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恕诚：司空图诗文相通论及其对柳宗元一篇序文的补说

　　不同文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面很广。就作家而言，一人往往会兼有几种文体的创作，这些创作的异同优劣，可以作为考究辨析文体关系的一种依据。唐代作家柳宗元、司空图于此皆曾发表过意见。并且司空图在对柳宗元诗与文均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其关于文体关系的言论，则有所辨析补正。回顾这两位作家的有关论述，对我们认识两家的文学思想，深入研究诗与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试予介绍。不妥之处，希专家指正。
　　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云：
　　金之精粗，效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思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
　　愚常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深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岂相伤哉？因题柳集之末，庶裨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司空图以金属被铸成不同乐器的发声和力士持不同武器的格斗，比喻作者用不同文体写作，即“文人之为诗”和“诗人之为文”。认为：同一作家虽然所用文体不同，但都基于作者的素质而可见其精粗，可辨其格调，即具有某种统一性。他用“驱驾气势”等语评论韩愈诗歌，用“深搜”、“深远”评论柳宗元诗歌，跟韩文给人的“气盛言宜”、柳文给人的幽深旨远的印象是一致的。显然，在司空图看来，韩、柳之诗，与其文相通，有其统一性。同时，他又用杜甫祭房琯文、李白佛寺碑赞，以及张九龄之诗文皆具有沉郁的特征，进一步说明作家为诗为文，格调往往通之于其人。
　　司空图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以具体作家作品证实了诗文之间的联系和相通。但他为之题跋的《柳柳州集》中却有一篇《杨评事文集后序》，序云：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彖）》《系》，《春秋》之笔削。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兹二者，考其旨意，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术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馀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若杨君者，少以篇什声称于时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谒。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柳宗元这里所提出的“文有二道”与司空图所说的“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可以相兼的理论，有无抵牾呢？司空图既然为《柳柳州集》作题跋，不可能绕开文集中的这篇文章。并且，追究其题跋的动机，很可能即与这篇文章有关。他的题跋，既要在当时人们普遍推崇韩愈而对柳宗元的认识尚有不足的情况下，正确评价柳宗元，又不能不对柳宗元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有所补说分辨。究其实，柳宗元“文有二道”说，不过源于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由文笔的区别，推到二者难兼。但难得兼善，并不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兼，更不是说二者没有任何联系和相通之处。就连柳文本身也没有将问题绝对化“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所谓“偏胜独得”，只是恒见常有的现象，而并非尽皆如此；“兼者”只是“罕有”，而并非没有。否则，便不可能出现陈子昂了。对于诗文可以相通，司空图除了在理论上予以说明，并举出包括柳宗元自己在内的作家为证外，还进一步就柳文中所提到的张九龄作了申述：“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岂相伤哉！”虽只是点到为止，未曾展开。但张九龄在文坛的地位和成就，唐人是熟知的。作为开元时期的重臣和文坛盟主，他与张说都是继陈子昂之后，在诗文革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以《感遇十二首》为代表的五言诗，抒写被贬后的忧国伤时之情，深于比兴，妙于寄托，沉郁蕴藉，为文学史上的名篇。除诗外，他的文赋也有很高成就。著名的《荔枝赋》被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隐括成诗，可见他的赋确实通之于诗。又其《荆州谢上表》，抒写怀抱忠贞，无辜被贬的心情，与其《感遇》情感相通，也足以印证司空图所说的“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根据其针对张九龄予以申辩，可见司空图的议论与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是相关联的，虽未直接点出柳文，却对柳文有所补说和辨正，所阐述的理论很重要，但下笔微婉，表面上似乎只是单方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关于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司空图无疑是了解其背景和写法的。他的这篇题跋，用笔微婉迂曲，跟能够理解柳文的特殊背景，当有一定关系。柳宗元是为人作序，此种序文，一般总是要赞美对方的文才。且柳宗元为其文集作序的杨评事（名凌）是其父亲柳镇的朋友、妻子杨氏的叔父。此次写作，更是“奉公元兄命”，即奉其岳父杨凭之命，因而格外需要推崇对方。序文说唐朝只有陈子昂诗文兼善，张说“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极”；张九龄“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兼善是这样困难，但杨评事却是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可以陪“陈公（子昂）之后”，可见说文之难兼，原来是一种铺垫，用意在子突出杨评事能够兼美。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为人作碑铭、作序常用的以宾衬主之法。司空图读柳宗元文集为之题跋，知道柳宗元序文的背景和语境，当然不宜过分较真，只要能让人避免对柳文产生误解，即算达到目的，写法则不妨含蓄一些。
　　《杨评事文集后序》还有一层值得思考和玩味，即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不免以具有宏观的精鉴的眼光自矜，他看到前人有的诗文兼美，有的不能兼美，看到杨评事能“遍悟文体”等等，而柳宗元自己既写诗又作文，并且在文坛上早已有名，其成就又如何呢？此处当然不便说及或点破，但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却可供参悟，其中说他自己的创作：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在这里交代他是“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继承吸取的对象既有《书》、《春秋》、《易》之类，同时亦有《诗》、《骚》，可见他认为诗文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创作上是可以而且也必须多方面吸取。既然如此，则柳宗元之能够“遍悟文体”、诗文兼善，也就不待言。司空图没有援引柳宗元在不同场合的言论作对照分析，而只是对《杨评事文集后序》所论及的诗文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很明确，但由于表达上稍近含蓄，不免需要深入体会。除本文以上所述者外，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对于一般认为属于散文家的韩愈和柳宗元，司空图着重提出的是二家的诗歌，从其风貌特征通之于二家之文方面，给予准确描绘，高度评价，不仅推许其诗文兼善，且特地于文章结尾强调：“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意即不要以“偏胜”之说掩盖了柳宗元等人实际上的“（诗文）全工”。言外，当然也包括提醒人们对柳宗元在特定场合下所谓“偏胜独得”之说，不要产生误解。
　　注释：
　　引文据《四部丛刊》本《司空表圣文集》卷二节录。清编《全唐文》题作《题柳柳州文集后序》。
　　参见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五《解闷十二首》第九首后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1年版，第529、530页。
　　参见《柳河东集》第十二卷《先君石表阴先友记》，第十三卷《亡妻弘农杨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