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关于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

　　开展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个紧迫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这里所谓“中国宗教思想史”，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宗教史，也不同于某一中国具体宗教如佛教、道教的思想史，是指历代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宗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延伸开来，还应包括历代不同社会阶层认识、对待、处理宗教现象、宗教事务的历史，无神论与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等等。宗教思想乃是整个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巨大的影响，往往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实践活动。例如历史上许多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往往是在一定的宗教观念指引下发动起来的；某一朝代统治者的宗教思想决定他们对待宗教的方针、策略，对于历史发展会造成重大影响，等等。一定历史时期的宗教思想又和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史学思想、民族思想等等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至于具体到宗教史研究，正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宗教思想指引、规范着人们的宗教活动，制约着宗教的发展。这样，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西方神学家孔汉思（HansKng）指出：
　　今天的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包括继承普兰克、爱因斯坦和海森堡传统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都在强调分析和综合互补，理性知识和直觉智能互补，科研和伦理互补，也就是科学和宗教互补。（秦嘉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第233页，三联书店，1997年）这是从维护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肯定宗教在当代的意义的。他说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就是宗教活动仍是当前人类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并没有因为知识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而削弱其意义和作用。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人类正普遍地被各种新的难题所困扰：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失衡，国家间、民族间以至宗教间相互对抗，社会伦理观和价值观普遍偏失与空洞化，财富积累和集中造成严重社会不公，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着焦灼不安和欲求不满，如此等等，都为宗教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需要与空间。这样，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情怀等等，又为现代人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与巨大作用的精神内容。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活动、宗教信仰呈现活跃形势的重要原因。面对这样的情况，研究历史上中国人的宗教思想，总结其发展规律，明确其经验教训，又是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
　　中国自先民时期即和人类其它文明一样形成宗教思维、宗教信仰，从事活跃的宗教活动。夏鼐指出：
　　在宗教信仰方面，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有灵魂不死的观念，当时埋葬死者还随葬着生活用具和饮料食物，以便他们死后仍可享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且（祖）的发现，表明当时有生殖崇拜的习俗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占卜术，我们在各地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到了殷商时代，占卜术更为盛行，政府中有专职的贞人，卜骨或卜甲上还刻有文字。周代占卜术衰落，但仍有少数占卜的甲骨出土。战国时代楚墓中的“镇墓兽”和漆器花纹上的怪兽，是楚人“信巫鬼”的表现。（《敦煌考古漫记》，第14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但是在人类宗教史上，中国宗教的形成、发展又走过特殊的道路，有其独特的形态，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例如就宗教的形成说，按照宗教学的一般定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即所谓“历史宗教”、“教团宗教”或“传播性宗教”形成较迟。外来佛教输入大约在两汉之际，原始教派道教形成是东汉末年。按这种看法，在这之前中华文明有明确历史记载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处在宗教“真空”状态。当然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宗教还有不同看法。比如对于殷商以来国家主持的祭祀活动，有的学者就认为是国家宗教的特有形态。但无论看法如何，上古时期中国宗教不同于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形态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思想史上一般把殷、周之际看作是“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士林二》）的转折时期，侯外庐等人所著《中国思想通史》说到周人“政治宗教化”：
　　由于周人的政治宗教化，在思想意识上便产生了‘礼’。‘礼’是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礼器之文为铭文，《书》谓之诰辞，《诗》谓之颂辞，其中所含的意识都表现出政治、道德、宗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78页）而钱穆则从另一个角度说：
　　孔子根据礼意，把古代贵族礼直推演到平民社会上来，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趋向人生伦理化的最后一步骤因此我们若说中国古代文化进展，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7374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无论如何做出分析和判断，中国古代宗教观念、宗教思想的内容和形态具有特殊性是可以肯定的。而在佛教输入、道教形成的时期，中国已经建立起完整、强大的专制政治体系，形成具有丰富、优秀的人文理念和理性精神的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此后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重要一点是在中国专制政治体制之下，宗教神权必须隶属于世俗政权，宗教活动必然受到世俗政权的支配或限制。又人类文化学总结出一个规律：政治的权威与宗教信仰的绝对性正成反比例。在中国强大的中央专制体制下，宗教信仰心相对地薄弱，而且在多种信仰间游移，不可能确立唯一神的绝对信仰。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多种宗教共存并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宗教势力相对薄弱，对于其发挥社会作用的影响不单纯是负面的。正因为宗教被严格管束在社会体制之内，反而使它们有可能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成为十分活跃的社会力量。这种种状况，造成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宗教观念、宗教思想的复杂性。
　　在整个人类宗教思想的发展中，中国的宗教思想又具有突出的优长和独特的价值。殷商是中国宗教的草创时期，也是宗教思想的形成时期。胡适曾指出：
　　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和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此外，他们似乎极端相信占卜：大事小事都用卜来决定。（《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殷商时期宗教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神权信仰奠定在祖先崇拜基础之上，而祖先崇拜的根基在对于先人即“人”的信仰，而不是对于超越的“神”的信仰。“周因于殷礼。”关于周代制度和思想的变革，王国维指出：
　　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此非无征之说也，以经证之。《礼经》言治之迹者，但言天子诸侯卿大夫事；而《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复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其言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理念，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且其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固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士大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卜由此者，谓之非彝。（《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这是说周初“制度典礼”转变的核心因素是宗教性的“天命”观念的衰落，相对应的则是人文观念的勃兴。在周初文献里，可以发现当时统治者经常表现对于“天”的权威和“天命”的绝对作用的怀疑，如《康诰》所谓“天畏棐忱”，“惟命不于常”；《君奭》所谓“天不可信”，等等，都鲜明地道出了对于上天的神圣性和绝对性的疑问。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人”的作用的肯定和重视。如《酒诰》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在春秋时代政治家的诸多言论里，如“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等等，说这些话的，大体是当时居于时代思想前列的政治家，他们在观念里都把“民”放在比“神”更重要的位置上（虽然具体论定“神”的意义和作用不一）。这样，周人所开启的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途径，也就奠定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和理性传统。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全部发展要从先秦寻求源头，那么探讨历史上宗教思想的发展、演变会发现，浓厚的人文色彩、清醒的理性精神一直也是中国宗教思想传统的主要特色之一。从这样的角度讲，中国在人类宗教思想史上更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做出了特殊贡献。
　　当然，中国宗教发展形态的特殊和复杂，也给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数不尽的难题。首先作为前提的，什么是“宗教思想”，宗教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内容如何，就是亟待明确的问题。又比如前面提到的如何定义宗教，如何定义中国宗教：殷周时期的“敬天法祖”的国家祭祀活动是不是宗教，后来“儒教”是否算宗教，还有极其复杂的民间宗教思想，更是解析十分困难而内容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但是对于认真的研究者来说，有待研究课题的艰难正是其魅力之所在。问题越是复杂，问题的意义越是重大，就越是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国宗教思想史正是这样的课题。
　　中国宗教思想史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又是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由于我国宗教学术研究基础薄弱，对于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不能期望急速可以呈功。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资料搜集和分析方面，都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努力，我国的宗教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相信对于开展中国宗教思想史这样的综合课题的研究已经准备了一定条件。现在需要的是有人发愿从事这一工作，并能够持久地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