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章映：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伟大的诗人屈原及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常新的话题，在2005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
　　一、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屈原及楚辞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问题，如蔡觉敏《浅论楚艺术对屈原创作的影响》、孙光《楚辞文学类型的原始宗教背景》、多洛肯《楚辞远游文化简论》、蒋瑞《论〈楚辞〉的靈巫兼说靈与玉的关系》等，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蔡觉敏认为屈原的作品和楚艺术品一样表现出具有装饰美、色彩美、曲线美及具象和抽象相结合的特点。孙光认为楚国巫风的原始宗教背景培养了楚人热情如火的民族性格和楚文化富于幻想的浪漫情趣。多洛肯提出中国文学史有一个以“远游”为线索的游仙作品系列。蒋瑞认为楚辞中的“靈”字当训为靈巫，靈巫就是神巫，神巫称靈巫既是楚的地方文化的突出表现，也与中原文化神靈互称的文化背景一致；“靈”字的构形与神和巫以及以玉事神的活动有关，先楚地的石家河玉文化与《楚辞》的靈巫可能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靈巫的出现虽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它受地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仍可能是主要的。
　　文化是与文明密切相关的，文明既包含改造自然的物质建设，也包括对自然本身的认识，周秉高《重视楚辞与自然科学关系之研究》提出应该重视楚辞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又在《楚辞建筑考》及《楚辞动物考》二文中按照宫室、城邑和园林三类对楚辞中的建筑进行了精细的疏证，并总结出楚辞有飞禽、走兽、鱼鳖、虫豸四类六十五种动物。张国荣《〈楚辞涉江〉中的“登昆仑”之谜》则提出《涉江》中所登之“昆仑”对应的现实山体应是今湖南桃江县的浮丘山。黄灵庚《屈赋楚简补证》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结合文化研究的详尽补证。马世年《厉神占梦与〈惜诵〉中两“曰”字的人称归属》参考《离骚》中的灵氛占卜与《诗经小雅》之《斯干》、《无羊》的占梦，结合上古“习卜”的礼俗，并由《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出土材料考察楚国的占卜方式，推知厉神占梦的过程分为首卜与习卜两次，故而其占辞也就分为两部分，两“曰”字便是占梦者两次占辞的分别引起之词。董运庭《〈离骚〉前四句与屈原家世再考释》（11）考释了“高阳”、“伯庸”、“摄提”、“庚寅”、“孟陬”等与中国古代文明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之所指，并对屈原家世及其生活时代作了新的描述。
　　楚辞是一部独特的书，楚辞体也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对这部独特的书和这种独特文体进行思考，是楚辞研究者们非常有兴趣的。周禾《屈原：〈楚辞〉一书的惟一主题兼论汉代的楚辞观》（12）认为，只要能抓住“屈原是《楚辞》一书的惟一主题”这一核心，《楚辞》一书编纂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楚辞》的编纂反映了汉人的楚辞观，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楚辞观，才将楚辞创作引向了衰微之路。董运庭《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13）认为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李炳海《楚辞的句型结构及其诗体生成功能》、（14）潘啸龙《〈楚辞〉的体例和〈招魂〉的对象》、（15）吴贤哲《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16）等，都与楚辞体研究相关。李炳海认为楚辞的多种句型结构体现了诗体生成功能的不尽相同，汉代三言和七言诗的出现，先秦楚辞有生成孕育之功。《离骚》、《九章》的基本句型难以生成新的诗体，《九歌》的上三下三句型存在生成七言诗的可能，《天问》、《招魂》则很容易转换成七言诗体，当楚辞散文化倾向明显时，通常难以生成新的诗体，而当它的诗歌特征很鲜明时，新的诗体则比较容易生成。新诗体的生成必须利用原有诗体的句式，有时要借助音乐的推动，新诗体在楚辞中的孕育生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屈原作品中还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宋玉的创作则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他使七言诗句大量出现，并为三言诗的复兴创造了条件。潘啸龙认为，确定楚辞的体例应考察《楚辞》各篇的实际情况，由于《楚辞》成书不同阶段所收屈原作品有“疑不能明”的误传因素，增辑者所附己作的主旨和体式亦有不同，故《楚辞》并无所谓“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以屈原为第一人称口气抒写”的统一体例。吴贤哲认为，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二、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
　　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有永远咀嚼的味道，楚辞正是需要我们不断品味的不朽经典。
　　在楚辞的所有作品中，屈原的作品一向是研究的中心，而在屈原的作品中，有更多的学者关注《离骚》、《九歌》、《天问》、《远游》等作品的研究。
　　殷光熹《离骚中的象征手法和象征系统》（17）对《离骚》的象征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周建忠《楚辞层次结构研究以离骚为例》（18）认为，众多楚辞读本往往回避章节之学、层次分析的原因是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史的复杂性、研究内容的特殊性。《离骚》分段争议颇多，大略分为二、三、四、五、八、十、十二、十三、十四段以及“二分法”或“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等。从结构层次的合理性而言，“两分法”最经得起推敲，古人“前半”“后半”之说，“人境”“神境”之论，颇切辞旨。而延续“两分法”的王邦采的“三分法”，在较多学者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构成了“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达到统一（19）。黄崇浩《离骚结构的深层解析》（20）认为，《离骚》主人公灵均经历了四重境界，全篇可以划分为四大段落，主人公的心灵历经四大阶段，最终将心灵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主人公在四重境界的活动，不仅符合形式逻辑的“因果律”，同时也符合辩证逻辑的“否定之否定定律”。但是，《离骚》主人公的情志变化的结局却是悖反的，这就使得《离骚》的结构成为一种“两难结构”，一种永远开放的结构。顾农的《离骚的总体结构》（21），也对《离骚》的总体结构进行了分析。
　　《九歌》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主题和内容展开。刘惠卿《九歌主题新解》（22）认为准确把握降神迎神活动中巫觋的职掌特征，是正确理解《九歌》主题的关键。先秦巫觋的活动掺杂着浓厚的性爱内容，沅湘一带的巫觋在祭祀活动中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美艳，由此形成以美人（或美男）为核心，以美花、香草、美酒、美歌、美舞、美乐为辅助的美的系统，以性娱神，使神满足、娱悦，从而达到祈雨、祈丰和祈福的目的，《九歌》就是由巫觋在这种祭祀活动中演唱的乐歌。黄露生《国殇与九歌》（23）认为《九歌》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现象是历来楚辞注家重视而不断进行探讨的问题，《九歌》原本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九章，《礼魂》是前九章的乱辞，《国殇》写于楚怀王十七年，是作者后来或后人编入《九歌》的，因而形成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格局，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九歌》是屈原创作的楚国郊祀祭歌。昌庆志《楚辞“山鬼”形象探源》（24）认为从地下发掘资料与楚辞时代广泛的文化背景着眼，“山鬼”形象既非源于地祗鬼怪，也非源于具体传说人物，而是泛化的楚人女性先祖，其原型应为“三苗”原始部落女性首领，在楚秦争战的屈原时代始得跻身于《九歌》鬼神之列。李大明《九歌语词训释商榷》（25）对《九歌》五个训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全芝《九歌〉“兮”字用法新探》（26）指出“兮”只是语气助词，在句中属上读并在句中起隔离前后词语的作用。
　　贾学鸿《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27）提出，竺字的含义与毒字相同，它们在先秦楚文学作品《老子》、《庄子》和《天问》中分别出现，并且具有一以贯之的意义，指的都是相通、通达。《天问》中的“帝何竺之”，反映的是古代天人相通、人神感应观念。“毒”、“竺”是先秦通用的楚语，保留了它的原始含义。
　　金荣权《〈楚辞远游〉作者考论》（28）认为《远游》可谓一篇反《离骚》的作品，其中所游路线与屈原其他作品中的神游路线大不相同，思想情感与精神境界与屈原大不相同，且大量袭用《离骚》的整体结构和现成语句，可见两篇作品绝非出自一人之手，其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术语、词汇，非屈原时代所有，而是秦汉时期的产物，所以，《远游》并不是屈原的作品，应为汉代人所作，当写作于西汉初年，不会早于汉高祖二年，也不会晚于汉景帝时代。张凯《楚辞〈远游〉“天地”考释》（29）认为，《远游》中“凌天地以径度”一句中的“天地”当为“天池”之误。
　　刘伟安《痛苦的自由抉择屈原〈楚辞卜居篇〉的存在主义解读》（30）试图按照存在主义的理论解读屈原殉道过程中灵魂的激烈较量。刘洪仁《赋体杂文的先导论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31），就《天问》、《卜居》、《渔父》三篇文章的形式进行探讨，肯定这是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性作品，是“不歌而诵”的赋的先导。
　　方铭《屈原：中国诗歌史上伟大的诗人》（32）是作者受邀参加岳阳国际龙舟节时的一篇关于屈原评价问题的学术报告，作者认为屈原的作品表现出的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方铭《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33）从滑稽家东方朔《七谏》对屈原作出的评价入手重新思考屈原的有关问题。彭红卫、周禾《二十世纪屈原人格研究述论》（34）以心理学意义上屈原人格研究成果为对象，对二十世纪大陆屈原人格研究进行梳理，进而作了扼要的审视与检讨，刘瑞虹《试论屈原人格的两重性》（35）认为，屈原虽然有一些和儒家思想相通的地方，如忠君爱国、推崇古圣先贤、强调修身养性，但在许多关键的地方却和儒家迥异，他张扬的个性，毫不妥协、怀疑一切的精神，以及楚辞异彩纷呈的表现风格都大悖于儒家温柔敦厚之旨。程世和《“屈原困境”与中国士人的精神难题》（36）认为，“屈原困境”就是与大一统君主政体两相依存而又两相冲突，在冲突中走向政治苦境、精神苦境的中国士人典型的生存境遇。江立中《论屈原创作的“异采”美》（37）认为屈原的美是“异采”美，我们读屈原作品，必须紧扣一个“异”字，才能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作品深层的意蕴美和形式上的创造美，屈骚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我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宋玉研究
　　楚辞的《招魂》、《大招》研究，与宋玉研究密切相关，而“二招”研究，讨论的焦点依然是作者和文字的考证。金荣权在《关于〈楚辞大招〉的几个问题》（38）中提出《大招》应该是汉代人伍被为劝诫淮南王刘安所做，并且其所招之魂是刘安的生魂，故冠以“大”字。金贝翎《〈招魂〉作者问题的考辩》（39）认为《招魂》的作者当为宋玉。张崇琛《〈招魂〉“些”字探源》（40）认为，《招魂》中的“些”字当源于先秦时赢秦故地一带的方言，而随着民族的播迁和秦楚间文化的交流逐渐传播至南楚，并在楚怀王客死于秦的背景下，按照楚地的招魂习俗被屈原纳入《招魂》之中。
　　关于宋玉研究，吴广平《宋玉著述真伪续辨》（41）、《论从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转型》（42）、《理想化与妖魔化论宋玉的女性形象描写艺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43）、《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44）等文，
　　涉及到宋玉作品的真伪等问题，认为《报友人书》、《对友人问》、《对或人问》三篇为伪作，《高唐对》、《郢中对》两篇为《高唐赋》和《对楚王问》的异文，《舞赋》疑为东汉傅毅《舞赋》的摘录，而《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所收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五篇，《文选补遗》所收的《微咏赋》，加上银雀山出土的《御赋》，共14篇作品，都是宋玉所作，《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所载署名宋玉所撰的《宋玉子》一书当是后人从民间收录的有关宋玉的逸事和言行的著作，其作者不可能是宋玉。并肯定了宋玉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艺术的原创性，是中国美女文学和丑妇文学的全方位开创者和代表作家。从形象学（imagologie）的角度来看，作为男性作家的宋玉在对“他者”（others）女性的描写方面存在理想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倾向。他塑造的高唐神女和东家之子是十全十美的丽人和美神，他描写的登徒子之妻则是集天下奇丑于一身的丑妇。中国后代作家描写美女与丑妇都深受宋玉的影响与沾溉。又认为从屈原到宋玉有四大转型，即：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而宋玉则是楚赋的代表作家；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重抒情，而宋玉所创作的楚赋重体物；屈原喜犯颜直谏，宋玉好微辞讽谏；屈原崇高伟大，宋玉自然亲切。另外，金荣权《论宋玉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原因》（45）对宋玉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原因进行了探讨。
　　刘刚《宋玉〈舞赋〉的语境及其语境下的意蕴》（46）认为宋玉在楚国巫音盛行、国势衰败的情况下赋写《舞赋》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继踵屈原对巫术乐舞的改革，向楚王推荐《激楚》等新乐，希望改变“巫音”、“巫舞”一统楚宫舞坛的局面；一是在赋中突现《激楚》等乐舞“激越”、“美和”的艺术境界，希望楚国君臣能在乐舞的启发下，振作精神，精诚团结，重兴国家。刘刚《宋玉大小言赋寓意探微》（47）则认为大小言赋是一个表意整体，其寓意是讽谏楚襄王若有重兴楚国的大志，当从“小”所借指的“道”的根本处做起，也就是劝谏楚襄王要明白先修身而后治天下的道理。刘刚《衡山考宋玉辞赋地名考之一》（48）认为宋玉《笛赋》中提到的“衡山”当为今安徽之衡山。赵沛霖《〈高唐赋〉〈神女赋〉的神女形象和主题思想》（49）认为《高唐赋》和《神女赋》所写的神女不是一个神女，而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神女，因此《高唐赋》主要展示了神女所化的云雨的形象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变化，表达了通过与神女相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的祈盼，而《神女赋》则可以从直接意义上理解为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从形象象征的意义上，可以把它的主题思想理解为对于美好理想的追求以及理想破灭以后的痛苦和悲伤，反映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的不幸遭遇。
　　四、楚辞接受、传播及楚辞文献研究
　　屈原及楚辞产生以后，就对后世发生了深入影响，陈桐生《汉代楚辞论争的学术根源》（50）对汉代楚辞论争的学术根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马宝记《屈原情结与两汉文学》（51）认为屈原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独具魅力的作品在汉代形成了所谓的“屈原情结”。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52）、《论〈楚辞〉在骆宾王诗歌建构中的作用》（53）二文认为，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张鹤《楚辞和贾岛的诗歌创作》（54）认为身处乱世的贾岛与屈原有着相似的经历，故而对其表示深深的怀念与同情，并产生感情共鸣，屈原的品格和创作对贾岛产生了重要影响，贾诗的创作心态、意象塑造、意境与楚辞有着渊源关系，也有一定的发展。杨罗生《论〈红楼梦〉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55）认为，《红楼梦》“师楚”之维护理想、选择死亡的悲剧精神，具有广泛性、深刻性与独特性，表现出感情深挚、追求创新、运用象征、打破传统、随意挥洒的特点。曹雪芹与屈原之间有着“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情共鸣，故能从根本上继承和发展屈原的优良传统。樊星《〈楚辞〉与当代文学》（56）就当代诗歌、小说、散文、文论中体现出《楚辞》的深刻影响进行了探讨。
　　王则远《王逸的楚辞文本阐释》（57）探讨了《楚辞》在汉代的学术地位、王逸章句的体例以及王逸的文本阐释理念。罗建新《〈楚辞集解〉训诂考据的成就》（58）充分肯定了明人汪瑗《楚辞集解》在屈辞训诂、考据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著成就。黄建荣《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59）认为王闿运在《楚辞释》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求新尚奇的特点，这种特点受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对当代楚辞著作的研究，则有黄震云《当代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读褚斌杰〈楚辞要论〉》（60）、李小成《以广阔的学术视野，破译〈离骚〉的文化信息评赵逵夫教授再版力作〈屈骚探幽〉》（61）、方铭《楚辞文本研究对楚辞研究的重要性以楚辞研究史为视点看周秉高先生〈楚辞解析〉》（62）、张鹤《楚辞研究与楚辞学研究同步进行评周建忠的〈楚辞考论〉》（63）、李德辉《一部全面系统、宏富精深的学术力作评吴广平先生著〈宋玉研究〉》（64）等。刘生良《论沈德鸿（茅盾）先生的楚辞研究》（65）就茅盾先生编注的楚辞选本对其楚辞研究给予论述。徐志啸《日本现代楚辞研究述评》（66）则依据日本的各种楚辞研究文献，概括了日本现代楚辞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特点。石川三佐男《日本学者所见之〈楚辞学文库〉》（67），对崔富章主编之楚辞学文库的优缺点有中肯的评价。
　　除了以上论文外，尚有部分楚辞著作，如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辩》（68），张叶芦《屈赋辨惑稿》（69），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70），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71），日本学者藤野岩友著、韩基国编译《巫系文学论》（72）等专门著作，都是作者多年的心血之作，有很多重要的观点，因为著作中的部分文章曾经刊布，书籍易见，故不在本文介绍。特别值得祝贺的是《林庚诗文集》（73）出版，使林先生有关楚辞著作得以集中在一集之中，方便查找。中国屈原学会编辑的《中国楚辞学》第六辑（74）、第七辑（75）所刊论文，是2002年宁波楚辞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其中部分论文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刊布，而《中国楚辞学》作为书籍行世，方便查阅，也不在这里涉及。
　　此外，王海兴《2005年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76）一文对于2005年7月18日至21日在包头召开的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进行了总结。与会的共有来自港、澳、台、中国大陆以及德国、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106位学者，提交论文67篇，分别从屈原人格、理想、心态，楚辞整体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传承和影响，《楚辞》中具体篇目，前人和今人楚辞研究著作的评论及其他各方面对楚辞进行多维研究，展示了楚辞学研究的新成果。
　　诗人屈原及其楚辞作品，经汉越宋至清，流布千年，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学术史上的显学。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推进和学术的发展，楚辞学有着广阔无穷的发展空间。
　　注释：
　　《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5年7月29日。
　　《职大学报》，2005年第3期。
　　《职大学报》，2005年第1期。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云梦学刊》，2005年第1期。
　　《云梦学刊》，2005年第3期。
　　（11）《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3）《云梦学刊》，2005年第3期。
　　（14）《江汉论坛》，2005年第8期。
　　（15）《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6）《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2期。
　　（17）《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8）《云梦学刊》，2005年第2期。
　　（19）《云梦学刊》，2005年第2期；《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0）《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
　　（21）《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2）《求索》，2005年第5期。
　　（23）《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5年第4期。
　　（24）《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25）《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6）《云梦学刊》，2005年第3期。
　　（27）《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
　　（28）《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29）《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0）《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1）《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
　　（32）《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3）《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4）《江淮论坛》，2005年第1期。
　　（35）《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36）《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7）《云梦学刊》，2005年第2期。
　　（38）《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39）《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40）《职大学报》，2005年第1期。
　　（41）《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2）《职大学报》，2005年第1期。
　　（43）《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44）《云梦学刊》，2005年第2期。
　　（45）《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
　　（46）《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7）《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8）《江汉论坛》，2005年第4期。
　　（49）《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50）《云梦学刊》，2005年第1期。
　　（51）《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2）《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53）《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4）《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3期。
　　（55）《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
　　（56）《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57）《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58）《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6期。
　　（59）《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60）《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61）《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62）《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63）《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64）《理论月刊》，2005年第6期。
　　（65）《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5年第4期。
　　（66）《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67）《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69）学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70）巴蜀书社，2005年2月版。
　　（7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2）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73）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4）学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75）学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76）《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