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勉愈：新时期李白生平研究综述

　　一、出生地问题
　　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两文叙述李白出生都在“逃归于蜀”、“潜逃广汉”之后，所以历代都认为李白生于蜀中。但李白在肃宗至德二年写的《为宋中臣自荐表》中却说：“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至德二年57岁，其生年应当是武后长安元年，至神龙初迁蜀时李白已5岁，显然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编《李太白年谱》时发现了这个矛盾，提出疑问：“神龙改元，李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亦或太白之生年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展开过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
　　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
　　进入80年代，学界展开了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将各家所持的论点按地域划分，可分为以下四种。
　　首先是蜀中说。《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发表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文章认为李白于神龙元年出生于绵州昌明县青莲乡。王少志《李白的故乡江油》（《新疆日报》1982年5月8日）、蒋志《李白生于江油补正》（《古典文学论丛》1982年第10期）均认为李白生于蜀中。蒋志的《再谈李白生于四川江油》（《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亦认为对蜀中说不能轻易否定。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也持蜀中说。他后来又写了《“神龙年号为神功之讹”补正》（《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一文，认为即使像“神功”这样只存在了三个月的年号也可以称“初”和“始”，李白生于蜀地确定无疑。
　　其次是条支说。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和康怀远《对〈李白出生地是条支〉的一点补充》（《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认为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代，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在唐代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
　　第三是焉耆碎叶说。李从军《李白出生地考异》（《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谓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思腾湖畔的焉耆自治县和库车一带。王耀华《关于李白出生地史料的辨析》（《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也认为李白的故乡应是安西的焉耆碎叶。
　　四是长安说。刘开扬《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认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奔流咸秦，因官寓家”的“咸秦”指长安，由此推论李白生于长安。
　　进入90年代，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仍在继续，且探讨的角度有所拓展。周勋初《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父子三代的名字全都暗示了李白一家来自西域，并寓其本姓“李”；又从李白为死去的朋友吴指南实行“剔骨葬法”（又称二次检骨葬）一事出发，认为这与他接受突厥文化或蛮族文化的影响有关。王伯奇《李白的籍贯探讨》（《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从籍贯的概念入手进行讨论，结论是只有山东才是李白的籍贯。
　　综合以上众说可知，关于李白出生地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蜀中说”与“西域说”两种观点上。不论是哪一种说法，所依据的基本史料不外乎以下几种：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与韩荆州书》，李阳冰《草堂集序》，魏万《李翰林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墓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刘煦《旧唐书文苑传》（下），宋祁《新唐书文艺传》。虽然基本材料相同，结论却差异甚大。为此，李家烈《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四川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从李白生平史料的存世状况出发，认为基本材料的诸多不实之处动摇了它们的权威性，因此，在未发现新见史料的前提下不宜急于创立新说，立足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重新检讨和反思才是谨慎和理智的做法。
　　二、家世问题
　　第一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暠之后。王文才《李白家世探微》（《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耿元瑞《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辨疑》（《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两篇文章持这一说法。王步高《李白是达摩的子孙吗》（《衡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亦认为李白和李世民都系凉武昭王九世孙。
　　第二种说法是李白为李贤、李穆之后。兰州大学张书城在其《李白家世之谜》（《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4日）一文中认为李白是西汉李广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系的后裔。本文作者另有《拓跋魏系李陵之后说考辨附揭李白本家金陵之谜底》（《祁连学刊》1990年第2期）、《李白家与许氏家似曾相识》（《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两篇文章亦持同一观点，并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发表《说李白“本姓李，其先陇西诚纪人”》一文，对李白先祖的家世演变进行了完整的勾勒。
　　第三种说法为李白是李抗之后。刘伯涵《李白先世新探》（《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持此说。作者认为李白应出生于陇西李氏的一般平民家庭。
　　第四种说法为李白是太子李建成之后。徐本立《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
　　第五种说法为李白是李瑗之后。徐本立在写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后，很快又发表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补正》（《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对前文进行补正，认为李白也可能是李瑗的后代。
　　第六种说法为李白是李轨之后。周维衍《关于李白先世的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持这一观点，认为李白是隋末割据河西、入唐后与李渊抗衡失败被诛的凉王李轨的第四代或第五代孙。
　　第七种说法为李白是李伦之后。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李白是陇西李氏丹阳房始祖李伦之后。
　　除汉人说以外还有混血儿说。范伟的《关于李白氏族的研究》（《求实选刊》1986年第3期）认为李白是汉之苗裔、胡之身躯的中原和北地的混血儿。
　　除以上观点外，研究者们还从其它方面对李白家世问题进行了探讨。张书城《李白先世流放焉耆碎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重点考查了隋朝在西域是否开辟过贬谪地。杨镰《李白身世的一个问题》（《唐代文学论丛》1986年第7辑）一文认为“咸秦”一词应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在对李白家世的讨论中宗室说占的比重较大。而异族说的主要依据是：《宗室世系表》中没有记载李白的家世；李白本人没有成为天宝元年宗正寺隶入李氏子孙的诏赦对象；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对唐宗室的称呼非常混乱；李白的容貌像异族；李白懂外国语。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者往往赞同异族说的前两个论据而否定后三个依据。实际上这三种说法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二种说法是对第一种说法的全面否定；第三种说法又部分地否定了第二种说法。家世问题又与出生地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持宗室说者一部分赞同西域说一部分赞同蜀中说，而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者和异族说的支持者则一般赞同西域说。
　　三、入长安的时次问题
　　一千多年来，人们一般认为李白仅在天宝初年到过长安一次。王琦《李太白年谱》以及詹瑛《李白诗文系年》都认为李白在关中写的诗篇是天宝初年的作品。
　　稗山在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提出李白在开元年间也曾到过长安，并描述了李白的行程，而且估计李白第一次入京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六年夏至二十八年春之间。但此说提出后很长时间未得到学界响应。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李白的家世索引》中肯定了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并认为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
　　1978年以后，郁贤浩陆续发表《李白与陈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同上第4期）、《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等文，肯定了稗山的两入长安说以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此后不少学者撰文对开元年间入长安说予以补充，包括谢思炜《李白初入长安若干作品考索》（《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薛天纬《李白初入长安事迹之我见》（《唐代文学论丛》总第5期）等文章。
　　国内外学术界基本赞成“两入长安说”，但在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问题上意见不统一。稗山提出开元二十六年说；郭沫若认为是开元十八年；郭石山《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应在开元二十五年；李从军《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在开元十九年底或二十年初；王辉斌《李白“苦雨诗”再考订》（《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认为在开元二十一年。
　　对李白一入长安后出京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的分歧也很大。郁贤皓认为在开元二十年春夏之交，路线为泛黄河，经开封、宋城、洛阳，于开元十九秋至安陆。李从军《李白归蜀考》（《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认为在开元二十一年春取道蜀川，经三峡还安陆。王辉斌《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辨》（《金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认为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秋，路线是经洛阳、嵩山还安陆。
　　还有一些学者撰文反对“两入长安”的观点，力图维护传统的天宝初年入京说，如章诚望《谈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对稗山先生有关论文的商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刘广英《李白初入长安若干作品考索商榷》（《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等。
　　“两入说”出现后不久又有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说”。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一二年北游幽州后又曾到过一次长安。李从军在《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发表《李白三入长安考》，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一二年间第三次到长安并有汾坊之游。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认为李白第三次入长安是在天宝十二年春幽燕之行归来。郑文《李白三入长安之我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同意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的意见。
　　三入长安说提出后很快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期发表郁贤皓《李白三入长安质疑》，认为李白自幽燕之行到宣州之游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三入长安、游历汾坊的时间。
　　对于李白第二次入长安的时间也有一些学者撰文进行讨论。谢力《李白开元末入京考》（《李白学刊》1988年第1期）一文认为李白第二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二十八年秋，至开元二十九年秋出京。杨栩生《李白开元末入京说辨疑》（《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则认为天宝末年入京说难以成立。许嘉甫、许玮《李白二入长安始末》（《祁连学刊》1996年第3期）一文同意李白开元末入长安说，但时间应是开元二十七年九月中旬。
　　对于李白入长安这一问题还有学者提出了比较新颖的看法。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考》（《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李白开元间第一次入京不应是西京长安而应是东京洛阳。
　　郁贤皓《再谈李白两入长安及其作品系年》（《文学研究》第5辑）一文是对1978年作者发表在《南京师院学报》上的《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一文所受到的各种责难的答复，
　　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近20年来李白入长安问题的一个总结。郁文通过排比原始文献与新见墓志，对李白入长安问题作出了中肯的分析。作者于文末倡导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来对李白进行研究，认为只有依靠新资料的发现才能做好李白及其入长安时次问题的研究。
　　四、交游问题
　　李白集中所涉及的交游对象，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人之多，弄清楚这些交游者的生平以及李白与他们的交往关系，无疑有助于李白作品系年及其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将李白的交游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李白与杜甫的会合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对于李杜的交游，多数学者认为：李杜一生三次见面，初识是在天宝三年三月，地点洛阳；第二次是天宝三年秋日，地点梁宋；第三次是天宝四年夏或秋，地点为齐州或兖州。
　　进入新时期，耿元瑞《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总第13期）首先对李杜初识的时间与地点提出怀疑。郁贤皓《李杜交游新考》（《草堂》1983年第1期）在耿文的基础上认为李杜初次会面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宋之间；“齐州之会”是“又一次诗坛两曜与众星相聚的盛会”。但刘友竹在《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中认为文学史上所谓的“齐州盛会”并不存在。康怀远《李杜长安相见试证》（《阅读与写作》1987年第12期）认为李白与杜甫于天宝末年在长安又见过一次面。王辉斌《李杜初识时地探索》（《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认为李白天宝三年春赐金还山后即于夏秋之际在梁园与杜甫初次见面。
　　李白与“卫尉张卿”的交游问题也是新时期以来研究的一个重点。首先是郁贤皓在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等文，论证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即张说之子张垍。王辉斌《李白“苦雨诗”再考订》（《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也通过对张介然、张价、张垍等人仕宦经历的考证，指出此诗中“卫尉张卿”应是张垍。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诗别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认为张卿身份难以确定。其后，郁贤皓又写了《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一文，文章进一步考证出玉真公主的若干生平事迹。
　　李诗中的“崔侍御”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李从军《〈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质疑》（《文史哲》1984年第6期）一文认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既不是崔宗之也不是崔成甫，而是另有其人。倪培翔《也谈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唐代文学研究》第1辑）一文支持此观点。
　　关于李白和孟浩然的交游，靖华《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认为李白与孟浩然一生中曾相会四次。
　　关于李白与李邕的交游，刘友竹《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认为天宝三四年李白并未与杜甫一起北上会见李邕；李白于开元七八年间在渝州谒见李邕时遭冷遇，使两人关系一度蒙上阴影。
　　李白与贺公的交游，钟振振《关于李白任城县厅壁记之本事与系年》（《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考证出“任城县令贺公”乃贺知章之从祖弟贺知止，并将此记系于天宝八年。李清渊《李白与贺公交游新说补订》（《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指出李白此文应作于天宝十年春。
　　关于任城六父，许嘉甫《李白任城六父征略》（《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认为任城六父即赵郡李氏东祖房李熔第四子修。
　　关于李白与苏梃的交往，陈钧《李白谒见苏梃年代考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认为李白谒见苏梃的时间应是开元九年春。
　　一些文章还对李白交游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察。郁贤皓在《李白暮年若干交游考索》（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李白暮年结交的一些人多与颜真卿有关系，并考察了韦冰、殷佐明、殷淑等人的生平，又在《李白交游杂考》（《唐代文学论丛》总第3辑）一文中对赵悦、斐图南等人的生平进行了考证。许嘉甫《李杜交游考录三题》（《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考证了卢弈、卢鸿、杨山人的某些生平事迹。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对李白交游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及李集中数十人的身份与生平的考索，王辉斌对李白与杜甫、苏梃、元丹丘等人的交游进行的考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李白生平研究工作的进展，刘友竹、葛景春、李清渊等人的研究也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五、生卒年问题
　　李白的生卒年研究者们历来是根据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李君墓志》等材料推知的，即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卒于代宗宝应元年，享年62岁。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李白研究的深入，其生卒年问题亦出现了种种新说。最先否认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是李从军的《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文章提出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之说。
　　康怀远《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江汉论坛》1985年第4期）认为李白的卒年为大历元年，生年应为神龙元年。
　　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认为李白卒年应是广德元年，享年63岁。
　　杨栩生《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解说》（《李白学刊》第2辑）、吴宗铭《对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质疑的质疑》（《李白研究》1990年第1期）依然持传统说法，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62岁。
　　对李白卒年的研究和对出生地及家世的研究情况一样，都是建立在基本材料的基础上。王辉斌《李白卒年新说辨析》（《漳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针对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就李白卒年提出的广德元年、广德二年、大历元年、大历二年四种新说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考辨，可以说是对近年来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个总结。作者认为，新说所依据的材料都无法证明其中任何一种之成立，在未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还是以卒于宝应元年为是。
　　六、行踪问题
　　李白出川以后的行踪一直是李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按照关注的重点不同，可以将问题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李白出川的时间问题。宋人薛仲邕首倡“开元十年”说，王琦《李太白年谱》认为系于开元十三年。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依从王说的比较多，但也有人对前人的说法提出质疑。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出蜀年代考》以及《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李白出蜀年代应是开元十二年秋。陈钧《李白出蜀年代考》（《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出蜀年代应在开元十年。毕宝魁《李白诗中巴东考》（《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认为李白出蜀时间为开元十三年。刘友竹《李白初次出峡时间及其后短期游踪别考》（《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就李白开元十七年前的游踪进行了考证，认为李白初次出峡后，下荆门，至江陵，于冬末春初见司马承桢，并南穷苍梧，开元十三年秋在金陵，第二年游剡中，开元十五年返安陆与许氏结婚。
　　其次是他在安史之乱时的行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叛乱时李白正在宣州一带游历，因此将李白《奔亡道中》五首与《南奔书怀》一起系于至德二载。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此二诗写于天宝十四年冬季安禄山叛乱时。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一文认为这组诗说明了李白携宗夫人由梁园经洛阳沦陷区向西过函谷关奔逃的经历，并对李白在安史之乱初起时的行踪作了清晰勾勒。
　　第三是李白长流夜郎问题。对这一问题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结论，即“未至说”与“确至说”。首倡未至说者为北宋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王琦《李太白年谱》，詹英《李白诗文系年》，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从军《李白考异录》，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专著都采用这一说法。清人程恩泽《程侍郎遗集》、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等提出“确至说”，但未得到响应。进入80年代，研究者们围绕这两种观点进行了长期讨论。邱耐久《李白确至夜郎考辨》（《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认为李白曾流放至夜郎。王定璋发表《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认为李白未曾到达夜郎。林东海《巫山巴东夜郎》一文认为李诗《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诗中“半道”一词应理解为“贬期的中间”而不应理解为“半路”，因此李白确实到过夜郎。进入90年代，《李白研究》第2期同时发表了张才良的《李白长流夜郎的法律分析》和陶锡良的《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张文从唐代律令出发，认为李白得到的判决为唐律中最严厉的“加役流”，时间为三年；李白长流夜郎的首程地为舒州怀宁长风沙，首程时间为乾元元年六月；李白到达了夜郎。陶文也认为李白此行确至夜郎，但认为李白赦放的时间为乾元二年五六月间，而且《自汉阳病酒寄王明府》中“今年赦放巫山阳”之“巫山”指的是夜郎流放地的一座小巫山。张春生《也谈李白流放夜郎与唐律适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亦从唐代法律出发，认为李白判流时间在乾元元年三月，五月上道服刑，十一月到达夜郎贬所，次年五六月间遇赦获释；并勾勒了李白流放所走的路线。王辉斌《李白长流夜郎新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认为李白巫山遇赦是不存在的。不久王辉斌又发表《李白长流夜郎的历史真实考述》（《传统文化》1991年第4期），文章对李白流放期间所作的20首诗歌进行了重新系年，并对李白流放的真实状况进行了全面讨论。至此，“确至说”得以确立。
　　第四，李白在巴东的行踪也是研究者们论述比较集中的问题。刘友竹《李白三到渝州》（《重庆晚报》1988年7月29日）认为李白三到渝州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八年、开元十二年秋、乾元二年三月。许嘉甫、许玮的《李白三下渝州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结论与刘文相同。许嘉甫还作有《李白四渡峡江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文章对李白四次出峡的时间和路线作了大致的描述。
　　除以上这些论述比较集中的问题外，还有不少文章对李白行踪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察。
　　竺岳斌《李白东涉溟海行踪考》（《唐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李白“东涉溟海”之“溟海”乃今之剡中盆地。
　　刘友竹《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认为：李白曾被流放到过今天重庆市一带。
　　王辉斌《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荆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李白开元十四年秋自维扬到江夏后第一次游安陆，接着在随州结识胡紫阳，然后至襄阳，从李浩处求得经济援助，旋即远客汝海，途中结识王昌龄、元丹丘，第二年春天“近还郓城”。
　　毛水清《李白炼丹地点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对李白一生中曾经炼丹和打算炼丹的地点进行了逐一考证。
　　李白究竟几游苍梧，学术界历来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刘友竹《关于李白两游苍梧问题的补正和辨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开元十二年及乾元二年两游苍梧。许嘉甫、许玮《李白三游苍梧考异》（《零陵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李白一生三次游苍梧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十三年五六月间、天宝十年八月和乾元二年八月。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对李白行踪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其中长流夜郎、东下溟海、南穷苍梧等问题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发表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新见。
　　七、对研究现状的总结
　　新时期对李白出生地、家世及卒年的研究虽然新说迭出，但往往各执己见，缺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传统说法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
　　在对李白行踪的研究中，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这一发现是本世纪李白研究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由于有了这一发现，人们对李白的许多重要诗篇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新时期对李白入长安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巩固“两入长安”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的新说。到目前为止，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长安的总体面貌已较为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多数诗歌的系年也已基本确定。在李白行踪的研究中，另一项令学术界瞩目的成果是李白长流到达夜郎这一观点的确立。
　　对李白交游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到目前为止，李集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物的生平已经基本清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崔侍御”等人所做的考证。对于“卫尉张卿”到底是张垍还是玉真公主的丈夫尚不能最终确定，今后若能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来确定“卫尉张卿”到底是谁，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从另一角度看，即使尚未准确考出“卫尉张卿”也并不影响人们正确理解李白一入长安的遭遇与心情，也不影响人们把握李白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新时期对李白生平的研究工作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有些研究者违背了考证的基本原则。例如在对李白家世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围绕李白之家和李唐王室或远或近的宗亲关系，对李白家世作种种考察，其中不少文章的共同之处是以唐初之事代替范《碑》、李《序》及《新唐书李白传》中的记述，否定李《序》、范《碑》的可信性。这种处理方法是考据的大忌。寻找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卒年这类客观性很强的问题的答案，应该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如果研究者不能对李《序》、范《碑》加以证伪，却又否认其内容的可信性，这就等于给李白家世问题打上了死结。当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导致了研究者理解上的不同，原始材料在记载上的矛盾之处和文字上的错讹也加剧了分辨的困难。总之，在发现新材料之前，仅依靠现有材料就急于做出结论显然是不智之举。
　　其次是有些研究者只从诗歌本身出发来进行分析，缺少对史实的征引和必要的考证。传统考证是从史料出发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越性是能够坐实作家的行止出处和作品的作时作地，其局限性在于往往因史料短缺而无法稽考。仅仅从诗歌本身出发进行分析也不足取，原因是许多作品是用抒情的手法写成，其中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因此，仅仅通过内容分析，难以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迹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既重视作品内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两种方法交互使用，才能有效地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