卷
　　宋谢伋撰。其论四六多以命意遣词分工拙，所见在王铚《四六话》上，其论长句、全句尤切中南宋之弊也。〔11〕卷二
　　由于四六基本上是官场公务文书，所以王铚《四六话》和谢伋《四六谈麈》基本上谈的是字词句法对偶等琐碎问题，而对文章内容主题避而不论。
　　明代还产生了两部四六总集，即王志坚的《四六法海》和托名杨万里编的《四六膏馥》。其内容应该也是宋四六为主。《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九载：
　　《四六法海》十二卷
　　明王志坚编。四六亦古文之变体，犹古诗之为律诗，面貌虽殊，根源不异，世俗溺於华藻，遂判两途。志坚此编，实能溯骈偶之本始，其随事考证亦皆典核。虽人人习见之坊刻，实四六中第一善本也。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载：
　　《四六膏馥》七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杨万里撰。其书割裂诸家四六字句，分编次以备挦撦，其曰膏馥者，盖取元稹作杜甫墓志铭“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语也。然万里一代词宗，谬陋不应至此，此必坊贾托名耳。
　　这些总集的出现，是因书商看到了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说明了宋以后直至明代，四六成为了官场必备的文字技能，这样“四六”指代应用性骈文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注释：
　　又见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六“唐世辟寮佐有词”条，四库全书本。
　　详细内容可参见施懿超《宋四六论稿》下编《宋四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详细内容可参见《宋四六论稿》下编《宋四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1〕莫山洪，余恕诚。“四六”的定名及其意义：从柳宗元到李商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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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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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1〕纪昀。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