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高唱低吟的思想者

　　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伟大的文学家往往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用形象来说话，而后者则提供直接的思想。从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俄国托尔斯泰的沉重思考，以及中国杰出的诗人杜甫对唐代社会走势的预测、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对封建末世衰亡过程的揭示，无不如此。而在中国优秀的词人中能够具有思想深度的，当首推辛弃疾。巩本栋先生的《辛弃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即为我们勾勒出作为思想家的辛弃疾形象。
　　我们已经了解了宋代许多思想家，如二程、朱熹等，但像辛弃疾这样既服膺儒家思想，又辅之以兵家思想，并能在内涵、方法等方面合而为一的，则非常罕见。《辛弃疾评传》指出了辛弃疾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特殊之处，这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贡献。
　　不过，辛弃疾在后人的视野中毕竟是一个文学家。因而在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词的创作）中，是否能体现出思想的锋芒呢？《评传》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辛弃疾在其生命的旅程中，虽然接受了不同的思想，但擂家思想一直是其主流。在中国历史上，生活在洪荒时代的先民们，已经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优患意识。所以孟子高度赞扬“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的品格。儒家学派当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之际，也是不遑安居，以拯时济世为己任。在楚国国势尚强之时，屈原以《离骚》写其优国家倾覆之情；当大唐花团锦簇之际，杜甫已经“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了。他们所继承的正是儒家的传统，而且以其诗人的敏锐，表现出了对历史走向的把握。辛弃疾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深重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与杜甫等人相比，则不仅是来自儒家传统和诗人的敏感，同时也来自其作为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爱国士人的远见卓识。《评传》通过具体的分析，使我们得以深人辛氏词心，触摸到了其思想的脉动。
　　例如，辛弃疾虽然始终不忘恢复大业，但他的词中所体现的，更多的却是一个孤独者的形象。像“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元宵》），“独立茫茫醉不归”（《一剪梅游蒋山呈叶垂相》），“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满江红》）等。《评传》作者告诉我们，这正是对南宋主和之风的深深忧虑。又如《念奴娇登建康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一词，写词人登上观览胜地赏心亭，不见赏心之意，反惹出“闲愁千解”。昔日被诸葛亮誉为“钟山龙盘，石城虎踞”的城市，只是在诉说着兴亡；东晋时大破前秦符坚数十万军队的宰相谢安，晚年亦不免遭受谗言。“辛弃疾登临怀古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历史发展的兴衰之象和历史人物的风流难再，其所寓之意更在于深刻的伤今，在于对南宋君臣上下不能乘时发愤、致力恢复的忧愤和悲慨。词的末两句似在写景，实则完全是南宋时局发展的象征。这在
　　当时或许可以认为是辛弃疾的深优过计，但历史发展的结局，最终正不幸被辛弃疾所言中。作为一位自北南来的年轻士子，在其南渡之初，就能作出如此深远的预见，我们不能不归之于其内心深广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第四章），而这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既来自儒家思想而又不限于此。在这里，文学家的辛弃疾和思想家的辛弃疾已合而为一，难以分开。再如，书中对“斜阳”意象的阐述，作者认为，在全部六百多首辛词中，“斜阳”的意象反复出现，给人的印象也最为深刻，这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斜阳’的意象都有一种明显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南宋政局的日趋衰颓，收复中原的日渐无望和整个社会人心的萎靡不振”（第四章）。
　　在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战、和两种声音虽然不太平衡，但还都有；孝宗皇帝作为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新君，也曾有一些振作之象。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辛弃疾本人热情如火，造次于是，颠沛于是，他对国家走势的预感怎么会是这样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评传》对宋、金长期对峙局面形成及其原因的精辟分析。首先，作者并不同意高宗一味主和是生怕二帝南归的传统看法，而是把这一行为提到整个宋代统治阶级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去认识。“宋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不能不给宋朝历代皇帝的心理上抹上一层浓重的阴影，而诸如‘澶渊之盟’、‘海上之盟’式的以钱财换和平、换土地的屈辱协议，没有成为后之帝王认真汲取的惨痛教训，反倒成了宋朝历代帝王仿效并奉行的所谓家法，和借以处理对外关系的模式和榜样”（第一章）。这就跳出了某一帝王的特殊性层面，而引人一种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结构，无疑更为深刻。其次，作者揭示了弥漫于整个南宋社会的士风：萎靡不振，不思进取，好为清议，苟且偷安；并进而指出，这种情形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有其普遍性。士大夫阶层是社会的主流，如果不是这个阶层出现了如此的倾向性，很难理解南宋社会的一系列现象。辛弃疾是否对此有自觉的意识，还可以讨论，但他有着敏感的直觉，却可以肯定，因而以形象的方式做出了预见。尽管如此，他仍然兢兢业业地投人到兴复大业之中，这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品格，从而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联系到一起。《评传》将辛弃疾定位于植根时代而又超越时代，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讨论他的思想深度，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创获。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出发点，并将这种思想贯穿于创作之中，辛弃疾由此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特别是独特的词学思想。《评传》从辛弃疾创作的实际出发，总结其作品中蕴含的文学思想和观念。
　　研究一个作家的文学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从理论论述中寻找其思想脉络，二是从创作实践中考察其思想倾向。后者由于既要涉及基础性的爬梳，又要具有宏观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难度。辛弃疾虽然是宋代写词最多的作家，非常推重词体，但他却很少直接表达其对美学观、风格论、创作论等问题的看法。所有这些，是在他的具体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评传》抓住这一点，结合词史和词学思想史的发展，对辛弃疾创作中的文学思想进行评述，不仅为辛弃疾树立了一个“理论家”的形象，而且填补了宋代词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整个词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愈义。首先，辛弃疾推尊词体，把词基本等同于一般愈义上的抒情诗；其次，他对壮美和优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往往兼收并蓄，有机融合；第三，他主张在创作态度上认真谨严和表现手法上细腻绵密；第四，他主张转益多师，对前人的艺术成就进行多方面的、然而又是善于变化自得的学习；第五，他提倡以比兴寄托之法入词。此外，他对词的声调格律诸方面，也有严格的要求。完全可以这么说：在宋代，辛弃疾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词论著作，但他的词学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却是无可置疑的。他以自己优秀的词作以及其中所显示出来的理论，启发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词人。
　　在词史研究中，辛弃疾一直是一个热点，有关著作和论文不胜枚举。巩本栋先生的《辛弃疾评传》从大量的基础文献入手，既充分借鉴和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多方面挖掘新资料，转换新角度，从诗文到词，从思想到行事，对辛弃疾作了全面的研究，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使得这一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而对研究宋代的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都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和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