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先秦时代一直被称为《诗》。就其作品最初创作、传承的动因，以及文本结集的目的与功能而言，《诗》的文本性质毫无疑问是礼乐的，而非文学的。但是，以礼乐形态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诗》，在其产生之初，就已具备了成为文学百花园中绚丽之花的特质。 礼乐之文 我们说《诗》是礼乐的，而非文学的，这立足于对《诗》与周代礼乐制度之间密切关联的深刻体认，立足于对《诗》文本结集历史的深入研究。首先，《诗》中被视为“正经”的，以歌颂为主题的作品，都是为了配合典礼仪式用乐的需要而创制的。它们或用于敬天祭祖的礼仪，通过歌颂先公先王的功德来祈取福佑，如《周颂天作》、《大雅绵》等；或用于嗣王的登基奠礼，表达承继祖考之道、敬慎国事的决心，如《周颂》中的《访落》、《敬之》；或用于明君臣之义、洽兄弟之情的燕射仪式，通过渲染宾主和乐的气氛来亲和宗族、抚慰诸侯，如《周颂有客》、《大雅行苇》。 现存于《周颂》中的《武》、《赉》、《桓》等篇，曾是被视为三代之乐代表作的《大武乐》的配乐歌辞。《大武乐》作为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成果，以歌舞的形式重现了周文王、武王开国平天下的历史过程，告功于神明，垂鉴于子孙。无论是典礼仪式中的乐舞还是歌诗，带给观者与听众的，都不是艺术与文学的审美体验，而是典礼仪式所特有的庄严与肃穆。即使是合和宗族、亲洽兄弟的燕射歌乐，给人感受最为深刻的，仍然是温情脉脉、“和乐且湛”的歌乐背后丝毫不可僭越、违背的礼制规定。 德义之府 在申明《诗》中颂赞之歌的礼乐功能时，讽刺之诗的仪式属性也应得到充分肯定。“诗”这种在后世文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最早却是在指代规正人行为的讽谏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所谓“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使不失坠”，即是此义。周人立国之初，殷鉴不远。为了保持国运久长，在倡导“天命无亲，惟德是辅”的同时，很早就建立了禁防君王失德败政的讽谏制度。《国语》载此制度云：“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西周中后期经历了幽、厉之乱，讽刺之诗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补察时政的功能。“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需要，是数量众多的讽刺诗汇集于朝廷的根本原因，而通过瞽矇乐官的仪式讽谏进入收录仪式乐歌的诗文本，则是这些诗歌得以保存的基本途径。 在瞽矇以乐教的方式传承《诗》时，国子也通过乐语之教来研习《诗》。乐语之教最为显著的成果，就是推动了引诗赋诗之风的出现。发生在周穆王时期的祭公谋父引“周文公之《颂》”，说明至晚从西周中期开始，仪式乐歌已经在礼乐形态之外，也以言语的方式流传于公卿大夫之间了。到春秋时期，外交聘问场合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礼乐之文”，这就是由公卿大夫主导的，与瞽矇歌诗相区别的赋诗言志。赋诗言志之风的出现与盛行，使《诗》的文辞之义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从春秋中期晋文公之臣赵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的论说，可知原先从属于礼乐的《诗》，在这时已经作为德义之府，取得了与礼乐等同的地位。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论说，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随着周代礼乐制度彻底崩溃，礼乐形态的《诗》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土壤。孔子出于“从周”意愿的正乐删《诗》，未能留住“礼乐之文”的光辉，却在客观上强化了《诗》为德义之府的观念。汉人以三百篇为谏书，就是这一观念的外化表现。 心灵之歌 在赵衰的言说中，《诗》与《书》同为“义之府”，但古人又说“《书》以道事，《诗》以达意”，《诗》与《书》毕竟不同。“诗言志”说在西周后期就已产生。什么是“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诗言志”实际上已经触及“诗”作为心灵之歌的本质。之后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更促使儒家后学对古老的“诗言志”说做深入思考。《诗大序》最为经典的论述由此产生：“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脱离了仪式与音乐的存在状态后，当《诗》以纯粹的语言文字开始流传时，作为心灵之歌吟咏性情的特质于是被明白地揭示出来。从这样的视角观照《诗》中作品，无一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真挚而热烈的心灵之歌。人们耳熟能详的《小雅采薇》，以非常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出征将士的征役之苦、思家之痛，“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作为情景交融的典范，被代代传诵。《郑风狡童》中的“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短短数语，一个思恋者寝食难安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即使那些祭祀、颂功的赞歌，对先公先王的崇敬，也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如《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诗言志”虽已触及《诗》为心灵之歌的本质，但与“文学”在观念上的独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所强调的，仍然是《诗》建立在礼乐之文、德义之府观念之上的“正得失、自考证”的政治功能，对“志”的解读，也多朝向政教化。因此，闻一多有过这样的感叹：“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话虽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从屈原开始，《诗》就成为历代文学家祖述的典范，如“《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如“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即使是经学家们，也从未漠视《诗》抒情感怀的文学特质。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中就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礼乐之文、德义之府的历史定性，始终未能淹没《诗》作为心灵之歌的光辉。 心灵之歌“感天地、泣鬼神”的感染力拓展了“诗”名的影响力。在《诗》被立为官学，尊为经典之后，长期作为专名使用的“诗”，也被用来指代与《诗》之体式相类的其他作品。之后，“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分类论述，以及《文心雕龙明诗》的源流梳理、特征分析，从理论上奠定了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随着诗体的兴起，《诗》遂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最绚烂的鲜花，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不祧之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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