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天纬：关于李白卒年问题的再讨论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发表了舒大刚先生所撰《再论李白生卒年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舒文”），提出“李白应生于神龙初年（约705），卒于大历初年（约766）”（“舒文”《摘要》）的新说。稍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分册又在2006年第1期全文复印了“舒文”。笔者认真读后，觉得“舒文”虽然在解读“唐代诸家碑传、序文，考察李白系年诗文”（“舒文”《摘要》）方面，提出了一些不无参考价值的看法；但作为文章核心内容的关于李白卒年的论证至少有两处值得商榷。兹据“舒文”结末表明的“其有错谬之处，尚请识者正之”的态度和意愿，特提出来与作者讨论。
　　其一，关于《记异》文字的解读。
　　“舒文”在《摘要》中说：“李士训《记异》中明白记载了李白‘大历初’仍在人世的资料，却始终未被研究者重视。”在文章的三个“关键词”中，亦标出“李士训《记异》”。可见对《记异》所载资料特别倚重，这条资料也是其提出新说的基本依据。“舒文”所引，是五代时周人（或谓宋人）郭忠恕撰《汗简》中征引李士训《记异》的一段话：“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伯桼拾贰言。初传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笔者校阅了清？郑珍《汗简笺正》卷7中的这段文字（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第240册第658页），除“仟”“桼”等个别字形作“阡”“漆”外，与“舒文”所引一致。其实，这段文字早在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6的“附录？外记”中就已经节录过了，王注节录文字如下：“李士训《记异》曰：大历初，霸上耕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受李阳冰，尽通其法，皆三十二章，今本亦如之。”并注明所出为《墨池编》。其实质性内容与“舒文”所引相同。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也在“附录”中转引了王注这段文字。因此，从资料意义上说，《记异》文字并非新发现，这里只存在对这段文字的解读问题。
　　“舒文”的解读结论是：“它表明李白至迟至大历初仍在人世。”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之所以出现错误，似因“舒文”疏忽了“初传于李太白”这句话中十分关键的“初”字的意义。这个“初”字，有如“当初”，是把时间倒回去说。清？刘淇释之曰：“初者，追原之辞也。”（《助字辨略》卷1，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6页）杨树达更详释之曰：“时间副词谓‘初时’也。欲说明后事，必追溯前事，追溯时则用初字。往往居一节之首，以一字为读。”（《词诠》卷5，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92页）《记异》文字的意思是：大历初年在霸上得到的绢素《古文孝经》一部，当初是为李白所得，李白授李阳冰，李阳冰又献给皇太子。这是在追溯往事，往事并非发生在“大历初”，而必定发生在“大历初”之前。所以，据此实不能得出李白大历初仍在人世的结论。
　　再则，《记异》中“白授当涂令李阳冰”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发生在李阳冰任当涂县令的时候。考李阳冰为李白集所作《草堂集序》曰：“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舒文”也征引了这段文字，但似未认真对待。挂冠，去官也。可知当时李阳冰即将离任当涂令。第二年，即宝应二年，李阳冰就不在当涂令任上了。朱关田撰《李阳冰事迹系年稿》在“唐代宗宝应二年癸卯（763）”也节引了上述文字，曰：“秩满，赴京沿江上溯，途经鄂州。”（《唐代书法家年谱》卷7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由此可以判定，《记异》所记李白将《古文孝经》“授当涂令李阳冰”这件事即使确有，也只能发生在宝应二年之前李阳冰尚在当涂任上时，而不可能发生在“大历初”（何况《记异》并非信史，所记内容未必可靠）。
　　要之，由《记异》中文字断不能得出李白“大历初”仍在世的结论。此前，研究者并非如“舒文”所说没有重视这条资料，而是这条资料对研究李白生平实无价值可言。
　　其二，关于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以下简称“刘记”）及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以下简称“范碑”）中相关文字的解读。
　　“刘记”有曰：“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范碑”有曰：“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呜呼命与！”两者关于代宗时李白拜官的记载，一曰“代宗登极”，一曰“代宗之初”，含义基本相同，我们即使不把李白拜官理解为代宗刚刚登极时的事，至少也是代宗登极不久即发生的事。拜官的制命传来时，李白已去世了。
　　关于代宗即位的记载，《旧唐书？代宗本纪》曰：“宝应元年四月丁卯，肃宗崩己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第268页）新书所记同。己巳为当月二十日，代宗是在宝应元年（762）四月二十日即皇帝位的。关于代宗初年“广拔淹瘁”“搜罗俊逸”的记载，有三处：1。两《唐书？代宗本纪》有宝应元年五月丁酉（十九日）大赦的记载（见《旧唐书》第269页；又见《新唐书》第167页）。代宗《即位赦文》有曰：“棣王炎、永王璘及应安禄山诖误反状人等，并宜昭雪其有明于政理，博综典坟，文可经邦，谋能制胜，及孝悌力田，诸州刺史并宜搜扬闻荐。”（《全唐文》卷49第538页）2。宝应二年，亦即广德元年（763），《旧唐书？代宗本纪》又有上尊号、改元及大赦的记载：“（宝应二年）秋七月壬寅朔。戊申（初七日），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皇帝，御含元殿受册。壬子（十一日），御宣政殿宣制，改元曰广德，大赦天下。”（第272页）新书所记同。代宗《册尊号赦文》有曰：“诸色人中，有孝弟力田，经术通博，文词雅丽，政理优长，本州各以名荐。”（《全唐文》卷49第539页）3。《新唐书？代宗本纪》：“（广德）二年（764）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谏官、刺史、县令者。”（第170页）“刘记”所说“广拔淹瘁”，“范碑”所说“搜罗俊逸”，必在上述三处记载的范围之中。最早的一次是宝应元年五月，据《草堂集序》，当时李白尚在世。而最晚的一次是广德二年，即代宗即位第三年正月的事，称之为“代宗之初”，差可；况且这一次是专门诏举“谏官”等人才，李白所授正好是左拾遗。因此，可以设想，李白于广德元年，亦即宝应二年冬去世，次年正月消息尚未传到长安，所以，朝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迳授其左拾遗。“舒文”也征引了“刘记”“范碑”的上述两段文字，但将李白卒年定为大历初年（约766）。大历元年，已经是代宗即位的第五年，且已三次改元（广德、永泰、大历），即使按“范碑”所说“代宗之初”来考虑，恐怕也推延得太晚了。“舒文”有“代宗初政尚授其（李白）官职”的说法，“初政”所指是怎样的年代范围？实宜再酌。
　　注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与西北大学阎琦先生共同参与安旗教授主持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编写组的工作，其间，阎琦先生提出李白卒年为广德元年（763）的看法，并撰写了《李白卒年刍议》一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在安旗教授主持下，编写组经过认真讨论，采纳了阎琦的观点，将李白去世定为广德元年（763）冬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于199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时，至少有三处反映了这一观点：安旗撰写并署名的《论李白（代前言）》中；编年诗中；由笔者执笔的《李白简谱》中。
　　【参考文献】
　　〔1〕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