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虹：清代常州书院与骈文流衍

　　常州旧称“中吴要辅”，是积淀深厚的吴文化的重镇。在清代骈文复振的态势中，常州骈文家高才萃止，成就骄人，意义非同一般。将清代常州骈文成就集中展示给世人，并从文献上强化常州在一代骈文史中地位的，当以晚清武进人屠寄居功称首。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纂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三十卷，汇录常州八郡文五百六十九首，作家四十三人〔1〕。此编总结常州骈文成就，保存乡邦文献，寄寓着编者对乡贤代表的地域骈文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反映的是常州能傲视其他区域的骈文积累。正如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一文所掂量指出的：常州在清朝，“至于词与骈体，更没有一个地区可以与它竞争”〔2〕。这绝非夸大其词。把“常州”与骈文纽结得更紧的，是清代骈文史上存在着“常州派”，这也是骈文史学界认可度最高的一个从地域得名的骈文派别。如初版于1934年的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将清代骈文分为五派：博丽派、自然派、常州派、六朝派、宋四六派〔3〕；后来谢鸿轩《骈文衡论》、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等史著又稍作斟酌损益〔4〕。这些体派划分之说，对于提示清代形成了诸多风格鲜明与影响力突出的名家与创作群落，是有理论作用的。尽管当时的创作群落可能并不刻意于开派立宗，但其风格的成熟与影响力的不凡，客观上造成树帜于文坛或自具流别的效应。
　　有趣的是，清代常州骈文创出了“文以地著”的卓越记录，有论者以桐城派的那种历时绵久与常州骈文称盛的壮观历程相比拟，晚清陈作霖跋《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即曰：“文以地著，必有负海内重望者开其风气，而家人父子之传习，良师益友之切劘，自历数百年而不替，古文之有桐城派是也；若常州，则以骈文著称，陈其年之绵丽，洪稚存之逋峬，孙渊如之宏肆，李申耆之博雅，非皆能自树一帜而为群彦之所趋附者哉！”〔5〕清代常州骈文之盛，应有其不一般的教育基础。地方书院作为养士机构，往往具有文教中心的地位。就文章学而言，在清代书院建置史上，书院促进古文流衍的显例，确以桐城派凭借书院造就传人为最，如姚鼐“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对张大桐城派的门庭人所公认，并取得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成果〔6〕。而地方书院关涉骈文建树的情形，则以常州龙城等书院育才风尚给予本地骈文的影响，尤能显示出较为突出的关联性。这方面的资料颇为零散，兹初步予以勾稽考论如次。
　　一、书院分布与文学功能
　　在清代，书院复兴基本上都笼罩在官学系统之下。常州也不例外，书院的来历大致有两类，一部分是前代兴建、顺治或康熙时重修，一部分是乾隆年间新建，经历顺康时期的修复与乾隆前期的兴建，书院的分布与覆盖已较匀称。兹列表如下：
　　表1常州府学和各县学及各书院的建修沿革
　　书院名称位置建修时间及其他
　　常州府学府治西宋太平兴国初建，徳祐时毁于兵，元至元间重建，清康熙年间修，入学额数二十五名。
　　武进县学县治东南元天历年间重建，清顺治康熙年间屡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阳湖县学与武进县同建修时间与武进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无锡县学县治南宋嘉祐间建，清康熙年间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金匮县学与无锡县同建修时间与无锡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江阴县学县治西南宋崇宁间建，清顺治年间屡修，入学额数二十五名。
　　宜兴县学县治西南宋景德中建，清顺治康熙年间屡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荆溪县学与宜兴县同建修时间与宜兴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靖江县学县治西南明成化中建，清康熙七年修，入学额数二十名。
　　道南书院府治朝京门内宋杨时尝讲道于此，绍兴初立祠祀，后毁于兵，明正德中即毘陵驿址建。
　　延陵书院府城双桂坊季子祠西清康熙十年建。
　　龙城书院在府治明隆庆开建，清乾隆十九年修。
　　东林书院无锡县治东宋杨时讲学处，久圮，明成化中建于泰伯渎上，清康熙年间重建。
　　二泉书院无锡县慧山寺明正德间建，清顺治年间修。
　　暨阳书院江阴县治清乾隆二十三年建。
　　东坡书院宜兴县蜀山明弘治间建，清康熙年间修。
　　蜀山书院荆溪县治清乾隆二十四年建。
　　正谊书院靖江县治清乾隆八年建。
　　马洲书院靖江县南门外明知县陈函辉建。
　　注：此表据穆彰阿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十七制，《四部丛刊续编》本。
　　以龙城书院为例，创建与移建者都是知府，即本府最高行政长官。史志载创建者“施观民，字于我，福清人，（明）隆庆中守常州，浚玉带河，曰后此当人文日盛，建龙城书院，选诸生之秀者课之，与其选者人以为荣”〔7〕，可知是以“人文日盛”为动机而兴建书院的。施观民以地方政要而“拔士之秀异者亲课之”〔8〕，教学业绩以科举应试表现为评价，史志载“万历癸酉（元年，即公元1573年），举于乡者三十余人，少宗伯孙继皋为弟子员，观民奇其文，谓必大魁天下，明年廷对第一，人服其鉴”〔9〕。科举以文取士，书院不脱科举目的，这种“官课”形态中也是滋长论才讲文功能的。
　　不可否认，明代尤其是明末书院类型并不单一，相反，那种挑战官学的结社讲学活动往往借书院而存在，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典型。东林书院这种具有传道与清议色彩的书院在清初仍具流风余韵〔10〕。迫于康乾之世朝廷对书院讲习之风的抑遏〔11〕，这类书院在官学体系中渐趋不振，也是势所难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夫书院讲学，其事本近于私人之结社，苟非有朝廷之护持，名公卿之提奖，又不能与应举科第相妥洽，则其事终不可以久持。”〔12〕要而言之，随着世运风会的推移，清代常州书院在区域学术文化中地位卓著的，要数龙城与暨阳两书院〔13〕。
　　书院“与应举科第相妥洽”，势在必然。面对既有东林传统、又有科举盛况的常州书院教育史，清代的钱人麟在《龙城书院志序》中对“习制举之学”的价值给予了一定的提升，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书院体制的认可：
　　志圣贤之学者，曰士；习制举之学者，亦曰士。两者趋向虽殊，而实可同归一致者也。宋大儒如明道、横渠、龟山、晦庵、象山、东莱、西山诸公，明大儒如敬轩、椒邱、克庵、东白、枫山、虚斋、整庵、阳明、庄渠、东廓、南皋、豫石、念台、石斋及东林四先生皆以科第起家；而如一峰、泾野、梓溪、念庵、阳和皆以文章魁天下；其他以名儒抡元魁跻显爵者，尤指不胜屈。是圣贤与科第正两不相妨，胡必相背而驰，务其一而遂弃其一哉！书院之设，其初皆以讲学，其后遂专以课文。吾郡之有书院也，先后为东坡、龟山而设，后并湮废，明隆庆间郡守龙冈施公始建龙城书院于晋陵治址，萃多士课文其中，凡为堂斋二百余间、膳田一千余亩，体最宏巨，产亦最饶。〔14〕
　　“讲学课文固未尝偏废”虽具理想性，但“课文”往往更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极具学养或思想的书院师资人物，他们在科举上也颇成功，并富于“课文”的经验。这种经验总比其他学术经验更容易贴近文学，从而推扬书院的文学功能。
　　例如，在乾隆三十一年来常州掌教龙城书院的常熟人邵齐焘〔15〕，“幼异敏，甫受书，能晓大义”〔16〕，以致“塾师惊辞不能”〔17〕。他的家庭在科举上也颇为骄人，“兄弟五人，先后三翰林，一中书，一附贡，而君尤以文誉著”〔18〕，他在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其闱墨不胫而走，士子们熟读成诵，“后有效者，辄得弋获”，被称为“邵体”〔19〕。他本人也把在龙城的教学生涯说成是“讲文”，乾隆三十三年（1768）夏，当送别弟子黄景仁时，作《送黄生汉镛往徽州》诗四首，序里说：“余讲文此邦，才逾二载。空空自笑，愧韩愈之抗颜；济济相随，得孔融之小友。”〔20〕这里虽谦言“愧韩愈之抗颜”，其实心中仍有韩愈抗颜为师的榜样存在。从邵齐焘《书院生徒送太守潘公之官浙东诗序》一文，可知他受常州知府潘恂礼聘而来，颇以扶励人才、匡正文体为目标，这是他来此“讲文”的实质。文中谈到地方行政首脑潘公关怀龙城书院物质方面的办学条件，“丰其廪给，增其员数，准廷式格式教诸生，日习楷法，而给以纸笔之费”等等，其常规教学目的是造就科举之士，但邵齐焘在此基础上仍思改进文风，“其持论常好称举往旧，与时俗习科举工揣摩者往往抵牾不合”，即去除八股时文陋习，推广骈文清雅之致，这份“迂”态恰是他自具个性化的文学理想的体现，短期内的这番作为也令他颇为开怀，因为“此邦之士不迂其言而慕向之，去烦而清，易浮以真，文体日新”〔21〕。由“讲文”而达到“文体日新”，这份功劳就具有光耀教育史和文学史之双美了。
　　邵齐焘掌教时间虽不长，对龙城书院办学育才水准却是一次重要的提升，关键在于他致力于实现从官学化的“课文”到个性化的“讲文”的转变。经历清代前中期的学风洗礼，这里又适时地对学术与文学加以开拓，其后引领朴学之风的人物，尤以卢文弨为著，在常州书院间影响深广，至使柳诒徵认为：“龙城之著，以卢文弨尝掌教，其门下多通材。”〔22〕
　　卢文弨以“抱经”为堂号，学者称抱经先生。他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五十四岁以前“掇巍科，入词苑，出典粵东试，视学湘楚，思以文章报国”，是朝廷中富有正义感的词臣。五十四岁时因条奏学政事，奉旨撤回，遭左迁之议，便辞官归乡，“遂不复出，林居余二十年，历主晋阳、钟山、龙城、娄东、暨阳等讲席，所至执经问业弟子之舍恒满”〔23〕。他是浙江杭州人，但与常州府关系密切，不仅主持龙城、暨阳这两所本地书院，在龙城书院时受聘主修常州府志，而且当他在钟山书院讲席时，就已培养了常州籍的学员，其中如孙星衍就特别知名；他最后也是病卒于龙城书院的，临终前一天，“犹强起，与及门丁履恒讲《仪礼》”〔24〕。
　　抱经先生的治学重在从书籍校雠入手，训诂精深，求真求实，用弟子李兆洛的话来说，所成“《群书拾补》若干卷，为后之读书者法”〔25〕。李兆洛、臧庸等弟子深受诱掖，李氏回忆“在龙城时，兆洛亦与校雠之役”〔26〕。卢文弨既擅长于“以经术导士”〔27〕，也熟于“课文”，袁枚《牍外余言》赞赏卢文弨的一句名言，即“卢抱经序钟山书院课士文云：‘时文者，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28〕玩味其意，是在书院科举化的格局下谋求古学与时文的相济，尽可能通往“绩学能文”。对于有人劝卢文弨搞教育要弃“举业”而返回理学色彩的“讲学”，他回答曰：“然愚意则以为讲学之名不可居，而要其实，则惟视吾力之所至而有以自尽。即今之课举业者，亦不可不谓之讲学也。以之博一己之富贵，则不可；以之求显扬、谋禄养、行义利物，舍举业何以哉！若置举业不讲，而号于人曰吾讲学，吾讲学，其不哗且笑者几何也。故与其骇之，莫若驯之。”〔29〕即一方面不欲以理学的“陈义甚高”自居，反映出朴学之士对理学的疏离，另一方面关注书院科举教育“行义利物”的功能，谋求举业与讲学的相通。他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失文学之心的，如李兆洛年方弱冠时，在卢先生门下受业内容有“讲习制举文”。卢先生的教学思想是随顺才性，“教弟子不强以所不习，而诱掖如不及”〔30〕。有记载他曾鼓励弟子学诗，吴骞《拜经楼诗话续编》谓：“武进诸生张汉宾，原名兰诏，家贫而攻诗，余姚卢弓文学主龙城书院时，汉宾尝以诗受赏识，著有《圯轩诗》及《江湖行地》等集。”〔31〕李兆洛《徐炉峰传》记其龙城书院同学徐绍基“志致踔厉，文如其人，腾踏自喜，山长抱经卢师深赏之”。〔32〕据李兆洛称，卢文弨有诗传世，“先生不欲以诗名世间，而先生立身得于《诗》教至粹，其出之也宅心乐易，安节庄诚，？理缜栗，朴斵完固，性真见焉，学问流焉，
　　夫非来学轨范哉”，且“所为文章举肖其为人”〔33〕，这种将人格、学问、文学融为一体的风范，其实也传达出一种浑朴的文学观，使门弟子深受熏陶。另有资料显示，卢先生任教江阴时，对于地方上的静志笃学之士，颇加慰勉，如对于赵曦明“注徐、庾诸人集”、“诗古文辞皆有法度”，甚至“骈体文清丽流转”〔34〕，都悉心予以鼓励。
　　概言之，书院在科举化的体制下，如何较为健康地诱发文学气氛？常州的龙城等书院还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山长型仪与人格魅力
　　借用王颂蔚的话说：“夫人才之盛衰，虽视朝廷之教化，而不若搢绅先生，其鼓舞尤切。”〔35〕如果说书院之施设体现了朝廷的文教导向，但掌教人的个人魅力仍然可以发挥独特而深切的作用，从而使一地的人文风尚得以推激变动。
　　例如，邵齐焘在龙城书院讲学时大感师生相得，他把这种感受描述为“济济相随，得孔融之小友”，以历史上年少即异常聪慧的孔融比拟弟子辈，以示教育英才之乐〔36〕。邵先生对于龙城书院的士子们深具影响力，究其原因，除了居于主讲、名重海内的客观地位，还与他淡泊物欲、爱赏文才的风操有关。他虽然早年科场得意，而且一门之内兄弟五人都科名荣耀〔37〕，但邵齐焘为人“性萧远，无尘俗累，目短视，每作书，望之若隐几卧者。冬月，脱履拥炉，坐客至，仓卒觅履不得，蹑他履以出，履各异，客匿笑，齐焘亦自笑已，且复然不以屑意。自颜其室曰‘道山禄隐居词馆’”〔38〕，颇具道家思想底蕴。到他主持龙城书院教席时，实有隐于书院的沉静与潇洒。他对弟子群的言传身教，其较为核心的理念不妨概括为：“文采既已成，穷通我无预。”这是他所写的《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中的诗句。
　　一方面，邵齐焘重视“文采”，把它看作是文学生命的最高完成，其中包孕着对文才美质及后天学养的护惜。以他所表彰的常州“二俊”之一的黄景仁来说，据左辅《黄县丞状》载：“常熟邵先生齐焘主书院，读其所著，叹为奇才，屡夸于众，众忌之，而无以毁也。”〔39〕于此可知邵先生眼光之独到。邵先生曾作《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诗，序言以骈体写成：
　　黄生汉镛，行年十九，籍甚黉宫。顾步轩昂，姿神秀迥，实廊庙之瑚琏，庭阶之芝兰者焉。家贫孤露，时复抱病，性本高迈，自伤卑贱，所作诗词，悲感凄怨。辄贻此诗，用广其意，兼勖进业，致其郑重云尔。
　　表现出对爱弟才性的珍视，在诗中替他疏理出更为合理的成才之路：
　　生身一为士，千载悲不遇。所藉观诗书，聊以永其趣。群经富奇辞，历史贯时务。九流及百家，一一精理寓。遍窥而尽知，十年等闲度。文采既已成，穷通我无预。大炉铸群材，往往有错迕。旷览古今事，万变皆备具。而我生其间，细比蝼蚁数。得失亦区区，何事成忿怒。家贫士之常，学贫古所虑。愿子养疴暇，时复御缃素。博闻既可尚，平心亦有助。努力年少时，白日不留驻。〔40〕
　　“文采”之成，除了基于“姿神秀迥”之才，也需要凝聚博学之功，群经诸史、九流百家都可资消除“学贫”之忧。
　　另一方面，邵齐焘淡泊于富贵功名，这在以科举为背景的教育场所尤具人格熏陶作用。科举教育的大背景难免催动士子驰骛功利之心，书院中的贫寒之士也易于为前途穷通而焦虑。邵先生出于对浮世虚名的深刻反省，并乐于与弟子们分享其脱俗之见，上引诗中的“得失亦区区”诸语就充满着自悟悟人的诚挚。针对黄景仁写过一篇今已逸失的《对镜行》，邵先生和诗有句曰：
　　劝君自宽莫伤怀，劝君自强莫催颓。功名富贵真外物，前言往行皆吾师。轻狂慎戒少年习，沉静更于养病宜。群居饱食可无事，检素对书聊自怡。优柔餍饫将有得，怨尤忧患夫何为？爱君本是金玉质，苦口愿陈药石词。年华一过岂再得，四十五十须臾期。此时对镜头如雪，少壮蹉跎悔已迟。〔41〕
　　诗后有跋语曰：
　　去年冬，观汉镛所作《对镜行》，爱其光怪有古意，又伤其贫病伶仃，词旨凄怨，因和其诗，晓之以富贵功名之不足重，而终以劝学。盖以汉镛之材之美而充之以学，其所造岂可量哉！然以其体弱多病，又不欲其汲汲发愤以罢敝其精神，而第劝以博观泛览，优游而自得焉，则于进学养身均有助矣。〔42〕
　　这里固然有针对黄景仁病体堪忧的具体情况，但仍可反映出邵齐焘本人“富贵功名不足重”的思致与风概。还值得一提的是，他自颜其室曰“道山禄隐居词馆”，“年三十六即退居林下”〔43〕。作为这种人生之志的延伸形态，他四十九岁“主龙城书院”，其实是把书院作为了“禄隐”场所。也可以说，由于他这种清雅的人格追求，赋于书院山长的教职以隐者的“林下”风。乾嘉以来随着书院的复盛，这些教育机构的官学色彩也趋于浓重，但可贵的是山长的人选中，颇有一些人是仕途告归后进入书院的，仕隐心态已发生转换〔44〕，邵齐焘是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后来的卢文弨也是辞官归乡后连连掌教书院的。这样的任教形态和心理定位〔45〕，也易于使掌教人自外于权势，以道自尊，卢先生晚年主讲浙江崇文书院，因为管辖办学的地方长官“晋接礼稍弛，先生乃拂衣去”〔46〕，仍葆有道统尊于政统之古意。
　　由于邵齐焘标举和实践“文采既已成，穷通我无预”的人才教育目标，影响所及，学子中的才俊之辈颇受激励。其时龙城书院中的“二俊”之目就由邵先生表彰而得，洪亮吉《伤知己赋》视邵先生为“情均谊共”的知己，对他作了以下的回忆：“五经无双，爰升讲堂；青门丈人，来于新昌（自注：岁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余偕黄君景仁受业焉，先生尝呼之为‘二俊’），垂二俊之誉，共江夏之黄。作论盈箧（自注：余时著论史数十篇，先生奇赏之），吟声满廊，快新篇之手录，播逸格于词场。惟崇名之起俄顷，譬初日之岀榑桑。”〔47〕“二俊”中的黄景仁素以诗名，也撰有《浮湘赋》、《渡淮赋》等文，《文献征存录》载：“编修邵齐焘主讲阳湖，景仁与亮吉皆受业门下，齐焘为文辞，有名理雅致，景仁覃思精力，文采遂胜。”〔48〕师生之间的推赏激勉，也说明获得了文学追求上的方向。
　　三、才俊交游与风格成就
　　书院要带动群体性的风格成就，往往离不开师生或学子间的同游共处。这种才俊交游的形态往往可能导致学术或文学门派的成立。
　　例如，享有“治为循吏，教为名师”〔49〕之誉的李兆洛，在江阴暨阳书院经营十八年，培育众多门弟子〔50〕，形成了一个论学谈艺的中心。除了多项学术建树外，值得在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是，他们的文章学见解及实践也形成一定的特色，属于阳湖派在江阴的后劲。
　　《礼记》曰：“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书院提供的修藏游息的氛围，往往也可以窥测传道授业的水准。李兆洛时期的暨阳书院激励和熏陶才俊的环境，其特色也许可以从以下的两个细节生动看出：其一，通过阐扬“辈学”精神，明确薪火相传的学脉。暨阳书院的学舍中原有“辈学斋”，是李兆洛之师卢文弨于乾隆二十一年主讲此地时所命名书额，四十年后的道光三年李兆洛来践斯席，虽然旧额已不可寻，但李兆洛重书其额，并撰楹联曰：“薪木百年余手泽，文章几辈接心传。”〔51〕可见有心拓深该院的学统。“輩学”之义，出自郑玄对《周礼》“会其什伍，而教之道义”之注：“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会之者，使之辈作辈学相劝。”贾公彦疏云：“必会和之者，欲使之宿卫时，语言相体、服容相识，是其辈作也。及其学问，又相亲及切磋琢磨，是其辈学。”〔52〕重在同一时空下的敬业乐群，李兆洛的楹联更突出了代代传承、人才辈出之意。就以文章写作上的取法而言，李兆洛也是善于体悟先师的佳处，融铸为更能应对时代课题的审美观，且为弟子辈所领悟。其弟子蒋彤质正于李兆洛老师的一段对话，可称是辈学‘接心传”的一例：“问：若卢抱经为《杨文定家传》，杨文定为《李文贞墓碣》，便道理著实，文辞亦温雅。文章毕竟要有学问。先生笑曰：然。”〔53〕杨文定公名名时，字宾实，就是暨阳书院所在地的江阴人〔54〕。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六收录《杨文定公家传》一文，文末赞评传主曰：“公，躬行实践人也，不以文辞名，然义理充溢其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不刻意求工于文辞之表，这份用心可谓前后映照成趣。当李兆洛接手暨阳书院讲席时，院舍旷废待修，前人手泽零落，但不负李先生修复培育之勤的是，他的弟子如蒋彤辈已然能识解前贤的典范意义了。对辈学斋，蒋彤又记作“辈学轩”，白天“弟子散处四屋，每日辰午申三时（李师）亲巡督察，夕食后则咸会辈学轩庭中”〔55〕，是集中问难答疑的场所。
　　其二，重视书院藏书及研究条件的改善，友人姚莹是这样描述李兆洛的：“阁下不惟无升斗之望于书院，且出其所有以养士，教导诸生以古为式，表章修述，矻矻穷年。”〔56〕弟子蒋彤《先师小德录》也记载他“除自奉外，一切未尝吝财，弟子辈能治一家之学，即其所学之载籍器具，无不备致。”〔57〕方志中亦有记载：“兆洛名满天下，多藏书，纵诸弟子观。”〔58〕书院的物质条件毕竟是有限的，李兆洛可贵在不吝私财，与弟子辈分享个人的藏书，甚至千方百计为弟子辈的学业而购求“载籍器具”，营造富于亲和力与学术水准的游息环境。清代李祖陶在《读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稿书后》中称赏“其主曁阳书院讲也，视门弟子如家人，所训廸表章者皆有体有用之学”〔59〕。可以想见，师长的这种无私大爱，其精神的感召与学业的助力是如何重要而切实了。
　　以文学而论，刘声木撰写《桐城文学渊源考》时注意到师从李兆洛一系的群体实力，虽然该不该列入桐城派的总谱中还可商榷，但这一系以暨阳书院为基地，确有风格上的建树。简言之，他们颇为敦崇博通经世实学，将学术与文学加以贯通，反映到文章旨趣上，一是在“道理著实”上寻求立言的存世价值，这样就容易兼取前辈校勘学大师卢文弨、乃至常州今文经学派诸儒等的为文旨趣；二是不求行文格套，有摆落唐宋八家而上溯汉晋的倾向，故在此与桐城派的风致形成分野。清代谭莹《论骈体文绝句十六首》中是这样论李兆洛的：“文章无古亦无今，学究天人运寸心。试自齐梁穷两汉，六经遗绪待追寻。”〔60〕可谓得其精神。据弟子蒋彤所记，李先生在书院中的教言明确提到：
　　初学古文者切弗安排腔套，有意吸张。唐宋八家之文已往往犯此病，仿此以为文，故能文之家汗牛充栋，而实无一语可存，又何取乎能文耶！〔61〕
　　又据弟子汤成烈记李先生“授以作文之法”曰：
　　必读诸子百家以辅翼之，管、商、申、韩、《吕览》、《淮南》、《新序》、《说苑》，各家不可不玩诵也；贾、晁、董、马、刘、扬、班、傅、蔡之文，不可不肄习也。〔62〕
　　这里所举到的从贾谊到蔡邕之文，尚处于骈散之界不如后世分明的时期，特别是扬雄、班固、傅毅、蔡邕等赋家文豪不乏丽辞壮采，这与厌弃骈俪的桐城家风也不一致。《清史稿》本传记载李兆洛的教育成就：“主讲江阴书院几二十年，以实学课士，其治经学、音韵、训诂，订舆图，考天官历术及习古文辞者辈出。如江阴承培元、宋景昌、缪尚诰、六承如等，皆其选也。”这里提到的承培元，亦深得乃师骈文之传，晚清屠寄主持编选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收入其《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后跋》一篇，该文以散为主，与李兆洛融通骈散的文风一致；另有弟子夏炜如“尤以遒文丽藻魁能冠伦”，“根柢既厚，华采益振”〔63〕，《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收其四篇。可见李兆洛与弟子间的文章传授自具特色。
　　总之，书院作为地方教育的窗口，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供弘道传艺的机缘。清代常州骈文在其兴盛过程中，书院起到的背景与舞台的作用还是不容忽略的。
　　基金项目：“211工程”三期“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复兴”项目
　　注释：
　　〔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十六年广东刻本。
　　〔2〕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
　　〔3〕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印本，第105114页。
　　〔4〕谢鸿轩又加上仪征派（参见谢鸿轩：《骈文衡论》，台北：广文书局，1976年，第812813页）。张仁青列为六朝派、三唐派、两宋派，常州派、仪征派（参见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第568页）。
　　〔5〕陈作霖：《冶麓山房丛书》，《明清未刊稿汇编初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25352536页。
　　〔6〕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曰：“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曾文正公诗文集》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关于桐城文派借书院传布壮大之详情，参见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后收入其专著《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7〕赵宏恩等纂修：《（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十四职官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顾枢等纂修：《顾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9〕鲁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五十七人物九，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10〕钱穆曰：“余又考无锡东林道南一脉，自鼎革以来，尚绵缀不骤绝。”（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页）
　　〔11〕康熙二十五年颁《整饬书院文》，其中有曰：“俟东林书院修葺告竣之日，务延真诚学道之儒，或任主持，或轮司掌。宁朴毋伪，宁质毋华，一应徇名躐誉之人，伐异党同之辈，不得逐取虚声，致滋滥举，以玷儒风。若其伪儒曲学，簧鼓侜张，假公济私，口尧心跖，专工指摘于语言文字之间倘有斯人来游讲斯席，轻则鸣鼓而摈斥，重则按律以究惩。”关于清初官方对东林讲席加强控制，参见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第3031页。
　　〔1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021页。
　　〔13〕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指出：“江苏布政使司所属各府之文化，以常州为称首。常州之书院，曰龙城，曰延陵。而龙城为最著。”又曰：“江阴者，提督学政驻节之地，故虽一僻县，而为文化枢轴。暨阳之资地，视省会书院。”（《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
　　〔14〕卢文弨：《常郡八邑艺文志》卷六下，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15〕案：黄景仁《自叙》曰：“岁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常熟邵先生齐焘主讲龙城书院，矜其苦吟无师，且未学，循循诱之。景仁亦感所知遇，遂守弗去。三年，公卒。”（《两当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邵齐焘在常州的后两年，洪亮吉亦受教于他，洪亮吉《伤知己赋》自注曰：“岁丁亥戊子（乾隆三十二、三十三年），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9页）
　　〔16〕《清史列传》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887页。
　　〔17〕郑虎文：《翰林院编修邵君齐焘墓志铭》，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71页。
　　〔18〕单学傅辑：《海虞诗话》卷四，铜华馆1915年铅印本，第29页。
　　〔19〕郑虎文：《翰林院编修邵君齐焘墓志铭》。
　　〔20〕邵齐焘：《玉芝堂文集、诗集》诗集卷下，《四库存目丛书》本。
　　〔21〕邵齐焘：《玉芝堂文集、诗集》文集卷六。
　　〔22〕《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
　　〔23〕吴骞：《抱经堂集序》，卢文弨：《抱经堂文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7页。
　　〔24〕臧庸《皇清故日讲官起居注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先生行状》曰：“壬辰，两江总督高公晋奏请主钟山书院讲席，先后八年，从游者若方维甸、孙行衍、董教增为最著。”（卢文弨：《抱经堂文集》附录二，第470页）
　　〔25〕李兆洛：《抱经堂诗钞序》，《养一斋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
　　〔26〕李兆洛：《抱经堂诗钞序》，《养一斋文集》卷二。
　　〔27〕臧庸：《皇清故日讲官起居注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先生行状》；又见阮元撰：《儒林传稿》卷四本传，《续修四库全书》本。
　　〔28〕《袁枚全集》第五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29〕卢文弨：《答朱秀才理斋书》，《抱经堂文集》，第270271页。
　　〔30〕李兆洛：《抱经堂诗钞序》，《养一斋文集》卷二。
　　〔31〕《拜经楼诗话续编》卷二，《古今诗话续编》本，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
　　〔32〕《养一斋文集》续集卷五。
　　〔33〕李兆洛：《抱经堂诗钞序》，《养一斋文集》卷二。
　　〔34〕卢文弨：《与赵敬夫书》，《抱经堂文集》，第258页。
　　〔35〕王颂蔚：《西圃文集序》，潘遵祁：《西圃文集》卷首，清光绪八年刻本。
　　〔36〕案：孔融年少颖异事迹见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载：“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凌濛初评曰：“机锋太迅，大自佳”又，刘孝标注引《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取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48页）
　　〔37〕郑虎文《翰林院编修邵君齐焘墓志铭》载邵齐焘“一兄三弟，齐烈，乙丑进士，选为庶常，卒于官；齐熊举人，内阁中书舍人；齐然、齐烈同榜进士，由庶常改官兵部武宣司员外郞；齐鳌，贡生，皆贤而有文”。
　　〔38〕钱林辑：《文献征存录》卷七，清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
　　〔30〕黄景仁：《两当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07页。
　　〔40〕邵齐焘：《玉芝堂文集、诗集》诗集卷下。
　　〔41〕邵齐焘：《玉芝堂文集、诗集》诗集卷下。
　　〔42〕《跋所和黄生汉镛对镜行后》，《玉芝堂文集、诗集》文集卷六。
　　〔43〕单学傅辑《海虞诗话》卷四曰：“《玉芝堂集》至今脍炙人口，诗亦淸夷雅妙，兹录其《宿迁道中望黄河用少陵渼陂行韵》云：‘及今不还当谓何，人生行路多风波。’君年三十六卽退居林下，此诗已见其端。”
　　〔44〕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九曰：“我朝崇尚儒术，书院遍天下，名儒辈出，退休林下及或未仕者，大半为书院掌教，以造育英才。”（《历代笔记史料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可参。
　　〔45〕案：卢文弨《书毘陵集后》一文评宋代张守撰《毘陵集》曰：“集中诗，风格苍老，源于少陵，使事亦复精切，其绝句有云：‘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遗经老玉川。’此则若为余赠者然。”（《抱经堂文集》，第175页）于此亦可知卢抱经先生本人隐于学的心态。
　　〔46〕吴骞：《抱经堂集序》，《抱经堂文集》附录一，第468页。
　　〔47〕《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9页。案：《洪亮吉集》中有《伯益考上、下》，自注云：“此系幼时所作，适从故簏中检出，因付刊于此。”文中辨析伯益为皋陶子，且云：“若必就诸家之说，而以年代世数断之，则颛顼之下，大业之上，当以《史记》为断，而《唐书？宗室表》《宰相表》，其说尽非。大业以下，皋陶以上，当以《唐书》为断，而《史记》及孔颖达诸说尽非如此，古人或可不受诬于后世乎？”其幼时史识于此可见一斑。
　　〔48〕钱林辑：《文献征存录》卷十。
　　〔49〕语出黄体芳《养一斋诗集序》（见李兆洛：《养一斋诗集》卷首，清光绪八年刊本）。另外，李兆洛在科举之途上亦享盛誉，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李申耆少时博学”条载：“阳湖李申耆先生兆洛，少即绝特向学。初应童子试，县令陈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诘之，先生应答如流。令曰：‘汝即归，吾不招覆汝矣，通场必无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试，即盖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厅事书联为赠曰：‘他日定成名进士，乃翁真有好儿郎。’邑中传为佳话。比应学政试，督学仁和胡文恪公既首擢，复将先生原场及覆试卷刻成，九学诸生，各给一本，曰：‘归家熟读之，毋薄李生新进，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见有如李生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0〕参见徐雁平制“李兆洛重要弟子表”，《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第135139页。
　　〔51〕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52〕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7页。
　　〔53〕蒋彤辑：《暨阳答问》卷四，《丛书集成续编》本，第630页。
　　〔54〕卢文弨《再答理斋书》曰：“江阴杨文定公，亦南中之学者也，其言行略见于仆所为传，今呈教。”（《抱经堂文集》，第273页）
　　〔55〕蒋彤：《先师小德录》，《武进李先生年谱》附录，第210页。
　　〔56〕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第171页。
　　〔57〕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附录，第203页。
　　〔58〕陈思、缪荃孙等纂修：《江阴县续志》卷十五人物？缪尚诰。武进陆耀遹《双白燕堂诗集》卷一有《怀人绝句二十六首》写李兆洛曰：“何日寻君问奇字，读君插架卷三千。”徐雁平据此诗写于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推测“李兆洛藏书之富，起始较早”（参见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第122页）。
　　〔59〕《迈堂文略》卷三，清同治刻本。
　　〔60〕《乐志堂诗集》卷十一，清咸丰九年吏隐园刻本。
　　〔61〕蒋彤辑：《暨阳答问》卷四，《丛书集成续编》本，第629页。
　　〔62〕汤成烈：《重刊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序》，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首，清光绪四年刻本。
　　〔63〕见缪荃孙为《軥录斋稿》撰序，夏炜如：《軥录斋稿》卷首，民国二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