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琳：《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贬谪生活，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如果就数量而论，其在中国古典山水游记中仅为凤毛麟角，然而其内容的博大深邃、表现方式的精湛独到，恐怕却又为历代山水游记作家们望尘莫及。山水游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秀美宜人的山川风物，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纵情挥洒笔墨的广阔天地，无数作家勤耕不辍、流连忘返，使得山水游记大放异彩。然而一般来说，山水游记在不同作家笔下，因时空的变化，作家自身际遇的差异，其内蕴与外现的角度尽管不一，但侧重客观再现景物，继之而抒情却是显而易见的，它儿乎成为固定的模式而为历代山水游记作家们所效仿。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对此的借鉴自然不可否认，但标志一个作家的成功却不仅仅是对文学传统精华的继承，发展创新才是艺术生命力的精髓所在。这种发展创新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即表现为在精神与自然的完美融合中再现山川风物、真情、人格。仅此可以说是其之所以被誉为“游记之祖”的根本原因。
　　徜徉自然寄真情
　　十年永州被贬生涯，几乎占去了柳宗元四分之一的人生历程。岁月的漫长、地域的偏僻，使柳宗元饱尝了仕途的险恶、生活的艰辛。为躲避政敌的落井下石，作为可以聊慰身心的一方净土，佳山秀石、碧潭清溪到处都留下了柳宗元的足迹。身之于中，发乎情，诉诸笔端。被冷漠了千百年的永州山水由于柳宗元的到来也因此被引入了文学的殿堂。明人茅坤说：“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茅坤所说一语中的道出了柳宗元山水游记成就之高前元古人。那么追本求源，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柳宗元在情景交融上的不同凡响。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尤为注重“情”与“景”的关系，注重情景交融的不同方式。即注重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和谐统一，以及实现这种统一的有效方式。王夫之曾说：“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到作家的情感世界与作品所描绘的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永州地僻荒远，就整体而言，自然景观未必绮丽宜人，然而柳宗元却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存在于局部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美之所在。这种超常视角发现的关键就取决于“于情得景”，“于情得景”是《永州八记》产生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的根源所在。因此，仅就情与景的关系而论，柳宗元笔下的景已经不再仅仅是现实世界中自然景物的客观再现，而是充满作者主观感情色彩，饱含作者审美意识的一种高于自然的客体存在。从游记中我们可以深刻窥察到作者复杂的情感世界：身陷逆境无比愤懑不平的感情、悲哀抑郁的情怀、极度苦闷中寻求解脱的心境，这一切都物化到了他所纵情挥洒笔墨的山水上，在与自然景物的交汇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再现。
　　《鈷鉧潭西小丘记》中小丘的地理状貌、与之相关的景物及小丘的遭遇，它们之所以受到作者的偏爱而被纳入笔端，主要原因不在于它的宜人景致，而在于作者从这些自然景物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小丘虽好，却无人赏识，倍遭冷落，自己有经世之才，却屡遭迫害，无处施展。贺小丘得主，欢喜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而内心凄怆却更甚更浓。看似道游览的闲情逸志，而实际托物喻意，内心的愤懑不平之气充分得以渲泄。《小石城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同样写尽了作者的身世之感、悲哀抑郁的情怀。小石城的景色巧夺天工，却“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无人理睬。袁家渴同为幽丽奇处，然“永之人未尝游焉”。小石潭令人心旷神怡，但局部美终究瑜不掩瑕，当其被纳入整体环境之中时，它的苍茫、它的寂廖却不由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从这一系列的自然景物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身处某一景观时的自得其乐，之所以仅存于瞬间，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其视线所及的景致，已成为作者所处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的身世处境决定了作者对特定环境中景物的敏感，决定了作者很自然的把其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的观照物，而融进自己的身世之感，孤寂寡欢之情。与此同时，处于极度苦闷之中的柳宗元也一直寻求着忧愁的排遣和解脱。《始得西山宴游记》则非常真切地流露了此种情怀。作者写西山，所绘之景可谓奇景，“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所抒之情，可谓真情，“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景之所以奇，是由于它经过了作者主观情感的过滤，在主观情感制约下所捕捉的景。情之所以真，是由于它极其深刻地传达出了作者游览中寻求内心痛苦解脱的真情实感。就柳宗元当时的处境来讲，处于恶势力的包围之中，对于政敌的迫害，他是无力抵挡的，在精神枷锁越束越紧，痛苦愈加深重之时，唯一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徜徉山水以驱散心中的阴霾。联系此文开端所写的对永州诸景的游览：“上高山，入深林，穷迴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直至最后发现西山，实际上正是柳宗元借山水聊以自慰的复杂内心世界和试图摆脱苦闷、痛苦挣扎的情感发展历程的真切反映。
　　身居逆境人格不泯
　　永贞革新失败，雄心勃勃以报效国家为己任的柳宗元被抛进了痛苦的深渊。“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吊影，追咎既往，自以终身沉废，无迹自明。”贬谪生活使柳宗元历尽人生的种种磨难。但是作为一名正直的士大夫，险恶的现实并未动摇他的意志，“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永州十年，柳宗元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以笔为武器，维护做人的尊严不被侵犯，捍卫高洁的情操不被玷污。《永州八记》作为表达意志最直接的产物，有力昭示了柳宗元作为政治家的铮铮傲骨和作为文学家的独树一帜。正是这两者，政治家的骨气，文学家的才华决定了柳宗元在徜徉山水的同时，独具慧眼捕捉到了存在于自然的闪光点，并将之作为某种人格精神的象征物，表达了坚定的信念。
　　我们看《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笔下的西山。作者登临西山，并没有客观介绍西山自身，而是以独特的角度写了西山以外之所见，在周围景物的映衬比较中显示西山的高大，“凡数州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尺寸千里，攒蹙累积”、“山之特立，不与培搂为类。”柳宗元之所以重笔泼墨于此，并把西山之游看作是“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在西山风光的饱览中领悟到了它与作者所追求的精神世界的契合点，即山的高大人格精神的傲然独立。现实中的柳宗元尽管受尽迫害，但决不向恶势力屈服，耻于与小人为伍，这就如同高大的西山不能与培搂同类一样、柳宗元在自然与人格精神的契合点找到了寄托物，使自身刚直不阿的精神品质得以生动再现。游西山，使柳宗元重新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并被视作真正游览的开始。在以后的一发而不可收的山水游历中，柳宗元继续如饥似渴地寻觅着、发现着存在于自然中的真善美，以此实现自己所崇尚、所具有的完美人格的再现。《永州八记》中同样很好地体现了作者这种创作追求的，如《鈷鉧潭记》中鈷鉧潭的“颠委势峻、旁广而中深”，《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小石潭的“水尤清冽”、《小石城山记》中“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等等，它们之所以在别人眼中不以为然，而在作者那里首先被发现被承认，也与作者在此找到了人格精神的寄托物不无关系。作者笔下鈷鉧潭在迴迂曲折中颠委势峻的气魄和它的深广，小石潭的清澈纯洁以及小石城的嘉树美箭顽强的生命力，虽不象江河湖海、参天大树为人们所注目，但它们却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自身的美好。作为身处逆境之时坚贞不屈品格的写照，作者正是在对自然美的发现和创造中，以对自然美的超越，完成了对理想人格的比附。
　　然而从当时社会而论，处在恶势力的包围之中，要保留内心高洁的领地，保持自身美好的东西不被吞噬，并非轻而易举，它不仅需要旷达的心胸，更需要矢志不移的勇气。追求真理、顽强抗争，这一坚定信念作为柳宗元人格美的又一重要方面，也被写进了山水游记之中。“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始得西山宴游记》）、“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
　　鈷鉧潭西小丘记》）、“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石渠记》）、“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石涧记》）从作者对自然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自然美的追求，对自然美的创造，在一定意义上是现实社会中作者生活态度的曲笔再现。作者将坚持真理、向命运挑战的顽强意志以及对现实的无情批判物化在了对自然的改造、对自然的征服上，大大深化了山水游记的思想内涵，使其人格美更加光彩照人。
　　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来源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生存的首要和基本条件，人与自然相互依附。文学是人学，人与自然关系的密不可分，理所当然也决定了文学与自然，文学家与自然的息息相关。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独树一帜的作家，无论是借出水寄真情，还是以山水显人格，其中体现出的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以及与自然的认识、审美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作者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统一。
　　首先，柳宗元笔下的自然是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自然。仅此而论，柳宗元对自然的态度已彻底摆脱了以往作家对自然的绝对服从，客观再现，而是找到了自身在自然界中作为人的位置。这种位置确立了柳宗元处理自己同自然界关系的对象化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确立了其在外部物质世界客观存在这一绝对前提下，按照自己的主体地位，在对象化活动中决定以对客体的选择。因此，此时永州的自然山水在柳宗元眼中既不是作为纯客体来考察，也不是作为主体的产物来描绘，而是把人的参与融于其中，以人的参与为中介，使自然因人的参与而发生变化。自然在柳宗元笔下变成了可以理解的自然，包容了深刻内涵的自然。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只要与作者眼中的自然相碰撞，都会使作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最终完成人的精神世界的艺术再现。
　　其次，柳宗元笔下的自然是以认识为前提的被超越的自然。从实践的观点看，人受既定环境的制约，人又能够超越既定的环境。决定这种超越的关键即人的认识。《永州八记》记述八处自然景观，可谓蕴含深刻。其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十年永州贬谪生活，柳宗元之所以没有被动地接受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和世态炎凉，而是以旷达的心胸投身于自然，拿起笔迎接现实的挑战，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建立在自身对社会认识、观察、体验基础上的对永州自然的审视。这种以认识为前提，同时受艺术自主性制约的将自然作为社会观照物的审视角的转换，实际上即是对自然的一种积极超越。而正是这种超越，使得《永州八记》中每一处自然景观都在作者的积极认识活动中融进了对现实、人生更深刻的思考。与此同时，作为对现实的最具积极意义的参与，自然在作者笔下也拥有更加深广的社会内涵，它不仅将作者内心深处一切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得以生动再现，同时也使得作者在对自然的超越中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和重塑。
　　最后，柳宗元笔下的自然是体现了作者审美意识的自然。文学创作是生活经过作家心灵创造的产物，它反映作家对生活的认识，也反映作家对美的追求。因此从美学角度看柳宗元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在《永州八记》中，作者笔下的山水，已不是实证性的再现，而是体现了一种审美关系。进一步说，当作者对其进行艺术地把握和审美创造后，作为自然之物的永州山水已转化为自我之物，而发生具有审美特性的质的变化，山水的特性与作者的现实生活、独持的体验和感受紧密结合，使自然在作者充满个性化的创作中，在自身情感力量的凝聚中，升华为具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对象，而成为作者特殊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告白。自然作为人的本质美、个性美的最有力映现，它鲜明地昭示了作者的理想、愿望，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丑恶的憎恶及其人格光辉。《永州八记》注重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使其精神、人格在笔下的自然中得到一种特殊形式的肯定，从而具有了极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