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海：论苏轼与民族器乐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今四川眉山县人（10371101年），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大文学家。他不仅精通诗文、绘画、书法，而且还精于音乐。从苏轼留下的二千四百多首诗歌和三百多首词以及大量的文、赋等作品中看，有关音乐活动的诗歌就有几十篇；而关于歌咏古琴的作品就有八十多篇，除此之外还有咏筝、琵琶、笛子等乐器的作品就有百余篇。如他在描写其父苏洵弹琴一诗中道：“徽音淡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笛”；在赞李委吹笛一文中云：“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在赞他家的乐工演奏琵琶的《濩索凉州》中道：“凛然有冰车铁马之声”；在赞扬士昌吹箫中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些生动形象的赞语和高度的鉴赏水平，足见苏轼的音乐素养、音乐视野之渊厚，之宽阔。
　　一、苏轼与古筝、琵琶
　　在苏轼诗词歌赋中对音乐典故的运用更是俯拾皆是，这也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大特色。如他写的《润州甘露寺弹筝》一诗就是这样。甘露寺在今江苏市北固山上，相传三国建造时，正逢甘露降落故而得名。苏轼被贬润州后，与好友孙洙、王存一同游览了这座古刹：
　　“孙洙巨源、王存正仲与东坡同游多景楼。京师官妓皆在，而胡琴者，姿伎尤妙。三公皆一时英彦，境之胜，客之秀，伎之妙，真为希遇。酒阑，巨源请于东坡曰：‘残霞晚照非奇词’，遂作《采桑子》，所谓‘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是也。”（注：见《苏轼诗集润州甘露寺弹筝》〔清〕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第二集592页）
　　在甘露寺北面的多景楼里苏轼兴致勃勃地为其弹筝，并邀请一位叫“胡琴”的京师官妓弹奏琵琶合奏《芳春调》，以抒情怀。为此苏轼在甘露寺写下了《润州甘露寺弹筝》一诗：
　　“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江妃出听雾雨愁，白浪翻空动浮玉。唤取吾家双凤槽，遗作三峡孤猿号。与君合奏《芳春调》，啄木飞来霜树杪。”
　　诗中描述了苏轼与官妓胡琴的古筝、琵琶合奏的乐曲《芳春调》，那悲伤的旋律、哀鸣音响、清脆音调，能使水中的女神舞动江水把浪花飘洒于空中，为其安慰自己的怨情；那悠扬的旋律使他那豁达性格更加豪放、浪漫。苏轼在诗歌里常出现用借景生情的方法来倾诉被贬以来的满腹怨恨。这是苏轼诗歌的一大特点。
　　从这里来看，苏轼不仅是古琴艺术演奏家，而且演奏古筝也并非一般。正因如此，苏轼在一些关于描写古筝的诗、词中写的是得心应手、不落俗套。《次韵景文山堂听筝三首》便是如此：
　　其一
　　忽忆韩公二妙姝，琵琶筝韵落空无。犹胜江左狂灵运，空斩东昏百草须。
　　其二
　　马上胡琴塞上姝，郑中丞后有人无。诗成桦烛飘金烬，八尺英公欲燎须。
　　其三
　　获花枫叶忆秦姝，切切么弦细欲无。莫把胡琴挑醉客，回看霜戟褚公须。（注：见《次韵景文山堂听筝三首》〔清〕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第二集1712页）
　　从这三首诗中可以得知，苏轼是在描写刘景文的家伎演奏筝与琵琶合奏的快悦场面，并通过筝与琵琶的合奏联想起五代时一幅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来，对其中韩熙载的两位小妾绛桃、柳枝作了较为细微的描写。但从诗中也可以看出苏轼对刘景文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是非常羡慕的。（注：见《苏轼诗集次韵景文山堂听筝三首》〔清〕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第二集1712页注释：侍儿小名录韩诗：“‘不见圆桃并巷柳，马头唯有月团团。’盖寄意二姝也。”）
　　再如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一天，他与友人划船游玩杭州西湖，忽然间一只小舟迎面而来，船上坐着一位佳人，来到苏轼的船旁停下，要求进见苏轼。可苏轼不认识这位漂亮的女子，却有点茫然，更不知有何事。这时这位女子对此便作了自我陈述：她从小就仰慕于苏轼的才名，而因当时年幼未出闺门，不得冒然相见。而现已出闺阁，为一民妇，可以不加避嫌了。今日闻先生来西湖游玩，故特来一见，了却心中多年的愿望。今来见先生没有什么可赠的，故弹一筝曲，作为相见之礼，但这也是长期以来埋藏在心底久未陈诉的心声。说完便抚筝弹了起来。苏轼与友人一面听筝曲，一面端详着小船上的少妇。这淡妆娴雅、风姿动人的少妇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可那娴熟的古筝曲却弹得美妙极了当他们正听到兴头上时，曲子还没有弹完，可那小船却翩然地离去了。苏轼用目光送走她们，可这时的苏轼心情却颇有感触，于是便手写了《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一词作为答谢：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渠，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注：参见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袁文《瓮牖闲评》）
　　琵琶是外来乐器，大约在公元4世纪由西域传入我国。无论是乐曲的创作还是演奏技巧，琵琶艺术在唐代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在宋代的发展更是异常的迅速，这一情况在宋词中可以得到证实。
　　苏轼喜爱琵琶艺术是在老师欧阳修的启发下而为之的。唐刘禹锡曾作有一琵琶诗《曹刚》，诗中描写琵琶演奏家曹刚高超的演奏技巧；而唐韩愈也有一首著名诗篇《听颖师弹琴》。欧阳修曾问苏轼，唐代刘禹锡与韩愈两位诗人谁的琴诗写得好？苏轼认为韩愈的诗为上品。欧阳修说：“此诗虽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为此苏轼这才知道老师平时喜爱琵琶。苏轼为了了解琵琶与古琴这两件乐器性能及艺术特征，以及唐代诗人们为什么大都热爱琵琶艺术，为此请来好友琵琶爱好者章质夫来演奏琵琶（章质夫不仅是当时的一官吏，而且还是一位演奏琵琶的高手），以作鉴赏。当苏轼听完章质夫琵琶演奏数天后，那琵琶的声音还在耳边缭绕，无以言表，可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因此苏轼特意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和韩愈的诗，并赠好友章质夫：“烦子问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从此苏轼才知道老师欧阳修平时所喜爱的乐器是琵琶而不是古琴，并彻底领悟到琵琶这一乐器的妙处，这才引出宋豪放派词与关西大汉琵琶的关系。
　　苏轼与章质夫是一对好朋友，志趣相同，所以章质夫常常让苏轼为他家里的乐工撰写琵琶歌词，如《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等。再因苏轼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故他也非常热心于这种艺术活动，所以说：“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注：见《与朱康叔》）
　　琵琶的音量、乐曲、演奏技巧和表现力等都十分丰富，受到当时唐宋士大夫文人的欢迎。为了彻底了解琵琶艺术，苏轼为此在家中特别蓄养了一名善弹琵琶的家伎，这一家伎不仅技艺精湛，而且还能演奏唐代的《濩索凉州》等大型的古典琵琶曲。关于琵琶艺术，苏轼曾写文记叙：
　　“今琵琶有独弹，不合胡部诸调，曰某宫多不晓。乐志又云：‘《凉州》者，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观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子尝闻琵琶中所《轹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宫调也。”“唐僧段和尚善弹琵琶，制道调。”“读唐史乐志云，高宗以为李氏老子之后，故命乐工制道调，皆在海外语过者。”（注：见《曲洧旧闻》）
　　在这里苏轼对一些传统琵琶乐曲的音调来源和同曲异名的乐曲，进行了解释和考究。苏轼家的这位乐工弹奏的琵琶曲都是唐代宫廷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当年演奏过的乐曲，并且还能弹奏一些唐代最为著名的琵琶演奏家段善本和尚所创作的道教音乐。后来苏轼的这个乐工因故离开了他，可苏轼还是时常怀念她。（注：见《与蔡景繁书》）
　　苏轼与宋叔达是知音好友，曾在宋叔达家欣赏过他家的家伎演奏琵琶的情况。当苏轼听完琵琶曲后，激动高兴地写诗赞扬乐工们高超的琵琶演奏技巧以及那些流传在唐代的古典。诗咏曰：
　　数弦已品龙香拨，半面犹遮凤尾槽。新曲从翻《玉连锁》，旧声终爱《郁轮袍》
　　梦回只记归舟字，赋罢双垂紫锦绦。何异乌孙送公主，碧天无际雁行高。（注：见《宋叔达家听琵琶》〔清〕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2第一集254页。熙宁四年十月后‘过宋道家’条云：‘宋家于洛中。此诗不作于洛，即作于京’。）
　　古筝和琵琶这两种乐器演奏出的声音效果极为别致而美妙，所以苏轼对其有一种说不出的钟爱。他认为琵琶、筝这些民间乐器将来也和古琴一样，不仅可以登大雅之堂，而且还可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古典乐器：“今世所谓郑卫，皆乃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独弹，往往有中华郑卫之声，然亦莫能辨也。”（注：见《苏轼文集琴非雅声》卷七一）
　　关于苏轼咏叹筝、琵琶的诗词还有《古缠头曲》、《诉衷情琵琶女》、《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虞美人》、《采桑子》等。这些作品大都是在托物言情的同时，又对筝、琵琶这两种乐器的演奏情况作了精心细致地多方面描写。
　　二、苏轼与笛子、笙、啸（口哨）
　　苏轼对民族吹管乐器也十分喜爱，如他对笛子就有着特殊的兴趣。一次他在苏州应邀出席邱太守的家宴。宴会上他结识了一位叫赵晦之笛子演奏家，宴席间他特意为苏轼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因此苏轼为酬谢他的演奏，创作了《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赋：
　　“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龙须半剪，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辜负，秋多少。
　　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倚窗学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霜天晓。”（注：见《苏东坡词》）
　　从这首《赋》中我们可以得知，其上片是极力铺陈笛材之美和演奏者笛声的动人，而下片则是转从人事落笔，以乐曲来托物喻人，整首词起落清绝，是苏轼清丽舒徐词风的代表作。词中使用典故委婉细腻，几乎成了借景咏物的典范。从这首词中来看，苏轼对历史上的三位笛子演奏家蔡邕、桓伊、绿珠一一作了评述，并以赵晦之的演奏与历史上的这三位笛子演奏大师相提并论，给予赵晦之的笛子演奏技术以极高的评价。这也足以说明苏轼在音乐上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从苏轼所创作的有关器乐的诗词来分析，绝不是单纯为了欣赏音乐，而是有一定的音乐思想及哲理内涵包括在里面。
　　元丰五年苏轼生日时，进士李委为苏轼贺寿而吹奏笛子，故苏轼写诗《李委吹笛》以示酬谢。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鹘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东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从这里来看，苏轼对李委高超的笛子演奏技巧是非常赞赏的，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而对李委所吹奏的笛子曲《鹤南飞》颇为感叹，并写诗曰：“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龟兹乐是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在唐代曾风靡一时，对中原音乐曾起到过非常大的影响。而苏轼通过乐曲旋律，能判断出李委吹奏的笛子曲中有龟兹乐的音调，这说明苏轼对西域少数民族音乐也是非常精通的，所以他挥笔写出了《李委吹笛》这首诗。这首笛子曲是苏轼一生十分喜爱的笛子音乐。后来苏轼被贬海南岛后，把《鹤南飞》这首笛子曲带到了那里，
　　人民每逢过年过节或苏轼诞辰、祭日都要吹这首乐曲来纪念他。（注：见《儋县志》）
　　笙是一件古老的乐器，它不仅是宫廷中的必备乐器，而且在民间也广为流传，《诗经》中关于对笙的描写是非常多的。这种乐器不但演奏出的声音美丽、动人，而且它的外形也很美观，似凤凰的两翼。在民间对笙这一乐器有着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说笙是由女娲娘娘始造。为此苏轼对这一历史传说作了细致的描写：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刘几仲饯饮东坡。中觞闻笙箫声，杳杳若在云霄间，抑扬往返，粗中音节。徐而察之，则出于双瓶，水火相得，自然吟啸。食顷乃已。坐客惊叹，得未曾有，请作《瓶笙》诗记之。
　　孤松吟风细泠泠，独茧长缫女娲笙。陋哉石鼎逢弥明，蚯蚓窍作苍蝇声。瓶中宫商自相赓，昭文无亏亦无成。东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劳吾耳鸣。”（注：见《苏轼诗集瓶笙诗》〔清〕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第七集2373页）
　　苏轼对阮籍用口哨佯狂，消极对待并蔑视司马氏集团制造的白色恐怖是极为赞赏的，故对阮籍平时所吹奏的口哨（啸）作了较为细致的描写：
　　“阮生古狂达，遁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高情遗万物，不兴世俗论。登临偶自写，激越荡乾坤。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谁能兴之较，乱世足自存。”（注：见《苏轼诗集阮籍啸台》〔清〕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第一集83页）
　　关于啸（口哨）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中。《召南江有汜》：“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又《王风中谷有蓷》：“有女仳离，条其啸矣。”诗中的女主人公或思念恋人，情意缠绵，或初离父母，愁苦无端，遂以“啸”抒发其抑郁的情怀。由此可见，啸在春秋时期已是广泛地流行了，刘向《烈女传》卷三《仁智传鲁漆室女》也曰：“漆室女者，鲁漆室邑之女也，过时未适人。当穆公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的记载。另晋崔豹《古今注音乐》也载：“（高陵牧子）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曰：“啸，吹声也。从口，肃声。”三国魏晋时代，啸这种古老吹奏艺术走出了带有神秘色彩的圈子，跳出了妇女和巫师所控制的范围，而被文人、雅士们所接受、所崇尚，并得以发展扩大。这一时期阮籍啸吹的最好。《啸声》中说：“阮氏逸韵者，正阮籍所作也，音韵放逸，故曰逸韵。”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首要人物，而晋代士林中的啸风正是由他开启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冲破了礼教的束缚，掀起了一股率意而行、酣放恣肆的任达之风，啸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时代风所气。“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注：见《世说新语简傲》）阮籍席地而坐吹啸，司马昭手掌利剑，这种轻视权贵的大无畏精神，是让历代文人所敬佩的。故苏轼根据自己处境，再看看当年阮籍的情况与自己有好些地方是极相似的。诗中写阮籍吹啸，实际是赞扬阮籍政治斗争精神，以及笑对人生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由于苏轼连续遭贬生不逢时，他在凭吊古人的同时也感叹自己的人生，便向阮籍学习，以“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注：见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九）的精神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高风绝尘”（注：见《书黄子思诗集后》）的轻视封建礼教、愤世嫉俗、绝妙优美的境界。正因苏轼有这种“高风绝尘”的思想和超脱、狂放不羁的生活，才冲击、破坏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使得整个宋廷的上层社会无法容忍苏轼这种多角度、多方位、高层次的有着进步文化思想的人才的存在，所以苏轼也就必然连连遭受打击，这也是苏轼长期被贬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苏轼还有描写其它乐器的诗，如《武昌山闻黄州鼓角》、《月夜与客吹洞箫饮酒杏下》、《浣溪沙方响》等。
　　三、苏轼与《前赤壁赋》中的洞箫客
　　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苏轼和几位朋友乘船来到当年相传曹操与周瑜大战于赤壁的地方。他们边饮酒边高歌，苏轼和着节奏扣打着船舷歌唱，其中一人吹着“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洞箫为其伴奏。从苏轼的《前赤壁赋》中可以得知。他们演唱、演奏的音乐，能使潜藏深壑水中的蛟龙都为之起舞，能使那漂泊船上思念丈夫的寡妇止住啜泣。几百年来人们对苏轼《前赤壁赋》中这段音乐的描写，赞不绝口，它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美感。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子怀，望美人兮天一万。’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注：见《苏轼选集前赤壁赋》）
　　我们从《前赤壁赋》中可以得知，其歌唱是苏轼所为，而《前赤壁赋》中的吹奏“洞箫”者，则有人考证认为是进士李委，这种说法的根据来自《苏轼诗集李委吹笛》（见前文所载）。
　　据清代大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引用前人吴匏庵的诗来证实，《前赤壁赋》中的“吹洞箫者”，是四川绵竹道士杨世昌，非李委所为。为此吴匏庵写诗曰：“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前赤壁赋》）成谁人泛，数行石刻旧曾藏。”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查阅史料文献对此作了核实，发现清代学者赵翼、吴匏庵说法是准确无疑的。
　　（一）在苏轼《李委吹笛》一诗中说：“笛声起于江上。‘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在《前赤壁赋》中的歌唱者是苏轼，而《赋》中说的是“吹箫者”，而没有说是“吹笛者”。再说象苏轼这样精通音乐的大文学家是不会把笛子与箫混淆的。
　　（二）苏轼曾在《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一诗中写诗赞扬过道士杨世昌是吹洞箫的高手曰：
　　“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注：见《苏试诗集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过三首其三》〔清〕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第四集1123页）
　　（三）苏轼游览过相传当年周瑜与曹操大战的古战场赤壁多次。而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是苏轼生日。苏轼与一些好友再次出现在赤壁，并“置酒赤壁矶下”，是不足为奇的。这时进士李委为苏轼贺寿而吹奏笛子，故苏轼写诗《李委吹笛》以示酬谢，这是合乎人之常情的。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极通乐律的苏轼在生日时是不会让人吹奏“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洞箫，而让李委吹奏“凛然有穿云裂石之声”的笛子则是合情合理的。这在《苏轼诗集李委吹笛》中已说的很清楚。
　　（四）苏轼写《前赤壁赋》的时间记载的是七月既望（即七月十六），而苏轼再次出现在赤壁则是在十月十九日。
　　从上述资料可以得知，道士杨世昌、进士李季他们都与苏轼有着很深的友谊。而对于善吹笛子的李委，苏轼曾写诗赞扬过是不会搞错的。由此可见《前赤壁赋》中的洞箫客应是杨世昌非李委也。
　　综上所述，苏轼对民族乐器是非常喜欢的。苏轼用音乐来陶冶情操，用音乐来铺垫他所崇尚的阳刚之美，用乐器来充实其作品的风格，使他的文学艺术与他的豪放派词风形成一体，如俞文豹在《吹剑录》中曾说过：“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注：见《历代诗余》）再如明代戏曲文学家王世贞在评论苏轼的诗歌创作艺术时说：“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注：见《艺苑卮言》）苏轼的音乐活动与音乐实践，在当时对后代都引起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苏轼的人生道路非常坎坷，而正是这种坎坷才造就了苏轼顽强的性格，使他的艺术作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也正由于他顽强的精神，才使他的创作更具有一定的自由性，使他的艺术作品与琴棋书画等融会贯通形成一体。他的词与音乐有机的结合，更展现了苏轼在艺坛上的独特的风格。当我们深入到苏轼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去探索他的人生与音乐世界的时候，使我深深体会到苏轼先生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一代宗师，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内行的音乐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