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

　　清代初年，陈维崧提出了“词史”说，这是在文学批评领域，第一次明确形成一个与“诗史”可以并存的概念。对于这一观念，并世学者已经有过一些探讨，提出了若干值得尊敬的观点。但是，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明显还有不足。尤其是，为什么“词史”的观念会在清代初年出现？这一观念出现的必然性在哪里？它从哪些地方获得了资源？创作和理论的互动如何表现？这一观念的理论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要加以讨论的。
　　一、陈维崧的“词史”说
　　康熙十年（1671）前后，陈维崧与其阳羡同里吴本嵩、吴逢原、潘眉诸人合纂《今词苑》，陈维崧为这一当代词选撰写了序言。这篇序言是清初最重要的词学理论建树之一，其基本思路是：
　　第一，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有着共同的规范，不必以文体区分优劣。庾信和徐陵皆由南入北，身怀家国之痛，其《哀江南赋》和《在北齐与杨仆射书》诸作，虽然用骈俪之体写成，然感时伤怀，堪称一时文士之心史，就此而言，其价值并不在《庄子》、《离骚》、《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之下。由此加以生发，苏轼、辛弃疾诸人所写诸长调词，继承杜甫歌行与汉乐府的反映现实政治社会的精神，也并不因为是长短句而损伤其价值，因而批判了传统的词为小道的思想。
　　第二，时代在发展，文体也要随之发展。前代文章、目录学家如刘勰、阮孝绪、郑樵等所讨论的文体，虽然代表了传统之大观，并不能涵盖一切，尤其未尽为文的功能。由此提出了思致深刻、气魄宏大、变化精神、会通才智的标准，作为文学创作的方向。按照这个方向前进，当然不存在文体的大与小，也不存在文体的前与后。这里，陈维崧不仅涉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命题，而且隐然指出，一种文体并不一定循由盛而衰的规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体现出特定的价值。
　　第三，即使作者能够突破文体大小、正变之说，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仍然需要提出来。明代以来，词学衰微，词家竞学《花间》一路，内容既一味香艳，风格也偏于柔弱，这种写作策略，与明末清初海立山飞、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局是不相符合的。不仅清算了明代词风，而且，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即尊体意识的进一步高扬，指出了向上一路。
　　文体重内在，文体应发展，而且要根据时代有所调适，这些，都是陈维崧对词体的体认与期待，而他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具有“词史”的观念。当然，陈维崧的原文是“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还没有直接用“词史”一词，但显然已经具有这种实际的观念，不必以文害意。
　　二、“词史”的内涵
　　考察陈维崧的“词史”观念，其明显的含义是，词也和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既然是特定社会中的特定人群写出来的，因而本身也具有史料的价值。这一点，当然也有其特定的语境。这个语境，从小的方面说，是作为《词选》的序，用以说明选词的动机。从大的方面来说，“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则涉及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观。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改朝换代之际，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亡国只是王朝之亡，亡天下则是文化之亡。既然自古无不亡之国，所以对于士人来说，其根本的社会历史责任，就是致力于文化传承，保持统绪不致失坠。这一点，在史学领域固然已成风气，在文学领域也同样明显。金亡后，元好问忧虑故国文献消亡，因而编成《中州集》一书，其内在深心，为天下后世所知晓。影响所及，代不乏人。以明清之际而言，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以保存明代诗篇；邹只谟、王士禛编纂《倚声初集》，以保存晚明以迄清初词作，都是极明显的“存史”之举。陈维崧与钱、邹、王诸人渊源很深，他被这种风气笼罩，而有《今词选》之纂，也是顺理成章。至于他明确提出选词即“存经存史”，则是他个人文学观的体现，较其前辈又更进一层了。
　　不过，保存文献是一个大概念，可以涵盖任何内容，而陈维崧所谓“词史”，显然并不限于这些。在他看来，“词史”还应有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也就是庾信出使北周后痛苦的心灵活动，徐陵滞留北齐后浓郁的家国之思，苏轼屡遭贬谪后积极向上的乐观心志，辛弃疾自北归南后系心失地的笔墨情怀。所有这些，在明清之际都有实际的回响。
　　改朝换代之际，各种矛盾空前突出，人们的思想也相应的更加活跃，因而所出现的文学现象也更加丰富。亡国遗民们有感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恢弘的时代画卷，既是社会史，也是心灵史。在遗民笔下，词有了非常浓厚的史的意味。或者记明社覆亡之事，如曹元方《金缕曲三月十九日》二首；或者反省明朝灭亡原因，如来镕《水龙吟追痛燕京失陷》（燕京报陷，天地为昏，淋漓涕泗，不知所云）；或者反映战乱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如陈洪绶《点绛唇》（身在刀兵）；或者表彰抗清志士，如高宇泰《沁园春用文丞相韵题钱忠介像》；或者叙写明遗民甘于穷困、坚持志节、待时而作的心志，如余怀《念奴娇和苏子瞻》。所有这些，都堪称一时“词史”。
　　明遗民的词创作，以前往往只是作为社会史的内容看待，忽略了其中蕴含的理论意义，倘若从清词复兴的角度看，它正是一个前奏，启发了人们进一步的探讨。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是晚明四公子之一，明亡之后，陈维崧长期寄居四公子中的另一位冒襄的水绘园中，而水绘园正是接纳和庇护遗民及其子弟的一个重要场所。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无疑使得他对不少明遗民的生活和词创作状况非常熟悉，因而在客观上具有了总结遗民词的创作，并予以提升的可能。“词史”之说，正是对遗民的词创作所作的一个合理的阐发。
　　侯雅文先生在探讨清代词史观念的演变时，认为陈维崧的词史观念中，“史”广义地指宇宙人生、历史文化的种种境况，并不拘限于某一特定时空下的政教事件，关于“某一特定时空下的政教事件”这一概念，要延后到晚清谢章铤才提出：“一方面指词人所面对的时局，二方面则指被写入词作的题材，三方面则指作者借作品而予寄的政教批判意识。”侯先生论述清代词史观念的演变颇为细致，但刻意将其分为若干阶段，并定义出其间不同的观念，往往显得牵强。即如陈维崧，他在《词选序》中已经明确推崇庾信出使北周和徐陵滞留北齐之作，显然指的就是“某一特定时空下的政教事件”，不能视而不见。
　　三、“词史”与尊体
　　“词史”说的提出，是自宋代以来尊体趋势的一个发展，而且，也和一般尊体的方式一样，是从诗学里去寻找资源。
　　“诗史”的概念来自唐代孟棨《本事诗》，其评论杜甫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发展到宋代，杜甫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诗史之说也更加深入人心。明清诗学对宋代诗学有着直接的传承，诗史概念也得到进一步讨论。不过，在文艺学的发展架构中，对这一概念也生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从反对的一方看，先是杨慎在其《升庵诗话》中说：“杜诗之含蓄蕴借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后来王夫之也说：“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不过，总的趋势，仍然以支持者为多，其中最有创造性的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
　　钱谦益在编纂《列朝诗集》时所体现的诗史意识，已如前述，其实，他的这种意识也体现在其整体著述中。在钱谦益看来，推寻源流，诗的最早功能就是史：“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既然诗本来就具有史的性质，沿流而下，继承传统，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他也接过杜甫“诗史”的话头，只是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强调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遗民诗观，而且将“诗史”观念作了进一步表述，即诗不仅可以反映史，不仅可以当作史，而且可以续史，弥补历史记录的缺陷。这显然对诗史的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特色，“就创作言，此一语言策略容许了抒情主体在诗篇中寄托一己之情思与乎经验，亦赋予了载体在历史记忆、政治及社会批评上重要的使命及功能。就诠释言，具有诗史性格的诗篇要求读者积极挖掘诗人于字里行间所寄寓之情志与‘大义’。”
　　钱谦益的看法在当时并不孤立，一些重量级的诗坛耆宿也和他具有同样的思路。如吴伟业《且朴斋诗稿序》就这样说：“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这篇写于1660年的序文从采诗和陈诗的制度入手，指出了诗史合一说的悠久传统及其意义，与前引钱谦益之说具有同样的策略，都是借古以明今。
　　词坛的尊体说，往往表现为向诗的靠拢，因此，“词史”观念的提出，也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发展。值得提出的是，以往词的尊体，向诗歌领域寻找资源，大致表现在创作实践的层面，进入理论探讨者尚少。陈维崧提出“为经为史”和“存经存史”，直入“诗史”说的核心，成为与诗坛共时性的回应，这在以往词坛上还少见。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明清之际，关于词的理论探讨，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层面。
　　四、“词史”所面对的词史
　　如果说，词史之说能够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提出，则它就不仅要回答现实的问题，也要回答历史的问题。应该承认，即使清初以来，词学渐有复兴之势，词为“小道”的观念仍然相当强大。因此，如果词确实可以具有史的功能，那么，自从晚唐五代以来，王朝代兴，社会剧变，屡见而非一见，词是否也曾尝试着以其特有的美学追求，对那些重要的历史有所反映呢？
　　尽管清代的一些批评家为了尊体，曾经对“诗余”一词作出新的理解，例如将“盈余”之意改为“赢余”（11），但考察宋代以来的词学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尊奉诗词有别的传统，往往用词来表达一些不那么郑重的内容。这一现象，随着词的文人化倾向不断加强，逐渐得到改观。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宋元之际对易代情事的描写。其实，若是从事实出发，可以看到，关于宋元易代的社会历史内容，仍然是反映在诗里的为多，似乎人们仍然严格恪守着诗词之别，在这一点上，宋元之际的词坛与明清之际的词坛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在那一片混沌的状态里，也闪出一道光芒，不仅照亮了当时的词坛，也使得明清之际进行词学建构时，明确了一个方向。这就是《乐府补题》的唱和。
　　南宋灭亡之后，遗民王沂孙、周密、唐珏等十四人于越中结吟社，以龙涎香、白莲、莼、蝉、蟹五事为题进行赋咏，集成《乐府补题》一书。数百年来，经过元明两代，词学文献散佚甚多，该书一直未见提及，而因缘凑巧，在康熙年间，重又出现于世间。关于《乐府补题》的重新问世，朱彝尊有专门的文字记述，略谓：“《乐府补题》一卷，常熟吴氏抄白本，休宁汪氏购之长兴藏书家。予爱而亟录之，携至京师。宜兴蒋京少好倚声为长短句，读之激赏不已，遂镂板以传。”（12）镂板的结果，导致了一时的轰动，当时词人竞相仿效，遂掀起一个“后补题”唱和的热潮。
　　由于长期湮没，人们对《乐府补题》所收诸作的内涵，也有一个体味和理解的过程。王沂孙、周密诸人的身份并不隐秘，通过知人论世，进而以意逆志，当然也不难作一些合理推测。对此，朱彝尊的理解是：“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
　　”（13）这个看法，已有论者指出是“简赅而笔触轻淡，措辞审慎之极”（14）。如果只是“身世之感”这样一个泛泛的说法，则北宋以“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15）的秦观艳词，就已经有了，并不具有词史上的独占性。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陈维崧的体认最为具体和深刻：“嗟乎，此皆赵宋遗民之作也！粤自云迷五国，桥识啼鹃，潮歇三江，营荒夹马。寿皇大去，已无南内之笙箫；贾相南归，不见西湖之灯火。三声石鼓，汪水云之关塞含愁；一卷金陀，王昭仪之琵琶写怨。皋亭雨黑，旗摇犀弩之城；葛岭烟青，箭满锦衣之巷。则有临平故老，天水王孙，无聊而别署漫郎，有谓而竟成逋客。飘零孰恤，自放于酒旗歌扇之间；惆怅畴依，相逢于僧寺倡楼之际。盘中烛灺，间有狂言；帐底香焦，时而谰语。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以成声。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16）这位以骈文著称的高手，以他的生动笔墨，为我们勾勒出《乐府补题》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内涵。就背景言，江山易主，繁华不再，琴师宫女，尽入北地。就内涵言，则就如安史乱后，“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17）；亦如宋室南渡，孟元老写有《东京梦华录》，感慨前尘如梦，都是“援微词而通志”。也就是指出，这些作品中，有着埋藏很深的遗民心志，而且，也和宫廷有关。这是最早对《乐府补题》所作的似暗实明的解读。后来，蒋敦复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18）姜夔诸人写梅，是否暗指南北议和之事，或许还有争论，但揭示《乐府补题》“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则得到后世一致的认可。夏承焘先生则更具体地将这一卷词与杨琏真伽发掘南宋诸陵之事相联系，认为“大抵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19）。夏先生过于指实，引起学术界的质疑（20），不过，那些所咏之物确实可以引发与宫廷相关的联想，也是事实，至少应该承认这一卷词确实和南宋覆亡有关。因此，夏先生的如下结论仍然是准确的：“王、唐诸子，丁桑海之会，国族沦胥之痛，为自来词家所未有。宋人咏物之词，至此编乃别有深衷新义。”（21）
　　有学者已经指出，作为一时共建大将旗鼓的朱彝尊和陈维崧，他们对《乐府补题》的复出怀着同样兴奋的心情，也都为重新刊刻的《乐府补题》写了序，但是，显然陈维崧的序写得更为充分，认识也似乎更为深刻（22），其中原因为何？学者们倾向，当时由于浙西词派的兴起，是顺应了特定的政治要求，与新朝统治能够协调的结果，因而才会淡化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23）。这样来解释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或许不无道理。但是，陈维崧也是在同样政治背景下生活的，他也同样开始承认新朝的统治，为什么他的理解就和朱彝尊有所不同呢？除了其他可能的原因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具有“词史”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得他对《乐府补题》作出了符合历史同时也有感于现实的解读，因而也就显得超出时人甚多。
　　五、词史之说与以文为词
　　词史的观念，当然首先是与“史词”明确联系的，已如上述。但是，内容的变化一定也会或多或少地引起形式的变化，换句话说，一种观念的提出，总是会体现出特定的形式需求。
　　词史的观念，发展了从苏轼开始，经过辛弃疾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创作追求，即扩大词的表现内容，拓展词的创作境界。这一点，从苏轼的以诗为词，延伸到辛弃疾的以文为词（或以赋为词），本身即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这一点，其实南宋人即有所体认，如陈模《论稼轩词》以辛氏《沁园春》（杯汝前来）为例，云：“此又如《宾戏》、《解嘲》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24）具体地说，就句法言，如《哨遍》（几者动之微）、《六州歌头》（吾语汝）、《卜算子》（此地菟裘也）、《一剪梅》（何幸如之），都非常散文化；就体制言，如《沁园春》（杯汝前来），是对话体；《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是盟誓体；《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是《天问》体；《水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是《招魂》体（25）。至于其《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树听啼鴂），则全用赋法，打破词的上下片限制，铺陈别事，宛然一篇《别赋》（26）。
　　在明清之际的词学建设中，稼轩风的鼓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7），而稼轩风在清初蔚为风气，正是陈维崧对历史敏锐体认和对现实及时把握的结果，因此，词史的观念浸染着从稼轩一路发展而来的形式因素，原是一个合理的进程。清初稼轩风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要求，最初不一定是陈维崧的倡导，但是，陈维崧及其同道显然对时代及文学的变化有着非常敏锐的触角，尤其是来到扬州之后，围绕着新一代的文坛盟主王士禛，一种新的创作倾向正在形成，因而也启发陈维崧及其同道进行进一步的开拓。
　　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曾这样叙述陈维崧的创作历程：“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先生（按指陈维崧）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然刻于《倚声》者，过辄弃去。间有人诵其逸句，至哕呕不欲听。因励志为《乌丝词》。然《乌丝词》刻，而先生志未已也。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28）蒋序的最后一句，正是对陈维崧由于生活的变化而导致创作观念变化，并进而在表现形式上的探索，所作出的准确体认。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他对自己和友人生命及生活状态的摹写，由此以小见大，反映出那个特定的时代。如《念奴娇送朱近修还海昌，并怀丁飞涛之白下，宋既庭返吴门，仍用顾庵韵》：“住为佳耳，问先生，何事急装趋肃。曾在竹西园子里，狼藉钗征钏逐。别酒红擎，离帆绿饱，人上兰舟宿。君行烟里，吴山螺髻新沐。可惜世事匆匆，陡然方寸，起岗峦陵麓。谁倩石尤吹鹢转，并转丁仪宋玉。无数狂奴，一群荡子，屯守娼家屋。此情莫遂，悄然熟视枫菊。”（29）由对朱一是生活、行踪的记述，写出依依惜别之情，连带点出丁飞涛、宋既庭之别，有宾有主，互相映衬，一人之命运，即群体之命运，文字简洁，而尺幅有万里之势。范汝受评此词为“一篇龙门列传”（30），颇具慧眼。司马迁是龙门人，范氏评陈氏此作，似《史记》中的列传，是看到了《史记》意蕴丰厚，叙事有致，笔法简捷，这种体认原是人们的共识，不过，以此作评，将词与史联系起来，虽然文类的跨越性太大，但考虑到其批评动机，则显然可以和那个特定的时代联系起来。
　　如前所述，陈维崧本人的创作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是时代的共同现象，事实上，他也非常关注时人在这方面的探索，因而在他的身边，也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网络，体现出一种共同的气势，等于在向词坛宣称，一种新的创作倾向出现的必然性。如他的友人曹尔堪在《念奴娇》广陵唱和中有一首词，题为《即席再赋，呈李研斋前辈、宋荔裳观察、王西樵考功》，云：“古文高手，有达州耆宿旧，欧曾堪续。箬笠布袍方竹杖，看尽浮云反复。再遇莱阳，词场雄踞，暂友山中鹿。旗亭载酒，楚辞痛饮还读。又有天壤王郎，冰姿玉映，不数何平叔。歌吹芜城期共醉，漫挂蒲帆一幅。岸帻横眸，昔年隋苑，今是渔家屋。宾朋杂坐，不妨人淡于菊。”陈维崧评云：“前半分疏精细，后复总结，隐寓感慨，此欧阳公摹拟太史公，跌宕处全是古文神髓。”（31）当时词坛，大家不约而同将词法与史法相结合，以对写史方法的比附作为创作价值的某种重要体认。这些，当然也就构成“词史”说的重要内涵。不过，关于这一类艺术形式，更多地还是体现在杜甫“诗史”一路的作品中，至于突出比兴寄托特点者，则就往往很难“以文为词”，至少不够充分。由此可见，一种艺术样式，往往有其针对性，甚至是独占性，不能大而化之，一概而论。
　　六、总结
　　总括以上讨论，对清代初年的“词史”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词作为一种对心灵活动的描写或揭示，不仅有抒情价值，也有史料价值，“词史”观念的提出，对这种现象作出了明确揭示。
　　2。“词史”的观念，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虽然是词的发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但也和以前许多的词学进展一样，是从诗学的发展借鉴来的资源，但是，更多地由创作领域进入了理论领域，却是明清之际所贡献的新内容。
　　3。“词史”的观念虽然是在清初出现的，但词的发展历史，也提供了认识这一观念的可能，尤其是宋末的《乐府补题》，更是时人的重要资源。
　　4。“词史”观念不仅体现了以史入词等内容上的探索，也包括创作手法等方面的思考，特别是从辛弃疾发展而来的“以文为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形成了在形式上的重要支撑。
　　注释：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6～757页）
　　侯雅文：《论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国立编译馆馆刊》（台北），第30卷（2001），第1、2期合刊。
　　关于这一点，侯文中还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如文中分析陈维崧与张惠言和周济词史观的区别时指出：“陈维崧将词与经、史等位齐观，而隐含着‘词史’的观念。他所谓‘经史’只是典籍的概称，并不特指何书，但大抵是非纯文学性的经籍与史籍。而张、周二人则专从‘诗’、‘骚’这二部经典来推衍‘词史’的观念，但‘诗’、‘骚’都不是史籍。‘诗’虽称‘经’，但性质上却是文学，‘骚’则完全是纯文学作品了。”陈与张、周二氏在论述上确实有这样的差别，但是，说《诗经》和《离骚》只是文学作品，这样的观念与古人并不一定完全相同，而讨论到《诗经》是不是史，若按“六经皆史”的观念看，当然也可以称得上“史”。
　　这里所说的尊体，主要指从苏轼扩大词境而来的传统，而不及李清照在声韵格律诸方面的要求，参见拙作《明清之际的词谱反思与词风演进》，《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孟棨：《本事诗》，孟棨等：《本事诗续本事诗本事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0页。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68页。
　　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80页。
　　钱谦益：《胡致果诗序》，《牧斋有学集》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00页。
　　LawrenceYim，QianQsTheoryofShishiduringtheMingQingTransition，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2005年7月，中文提要。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0卷，第1205页。
　　（11）如況周颐在其《蕙风词话》卷一中说：“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蔽矣。唐宋以还，大雅鸿达，笃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骈枝也。曲士以诗余名词，岂通论哉。”基于此，他为诗余作一新解：“诗余之余，作赢余之余解。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余于诗，故曰诗余。”（《词话丛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4054406页）
　　（12）朱彝尊：《乐府补题序》，《曝书亭集》卷36，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04页。
　　（13）朱彝尊：《乐府补题序》，《曝书亭集》卷36，第304页。
　　（14）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15）周济：《宋四家词选》，尹志腾：《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236页。
　　（16）陈维崧：《乐府补题序》，《陈迦陵文集》卷7，第304页。
　　（17）元稹：《行宫》，《元氏长庆集》卷15，北京：文学古籍刊印社，1956年，第234页。
　　（18）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词话丛编》，第3675页。
　　（19）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周草窗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附录2《乐府补题考》，第377页。
　　（20）关于这个问题，拙著《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已有所论及，参见第2部分，第3237页。
　　（21）夏承焘：《乐府补题考》，第376页。
　　（22）严迪昌先生已经指出这一点，见其《清词史》，第250页。
　　（23）严迪昌：《清词史》，第253页。
　　（24）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附录第599页。
　　（25）参见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55556页。
　　（26）许昂霄：《词综偶评》，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第1556页。
　　（27）参见严迪昌：《清词史》，第3章第3节《稼轩风的南北鼓扬者》。
　　（28）陈维崧：《湖海楼词》卷首，陈乃干：《清名家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册。
　　（29）程千帆：《全清词顺康卷》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00页。
　　（30）孙金砺：《广陵唱和词》，康熙留松阁刊本，陈维崧此词之范评。
　　（31）孙金砺：《广陵唱和词》，康熙留松阁刊本，曹尔堪此词之陈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