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强：清代词学流派论

　　文学派流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创作风格、审美倾向相近，而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批评史上的流派则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主张、审美观点的一致上。各种文学流派的涌现和争胜，是文学创作和理论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清代词学号称“中兴”，其重要标志就是流派纷呈。从明末清初起，词学流派如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此伏彼起，一直占据着词坛的中心。在一些大的词派之下，又衍化出一些小的流派分支，如西泠词派、柳州词派、吴中词派、晚清四大家（或称临桂词派）等。这些词学流派大都颇具声势，且观点鲜明，活动积极，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的词学流派贯穿整个清代始终，可以说清代的词学史即是一部流派史。这一鲜明的特色，必然引起批评家的重视。清代中期以后的词论家如江顺诒、郭麐、谭献、谢章铤、徐柯、蔡嵩云论析清代词时也都是从流派着眼的。（注：参见《词学集成》、《灵芬馆词话》、《复堂词话》、《赌棋山庄词话》、《近词丛话》、《柯亭词论》）可见清代的词学流派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值得研究的现象。
　　一
　　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登上词坛，李雯、宋征舆、宋征璧、夏完淳等羽翼之，拉开了清代词派历史的序幕。云间后劲蒋平阶、沈亿年在《支机集凡例》中称“吾党持论，颇极谨严”。（注：《词学》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显示出其鲜明的流派意识。其后云间派的影响几乎笼罩了整个词坛，在浙江杭州，西泠十子（即西泠词派）兴，时人评论说：“十子皆出卧子（陈子龙）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注：《白榆集小传》）到了康熙初年，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词派和以朱彝尊为宗主的浙西词派分别主盟词坛，陈、朱二人都是由规步云间进而欲补救其偏颇的。谭献《复堂词话》说：
　　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二派未必是清代最早的词派，却是清初影响最大的词派。陈维崧的阳羡派倡豪放词风，朱彝尊的浙西派尚清雅韵味，景从者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浙西派，推南宋、尊姜张、倡导词体雅正，对明代以来词坛颓靡柔弱的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朱彝尊及浙西六家之后又经厉鹗、吴锡麒、王昶、郭麐、戈载等人的弘扬发展，在常州派崛起之前，一直居于词坛盟主地位，学词者竟然几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注：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清名家词》）余韵延至清末。
　　嘉道间张惠言倡“意内言外”之旨，常州词人闻风响应，很快取浙西而代之，风靡天下。常州派论词言必称“比兴”、“寄托”，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充实，使词反映现实，作用于社会人生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常州派由董晋卿、周济达到鼎盛，经谭献、庄棫、陈廷焯以及王鹏运、况周颐等晚清四大家的承转，影响了几乎整个清后期。蒋兆兰《词说》云：
　　清季词蔚然称盛，大抵宗二张（张惠言、张琦）止庵（周济）之说。常州词派的影响甚至在二十世纪依然可见。（注：出自晚清四大家门下的龙榆生、陈匪石、夏承焘、刘永济、杨铁夫、赵尊岳等学者皆活跃于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界。又如唐圭璋先生亦深受晚清四大家的影响，其《唐宋词简释后记》说：其选词标准，乃“据拙、重、大之旨。”见《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由于流派在清代词学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使清代的词学理论具有以往词论所不曾有的特点；清代主要的词论家如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等，都是词学流派的领袖人物；清代典型的、重要的词学理论主张，都是词学流派的代表性理论主张；由于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作用，围绕流派而展开的批评和争论又特别引人注目。
　　清代以前尚无成熟的词学理论流派。晚唐五代两宋，词坛繁盛，异彩纷呈。宋人已注意到不同的风格特色，开始辨体式，析正变。词论中已有“花间体”、“南唐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稼轩体”等一些体式名称，南宋汪莘把苏轼、朱希真、辛弃疾的不同词风概括为宋时词风的“三变”。（注：《方壶词自序》《彊村丛书》）南宋时评词者论析词学源流时也曾有“词章之派”的说法。（注：滕仲因《笑笑词跋》）这些议论已含有流派分析的因素，但尚不是成熟的流派批评认识。（注：参阅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清代的词派则是成熟的文学流派，不仅在创作中表现出相近的艺术情趣和审美倾向，而且具有鲜明而一致的理论主张，如云间派的婉丽，浙西派的典雅，常州派的意内言外，桂派的重、拙、大等皆成为一时树立于词坛的旗帜，成为本流派的审美理想和批评理论标志，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清代词学流派不仅具有主题理论，还十分注意理论的系统性，即多层面的观点主张构成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如浙西派论词核心在于典雅，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强调“以雅为目”。厉鹗进一步阐发：“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注：《群雅词集序》、《樊榭山房文集》卷四）因而“雅”就成为浙派的一面旗帜。以典雅为核心，浙派进而提出了尚南宋、尊姜张，以及黜斥《草堂诗余》等一系列主张。各种主张相互支持，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朱彝尊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注：《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朱氏又反复提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注：见《水村琴趣序》、《鱼计庄词序》等文。载《曝书亭集》卷四十）以引起人们对南宋词的注意。朱彝尊意在用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雅词风改变明代以来词坛柔靡的风气。朱彝尊之后，倡导南宋的词学主张就成为了浙西词派的代表性主张。汪森、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麐、戈载等浙派词人无不以此论为旗帜。谢章铤曾评述清代前中期词坛风气的变化云：“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朱竹垞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词话丛编》）陈廷焯亦云：“国初多宗北宋，竹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三，齐鲁书社1983年）鲜明而系统的理论主张既是浙派很快影响于词坛，改变了词风的主要原因，也是清代词学流派的显著特色。
　　清代词学流派的理论主张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清代中期的李调元说明自己的《雨村词话》的特点云：
　　余之为词话也，表妍者少，而摘媸者多，盖妍不表则无以著其长，媸不摘则适以形其短，非敢以非前人也，正所以是前人。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非也。非特以正今人之非，实以证己之非也。此语道出了清代词学流派针对现实针砭时弊的特点。与前人词话多录本事、记逸闻、资闲谈，乃至于借以互相吹捧标榜不同，清代词学批评和理论以褒贬词坛为己任，“表妍”“摘媸”的目的是为了“正今人之非也”，其批评精神和勇气跃然可见。在清代词坛上曾有过激烈而持久的南北宋之争，（注：参阅拙文《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四期）云间派论词取法南唐北宋，浙西派力推南宋，常州派复尊北宋，桂派重尚南宋，从表面上看不过是对南北宋词的不同偏好，其实乃各个词派针对现实词坛的流弊而下的针砭。如浙西词派推南宋、尊姜张、倡典雅，实乃针对清初的词坛沿袭明代以来的颓靡词风，意欲提高词的品味。而到了嘉道时期，浙派末流又流于饾饤琐屑和空疏浮游，即浙派郭麐所说的“词妖”和金应珪所说的“游词”。（注：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二：“近人莫不宗法雅词，厌弃浮艳，然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旨不得。此何为者耶？昔人以鼠空鸟即为诗妖，若此者，亦词妖也。”金应珪《词选后序》：“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为革此弊端，常州词派提出“意内言外”和“比兴寄托”，意在提高词的意格，充实词的内容，使词与诗一样具有感发人心，作用于社会的功能。正是因为有了如此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方使新兴的流派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所谓登台一呼，应者如云，词坛风气为之改观。
　　二
　　文学史上的流派往往带有地域色彩。《诗经》中的十五国风，由于作品产生的地区不同风格就有差异。清人张泰来说：“诗派，人之性情也。性情不殊，系乎国土，而支派或分为十五国，而下概可知矣。”（注：《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地域的文化氛围和传统，对本地域的作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同一地域的作家容易产生相近的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而形成文学流派。我国古代的许多流派都是以地域命名的，如宋代的江西派，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清代的词学流派的又一大特点即为地域性。地域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更容易使词人萌生相同的感发，空间的接近也给词人们切磋词艺、议论品评提供了便利。清代的几个主要词学流派都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甚至词派之名也都是以地域命名的，流派中以同邑为主要成员，如云间派（云间包括旧松江府所属七县；华亭、娄、清浦、金山、奉贤、上海、川沙，今均属上海市）的主要成员陈子龙、李雯、宋征壁、蒋平阶均为云间人。再如常州派的主要成员张惠言、张琦、董晋卿、周济等均为常州人。阳羡、浙西派的成员构成也大都如此。
　　清代以乡邑地域为主体的词派选本很多，云间派有《幽兰草词》（收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词），阳羡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派有《浙西六家词》，常州派有《国朝常州词录》。这些不仅体现了乡邑地域的风貌，也表现了词派的共识。如产生阳羡词派的宜兴“鹅笙象板，户习倚声；苔網花笺，家精协律。”（注：陈维崧《蒋京少梧月词序》《陈检讨四六》卷九）填词之风盛行，从南宋至清历久而不衰。在明清易代之际，阳羡又是江南最尚气节，遭受清军打击最重的地区，因而阳羡派鼓荡苏辛词风与阳羡的地域的历史现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论及清代词学流派的地域性，阳羡派与常州派的关系颇值得注意。与其他词派相比，阳羡词派的历史最为短暂。据严迪昌先生研究，从顺治中至康熙中，“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形成到盛衰过程仅只有三十多年时间。”（注：《阳羡词派研究》第6页齐鲁书社1993年）而常州词派兴起于嘉道年间，二派间隔有近二百年。然而由于二派实际同处一地，阳羡派与常州派天然形成了血缘关系，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壮大与其地方词学传统甚有关系。清代的常州辖境包括今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无锡、宜兴等县。古人有云，文学创作得“江山之助”，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能够使此地的文学艺术形成颇具地域色彩的风格传统，常州一地的词风即有这种特点。在浙西词派风靡大江南北之时，常州之地仍有不囿于风气而特立独行的词人。《听秋声馆词话》卷六记云：
　　我朝竹垞太史尝言，小令当法五代，故所作尚不拘一格。逮樊榭老人专以南宋为宗，一时靡然从之，奉为正鹄，独吾乡诸老，不随俗转。余家有《柳外词》一卷，为阳湖沈鹿坪大令作。杂诸《乐章集》几不能辨。又《竹轩词》二卷，为李玉陛司马作。司马名荃，乾隆戊寅举人，官广平同知，家居宜兴，词亦不失《乌丝》风格。《听秋声馆词话》的作者丁绍仪为无锡人，与阳湖沈鹿坪（钟）和宜兴李玉陛（荃）同为常州人。沈学北宋柳永，李则与以“稼轩风”闻名的陈维崧的豪放风格一脉相承。皆与乾隆年间正在流行的浙西词派所推崇的姜张的清雅之韵大不相侔，“不随俗转”一语道出了常州一地的文学传统。
　　浙西词派同样重视乡邑之风，浙派中期的厉鹗更将本乡两宋词人历数一过，其《吴尺凫玲珑词序》说：
　　两宋词派推吾乡清真、婉约深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贤，若俞青松、翁五峰、张寄闲、胡苇航、范约庄、曹梅南、张玉田、仇山村诸人，皆分镳竞爽，为时所称。（注：《樊榭山房文集》卷四）这不仅是简单地对同乡词家先贤的称赞，实隐含有上溯本乡本派词学源头的意味。
　　虽然地域因素能促进流派的发展，扩大流派的影响，然而文学流派的生命力归根到底在于其创作风格和文学主张，地域性只能居次要地位。对此清人已有认识。如浙西词派原以同邑结派，浙西六位词人（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同声相求，圈子较为狭小，以致时人批评：“傥仅专言浙右，诸公固是无双；如其旁及江东，作者何妨有七。”（注：陈维崧《浙西六家词序》《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七《四部丛刊初集》）对专以同邑为派微致讽意。随着浙西派的影响逐渐扩大，以旨趣相投而入派者渐多，浙派领袖朱彝尊开始反省对流派的认识：
　　浙之词岂得以六家限哉？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泰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注：《鱼计庄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由重“同邑”到重“同调”，可看出清人流派观念的变化和进步。清代中期以后，流派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浙派中坚王昶、郭麐均为吴人，而称为阳羡传人的郑燮、蒋士铨一为兴化，一为江西。虽非本邑所出，亦为本派大家。
　　三
　　为了表现共同或相近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文学流派往往选编有一些选本和作品总集，这些文本也就成为文学流派的重用标志，清代的词学流派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清代各词派不仅都选编有体现本派成员成就、声势和特色的当代词选本，而且特意在选编古人词选上大作文章，把词选本作为“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注：鲁迅《集外集选本》）以阐明本派的词学主张。在这方面以浙派朱彝尊选编的《词综》和常州派张惠言选编的《词选》最为突出。
　　朱彝尊编选《词综》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草堂诗余》对当时词坛的影响。《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选，《直斋书录解题》题为“书坊编集”。《草堂诗余》体现了较强的审美倾向性：第一，重北宋而轻南宋，第二，独尚婉丽柔靡的风格，第三，《草堂诗余》的编排体制是为了适应歌伎们应歌之需，实际上就是歌伎们在宾燕娱乐，吉庆寿席上应景选题的歌本。（注：宋翔凤《乐府余论》云：“《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大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变以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在明代《草堂诗余》极为盛行，明末毛晋《草堂诗余跋》说：“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至此也。”《草堂诗余》的影响一直蔓延到清初，清人王煜说：“清初沿习朱明，未离《花》、《草》”。（注：《清十一家词选自序》）为了彻底改变词坛风气，朱彝尊不仅提出了鲜明的词学主张，而且还选编了《词综》以清除《草堂诗余》的影响。陈匪石谈及《词综》的意义说：
　　《词综》三十八卷，清初朱彝尊选，体例仿《花庵词选》，而卷帙殆将倍之。所录之词，自唐迄元，一以雅正为鹄的。盖朱氏当有明之后，为词专宗玉田，一洗明代纤巧靡曼之习，遂开浙西一派，垂二百年。简炼揣摩，在清代颇占地位。（注：《声执》卷下《词话丛编》）
　　《词综》编成刊行后，即在词坛引起较大影响，丁绍仪说：“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注：《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三《词话丛编》）并非夸大之词。《词综》的流行起到了朱彝尊所设想的为浙西词派开宗立旨的作用，因而“喜而作词曰：‘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注：《灵芬馆词话》卷一朱词见《江湖载酒集》摸鱼子《同青士重访晋贤，时书楼落成，订〈词综〉付雕刻，有怀周士季青在吴兴》）朱彝尊之后，以词选来推扬浙西派词学主张的首推王昶。王昶曾先后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其“选词大指，一如竹垞太史所云，故续刻于《词综》之后。”（注：《国朝词综序》）王昶之后又有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选词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潘曾莹为其作序云：“其规式悉依竹垞、兰泉（王昶）两先生选本。”（注：《国朝词综续编序》）可以说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兴盛由以上几种词选得力甚多。
　　常州派为倡“意内言外”，也编有《词选》和《宋四家词选》。张惠言选编《词选》，极推温庭筠词的“深美闳约”，提倡词的比兴寄托，意在“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注：《词选序》《词话丛编》）既为常州派的建派立宗打下基础，也为革浙派末流之弊。正如谢章铤所说：“张皋文《词选》，相其微意，殆为朱、厉末派饾饤涂责者别开真面，将欲为词中之铮铮佼佼者乎。”（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周济选《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领袖一代”的大家，并提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建立了常州派入门和师法系统。施蛰存先生论周济《宋四家词选》的意义云：“词选之以流派分者，又为周氏独创，然亦用张为《唐诗主客图》之意也。”（注：《历代词选集叙录》《词学》第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利用选本宣扬词学理论，建立词学流派乃为清代词学流派的显著特色。龙榆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注：《选词标准论》《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这是洞晓清代词学史发展演变的深刻之论。
　　四
　　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是文学风格和理论逐渐成熟的表现，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有助于文学的进步。然而如果偏执于流派，则会走入划地为牢的极端，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流派史上常有出现。清代的词学流派也难免于此弊，如云间词派尚南唐北宋、轻南宋，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说：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所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讥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注：《安雅堂稿》卷二）宋征璧也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注：《词苑丛谈》卷四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而云间派后期的沈忆年则宣称：
　　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注：《词学》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只取唐五代，连北宋都置于不屑之列，持论较陈子龙、宋征璧更为严厉而偏激，反映出狭隘的流派观。
　　再如浙派末流严守姜张的清雅，而排斥其它风格。对此弊端，不为派别所囿、颇有独立见解的谢章铤予以批评：
　　铤流览近日词家，颇怪其派别之讹，非但无苏、辛，亦无周、柳，大抵姜、史之糟粕耳。（注：《赌棋山庄词话》卷五）由于极端的流派观念作祟，浙派末流独尚姜张的清雅，而一概排斥苏辛豪放、周柳婉丽等各种风格。缺少了借鉴和融会，又不及姜夔、张炎的思想境界，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谢章铤还曾以浙西派宗主朱彝尊的学词经历为例，指出浙派后期的追随者为求形似而舍本逐末的弊端：
　　夫人苟非不得已，殆无文字，即填词亦何莫不然。浙西之词，以小长芦钓师为职志，其生平减偷宗旨，备见于自题词集之中。以彼飘零桑海，萧索高门，夜别酒徒，朝瞻兵气，此何景耶？舟唇马背，水曲山椒，北风凄其吹人，饥乌昏而啄屋，此何地耶？引商刻羽，其第求派别耶？其第美音节耶？（注：《寒松阁词序》）朱彝尊的词为后世词家所推崇，在于其词的独特风格，更在于形成其风格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后来的追随者仅学其音节之美和所谓流派风格，实乃求末失本。
　　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人物王昶具有强烈的宗派意识，尤其是在其选编的几部词选中，以尊南宋、尚清雅为标准，排斥其它风格，谢章铤对王昶严守宗派界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人之嗜好不同，文之强弱亦异，安能尽裁以一律。况人各有心，文各有意，又安能以我为人意。谓人意必尽如我意。予读司寇《春融堂集》，亦未能远过于是地贤。其选词专主竹垞说，以南宋为归宿，不知竹垞《词综》无美不收，固不若是之拘也，今不问全集之最胜，而只取结体之相同，则竹垞已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而辛、刘之作何以尚留于《词综》哉。而必谓子面如吾面，得无削趾适履之嫌乎。（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二）流派虽有相同或相近审美追求，但文学流派的生命在于流派成员的艺术活力，如果为求流派共性而丧失艺术个性，那么流派的价值也随之消亡了。正因为看到流派所产生的种种流弊，晚清的郑文焯曾提出：“凡为文章，无论词赋诗文，不可立宗派。”（注：《寄张孟劬论词书》《大鹤山人词话》附录《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词话丛编》）的主张，实是说不应因求固守流派立场而丧失创作个性。
　　清代词学流派特点不仅表现在独立旗帜，各筑营垒，同时还表现在各派的互相交融、渗透、借鉴。唯其如此，清代词学流派才够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此伏彼起。如浙派提出了慢词学南宋的主张，在词坛上独树一帜，但仍承继了云间派“小令师北宋以前”的观点。厉鹗以继承朱彝尊的词学主张为己任，其《论词绝句》其十说：“心折小长芦钓师”。然而厉鹗尚南宋却不拘于南宋，尊姜张而不限于姜张，进而将北宋的周邦彦推为师法的榜样，使浙西派的学习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艺术境界进一步开阔。
　　再如晚清王鹏运、况周颐等人的桂派以继承常州派主张为主，但也吸收浙派的某些长处。蔡嵩云说：
　　（桂派）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此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注：《柯亭词论》《词语丛编》）凌次仲即凌廷堪，戈顺卿即戈载，都是晚清浙派的著名人物，以讲求格律著称。桂派以常州的意内言外的理论主张为本，却没有局限于一家而排斥浙派，而是积极汲取浙派词学理论中有益的因素，丰富本派的理论。晚清四大家虽主南宋，却也不废北宋，谭献曾赞许道“幼违洁精、夔笙隐秀，将治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贤畏后生也。”（注：《复堂词话》《词话丛编》）因而晚清四大家后出转精，颇有集大成的意味。
　　清代词学流派不仅促进了词学批评的繁荣和词学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开阔了词学家的视野，促进了词学观念的改善。如清代以前的词论家很少有以流派论词者，清代词家处于流派的氛围之中，自然习惯于以流派的眼光审视、分析、研究词名和现实词坛现象。如对于婉约、豪放二派的认识即是一例。明代张綖分“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清初王士祯在引用此语时改“体”为“派”：“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注：张语见《增正诗余图谱》明刊本及万历二十九年游元泾校刊本。王语见《花草蒙拾》并参阅王水照《唐宋文学论集》第297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从此词体二派之说流行。王士祯虽仅改一字，而其中的意义自可玩味。
　　清代词论家辨析词派蔚成风气，不仅有婉约、豪放二派说，亦有顾咸三的“雄放豪宕”、“妩媚风流”、“冲澹雅洁”三派说，（注：高佑釲余《湖海楼词序》引《清名家词》）和蔡小石的“姜张之格”、“苏辛之气”、“周柳之情”的三派说。（注：《拜月词序》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亦有郭麐、周济等人的四派说。（注：见《灵芬馆词话》、《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甚至还有陈廷焯的十四派之说。（注：参见《白雨斋词话》卷八）析体论派的盛行，表明清人对词体特征和词史发展认识的深入，同时也折射出清代词学流派理论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