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

　　我一般不买选本，而喜欢买全集。一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资料越丰富越好；二是选注本质量多不太高，往往是图方便，随意选的，你想看的，它不见得选，你不想看的，它倒选了许多；注释多半是词典的转移，对我这个爱查词典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钱锺书《宋诗选注》，久闻大名，但从来不曾想到要买它。近年来，这本书实在叫得太响了，在同类书中，它大概是发行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了，偶去书店见了，下决心买一本。回家看了看，果然与众不同。其序就是一篇研究宋诗的好文章。此书是作者下了两年工夫看了许多原始材料之后精选而成的，与世上拼凑之作大不相同。它有自己的风格，所选80人的小传、诗的注释均不受题材拘束，也没有统一的格式，随意地谈开去。如小传不像一般人只说简历，他要说些别的，在徐玑传中讥讽叶适不善写诗犹如不善飞的鸵鸟，韩驹传里说苏辙有爱给人戴高帽子的毛病。如注释，往往涉及古今中外相关的或者不甚相关的内容。他善于联想，又有生动的比喻，有时辛辣，甚至有些滑稽。做学问累了，看一下它，是最佳的调节。于是，我把它放在案头，有空经常翻阅。翻多了，渐渐发现其中有作者难言的苦衷，也有他自己未必看得清的缺陷。
　　一、钱锺书选注宋诗的苦衷
　　1988年钱锺书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了个前言，特别耐人寻味，其中写道：“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又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能选的倒选进去了。”“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他自己说受时代的影响，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编，但又不甘心完全按他人的口径说话，因而时时表现个性。现在再版，他不想再作加工，说：“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说到这里，就打住了。我说：钱先生显然是想错了，“原来”只有和现在作比较，才能看出它的特点来，只有看出时代的特点才能作为物证。这就是说，要么钱先生说清楚：到底哪些地方受时代的影响，作了自己不想做的事？又在哪些地方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这样，读者才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真正的文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被扭曲了，又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个性。要么按自己的意图写出新的本子，让两个本子同时流传，读者可以从两者的比较中看出当年的学术状况。可惜，他去世了，这一意见已无法面陈，他在上面说的那些话成了难解的谜。现在可以做的，只能是猜谜了，我乐意试着猜一猜这个谜底。五十年代，我已上了大学，感受过当时的气氛，我想多少会猜中一点，现在不猜，后几代人去猜，那恐怕就会难似哥德巴赫猜想了。
　　哪些地方受时代的影响，作了自己不想做的事呢？这大概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书出版于1958年。那是左的时代，阶级斗争为纲，只能讲阶级压迫、斗争，不敢谈爱情。所选诗中不见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极大多数是提示农民受苦受难的诗、反映爱国主义的诗。
　　那时代，毛泽东的指示是神圣的，不能不引的，所以引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宋代理学家是挨批评的对象，是不能选的，因而朱熹等人的作品一概不选。
　　那时代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僧、道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当然都不予收入。
　　哪些地方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序的第一段里引了毛泽东的话，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7页）几乎将宋人诗全盘否定。引这段话只表明他尊重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但并不表示他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还是要说自己的话。第二段里笔锋一转，说：“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10页）注意，“整个说来”四个字，不是非常鲜明地表示他并不同意宋人多数诗“味同嚼蜡”的提法吗？他在所选的80位宋人数百首诗的注释中，时时发出赞美形象思维的声音！如苏轼小传中称：“他有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61页）梅尧臣《田家》注：“这首诗借用两个古人的名句梅尧臣把他们的话合在一起来写农民的贫困，仿佛移花接木似的，产生了一个新的形象。”（15页）这不是称道他不但有形象思维，而且有创造性的形象思维吗？连名声不算太大的刘子翚，“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153页）则懂形象思维的人恐怕不能说非常少吧！宋代刘克庄的《筑城行》比唐代的张籍《筑城曲》、曹邺的《筑城》“写得醒豁透澈”。（252页）郑文宝《柳枝词》，注：“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古别离》但是，第三第四句那种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的多了”（4页），这不是说宋人并没有与唐诗唱反调，而是认认真真的学唐诗、甚至还超越了某些著名的唐诗吗？
　　王安石是解放后被捧得非常高的历史人物，有的宋史专家甚至按照现代路线斗争模式，将他树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司马光为保守派，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学术界谁敢说王安石一个不字，那就是立场站到保守派、错误路线去了。然而，这本书在肯定王安石文学成就的同时，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41页）敢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需有很大的勇气。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长期以来被视为讲究修辞的范例，而钱锺书举例说明“绿”字这种用法，早在唐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并非王的新创。
　　在哲学史里被定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叶适，是被充分肯定的人物，要跟形势，就应当收，但他偏偏不收，还说了一通“语气不贯，意思不达”彻底否定的话，不过不在显眼的序里，而是夹在徐玑的小传中。这大概就是他“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之处吧！
　　二、钱锺书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
　　香港版前言之末还说到另一个问题：“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他在补注中列出了别人给他指正的问题，共16条。但仔细一看，这都是小缺点，恐怕够不上他所说的“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那么，这“缺陷和偏狭”究竟表现在哪里？他没有说，我想只是他自己估计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找到，要是找到，他早就改了。这里拟作一下探讨，我想还是很有意思的。
　　先说缺陷，我以为作者主要的缺陷在于历史素养有欠缺，不太懂考据。他很重视历史，常从历史角度去谈诗中存在的问题，但又常常出错。如序（6页）中有一大段文字批评宋诗不敢反映农民起义问题，说：“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譬如后世传扬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北宋的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连这一点点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的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不像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这一评论对宋代士大夫来说实在是太冤枉了，在这里，钱先生犯了两大错误，一、将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混为一谈了。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最后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战败投降。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北宋和南宋早期的所有材料，都可证明这一点。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既然宋江没有在梁山泊扎根，怎么能要求宋代士大夫凭空将梁山泊与宋江联系起来呢？二、如果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宋代的历史，就会看到，宋代实行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士大夫是最敢讲话的，宋徽宗招降宋江，李若水就不客气地写了一首《捕盗偶成》的诗，云：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这里，公开批评朝廷招降宋江的政策“错”了，作者自知是“狂词”，偏要一吐为快，可见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钱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严羽的《有感》：“误喜残胡灭，那知患更长巴蜀连年哭，江淮几郡疮。襄阳根本地，回首一悲伤。”文中作了很长的注，其中说首句指端平元年（1234）宋与蒙灭金事，是对的。但解释后几句，是指宝祐六年（1258）至开庆元年（1259）蒙古攻四川、湖北等地，咸淳三年（1267）围襄阳，则全然错了。而由此判断：“这些诗大约是咸淳三年以后所作。”（268页）更是错上加错了。其实，只要查一下《宋史》卷42《理宗本纪》就可以知道，后几句是指：端平二年（1235）元兵对宋发动全面进攻，矛头指向四川、京湖，次年，襄阳主将王旻降蒙，文州、成都均被攻占。嘉熙三年（1239）宋军收复襄阳。《有感》的第二首“闻道单于使，年来入国频。圣朝思息战，异域请和亲。”是指端平元年以来7年中，蒙古派使者至宋5次，宋派使者至元3次。从诗的内容看，应作于襄阳被占之后至收复之前，双方边和边战之时。如作于咸淳三年以后，其时宋想议和，而元就是要宋投降，已不存在双方议和的可能了。
　　152页说：“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其实，道学家的主将二程，主要活动时期是在北宋晚期，那时王安石的新学是主体，洛学是受压的，他们的影响还很小，根本不存在“声势愈来愈浩大”的事实。他们的话也很少有人听，说他们的话“变成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151页）纯属想当然之词。南宋中期，道学家领军人物朱熹备受压制，道学家们被打成庆元逆党，处境非常艰难，怎么反倒“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事实上，道学到南宋晚期理宗时才取得正统地位。
　　要正确认识宋代诗人的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必须弄清诗人的生卒年，然后按其年代先后排列，便于看出时代的特点。这些道理，我想，钱先生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本书大体是在按诗人年代先后编排的，只是这方面钱先生实在太不肯下工夫了，书中至少存在下述三个问题。
　　1。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洪炎、江端友应移徐俯前，宗泽应移贺铸前，汪藻应移韩驹前，朱弁应移陈与义前，周紫芝应移曾几前，陆游应移杨万里前等。
　　2。是书在介绍诗人时常说作者的“生年死年不详”。其实有不少是不难考知的，如吕南公（1047～1086），晁端友（1029～1075），洪炎（1074～1133），江端友（1074～1134），韩驹（1080～1145），赵师秀（1170～1219），华岳（？～1221），高翥（1170～1241），萧立之（1203～？）等。
　　3。不愿考证年代，都爱作时代的比附。如秦观小传中云：“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页76）这句话犯了时代先后混淆的错误。徐积比苏轼大9岁、郭祥正比苏轼大2岁，怎么能说他们是“苏轼以后”的人呢？这几个人的年龄，其先后顺序是：欧阳修（1007～1072）、徐积（1028～1103）、郭祥正（1035～1113）、苏轼（1037～1021）、晁补之（1053～1110）。
　　对作品缺乏必要的考辨。如王安石的《夜直》（49页），作者是否王安石，宋人已有异议。周紫芝《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
　　证据应该说是充实的，这是王安国的孙女婿沈彦述亲口对他说的，而沈看到过手稿。钱锺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
　　页157说：“宋无名氏《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其本意是痛斥明代贪官葬送了大好河山，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如宋代一个妓女。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理就太远了。
　　有的注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页6说：三馆指昭文、国史、集贤。按：宋代根本没有“国史馆”之称，“国史”乃“史馆”之误。
　　对版本不甚留意。如147页吴涛诗，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15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
　　最后，说一下他的“偏狭”。
　　书中对道学家哲理诗是全盘否定的，这既有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偏狭”。人们经常引用的朱熹的哲理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公认的好诗。书中既不选，也不提，干脆悄悄地回避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按照他的评判标准是完全符合的，却偏说它艺术性不够，也许是因为它反映了理学家思想最高境界？此外，书中对妇女的作品均不取，难道她们没有一首好诗？这是“偏狭”，还是别有原因？不得而知了。
　　韩驹小传中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页114）在现在民众心目中，诗人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列举了24种唐人诗体，就没有储光羲的份。钱先生在注中说到：“苏辙称赞参寥的诗酷似储光羲，参寥回答说：某平生未闻光羲名，况其诗乎？”说明储光羲在宋代知名度也不高，宋人不把它看成一顶高帽子。《栾城集》有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云：“唐朝文士例能诗，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再见储光羲。”可见苏辙并没有把他比作知名度很高的李白、杜甫，这本身是有一定分寸的。韩驹的弟子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记载：人问黄门：“何以比储光羲？”黄门云：“见其行针布线似之。”说明，苏辙是从韩驹写诗布局上作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不是没有量韩驹的尺寸随便说的。苏辙比作储光羲就只有上述二次，这离“动不动”程度还差得远吧！说他动不动给人戴高帽子，显然已经事关他的人品了。事实上，现在能见到的宋代史料，没有证据能证明苏辙是爱吹捧、拍马屁的人，这样随意给一位名人加个恶名，难道不是“偏狭”吗？有人说钱的批评是“尖刻无情地科学”（吕嘉健《论钱锺书文体》），我认为，就对苏辙的批评而言，只是“尖刻无情”，看不到一点“科学”性。
　　注释：
　　《宋史》卷22，《徽宗本纪》，第407页。
　　〔宋〕方勺：《泊宅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99页。
　　〔宋〕汪应辰：《文定集》卷23，《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
　　〔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9，中华书局，2006年，第738页；《宋史》卷353，《张叔夜传》，第11141页。
　　〔宋〕李若水：《忠愍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