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魏晋南北朝赋史》序

　　程章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完成于1989年夏，那时他将近26岁。在写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部著作又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中，出版几十万字专著的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在80年代中后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功。这一切，我觉得，预示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较早地在整体上走向成熟。
　　章灿同志是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程千帆教授和周勋初教授的研究生。1989年夏，我应程、周两位先生之邀，为章灿同志博士论文写评阅意见及任答辩委员。我在评阅意见中对论文的总评价是：“材料详备，学风笃实，能充分吸取传统治学的优点，又能兼采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长处，因此其整体论述，实而不固，华而不泛，史论结合，时出新意。”当时山东大学龚克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他们四位所写的同行专家评议，与我的看法一致。当然，评阅意见限于体例，不能写得很多，更不能充分展开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评论。这次我又承邀为本书写序，用几天的时间将原来的论文重读了一遍，感到一种前此未曾有过的特殊的享受，深深地觉得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确实还大有可为。
　　近些年来报刊上不断有文章提出，长时期来辞赋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赋体文学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而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在观念上对赋的评价过低，认为赋，特别是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两汉大赋，不过是润色鸿业的宫廷文学，是追求铺张扬厉、华艳靡丽的形式主义作品。这些文章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造成辞赋研究为人忽视的原因是否仅仅如此呢？这里我想提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研究同创作一样，繁荣的局面是要靠作品来支撑的。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作品产生，谈不上创作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论著问世，则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势必形成冷落的局面。在古典文学界，近十年来，象《文心雕龙》研究，唐宋诗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等，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成为热门，究其原因，也还在于在那些学科中不断地产生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的论著。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的程度。我对辞赋没有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工作的缘故，也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文章与专著。我觉得，辞赋研究冷落的局面是否还可从研究本身找一找原因呢？以我个人的浏览所及，除了少数几家论著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免有些陈陈相因，缺乏新鲜感，出色的论著不多，这样，比起别的领域来，就显得停滞和冷落。
　　从这样的一种学术背景来看章灿同志的这部《魏晋南北朝赋史》，就更易见出这部书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值得珍视的某些东西。章灿同志是一位年轻的研究者，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
　　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全书曾有一个概括的说明，说这部书“试图通过对魏晋南北朝赋史的宏观把握，鸟瞰二至七世纪赋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分析历代社会心理和文学思潮对赋体发展的影响；追寻赋体在拓宽自己的题材领域、表现空间和丰富提高艺术表现手段方面的前进足迹；同时探讨赋与同时代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关系，考察人们对赋的观念评论的变迁，并希望透过这一段赋史，观察作为其背景的中古文学和文化现象。”根据全书的论述，也可知作者想作两方面的考察。一种是历史的考察：纵向的是上溯赋体的起源，它怎样从民间走向上层，怎样从两汉步入魏晋，而在魏晋南北朝又怎样按其自身的演进而划分成几个阶段；横向的则是社会生活、时代思潮给予赋的影响，赋怎样在与其他文学样式交叉影响下前进，而摆脱过去作家作品论的单一模式。另一种是把赋真正作为文学而加以美学的考察，而不是把它仅仅作为文体作文献上的考述。因而作者把文笔深入到赋家的内心，探寻他们的审美心理，他们的感情世界，赋体文学在形象地把握宇宙万物中与其他文学样式相较，怎样显示其优越性和不足。这种对赋体文学所作的历史的美学的考察，使得这部书具备较高的学术层次，也会使人感到辞赋的研究确有值得探讨、值得付出精力的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如果要说贡献的话，那末这部书的贡献倒不一定在研讨魏晋南北朝赋本身（虽然其中不乏精采的论述），而是它对文学爱好者的吸引，使他们觉得千百年前古老体式的辞赋，也是与他们的感情相近的，辞赋的世界并不是枯燥乏味的沙漠，而是他们可以亲近的，可以得到多种愉悦的人间。
　　本书的研究，还有两点使人感兴趣。一种是充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把作者搜寻到的大量材料，用统计、数字、表格列出，这样作不仅仅是使读者醒目，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加强我们作文学研究时的科学观念。我们研究的是文学作品，我们作的是文学研究，但这种研究也必然要求一种科学的精密与准确。审美研究与科学上的精密与准确的要求，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应当是彼此促进的。周勋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特别提到程千帆先生在长期研究实践中形成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他以千帆先生的《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发微》、《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等学术论文为例，说明作者怎样运用近代物理学有关光谱分析的知识、有关光的反射原理，来阐释韩愈诗的艺术特色与创新手法（见《古诗考索读后记一兼述作者学诗经历》）。这是一方面把考据向现代化推进，一方面把艺术鉴赏与科学分析结合，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精密度与准确度。勋初先生本人治学也兼具这种风格。我还感到，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近十年来养成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学风，就我个人的体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在文学的审美研究中加强现代科学思维训练的学术品格。章灿同志在书中所作的这种计量史学的尝试，固然得力于过去他在北京大学所学的世界史专业，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他在做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受益于程、周两位先生所倡导而形成的这一学术氛围。
　　书中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研究，不局限于过去通常所作的仅着眼于一些理论著作，而是尝试着从作品本身加以探索。如对于潘岳，作者就认为，潘岳虽然没有直接的赋论赋评方面的著述，但通过分析他在赋作中的艺术追求，我们仍可了解和把握他的赋论观点。类似这样的分析，还可在其他有关章节中见到。我觉得，这样做，不仅仅扩大了我们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题材范围，而且更切近文学思想的实际，更容易直接把握赋在观念上的发展和演进。我个人以为，文学思想研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当首推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这本书明确地认为：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艺术特色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结合文学创作来研究作家的文学思想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充分运用这一方法来论述几个大的历史段落，这是罗宗强先生对近十年来文学思想史研究所作的贡献。现在章灿同志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赋体文学，虽然还只是一种尝试，却使人立即产生一种新鲜感。我相信，辞赋研究将创作与批评结合起来，定会使研究更为丰满，更有理论深度。
　　关于这本书，要说的还有很多，有许多吸引人的叙述和论点，如论赋起源于楚地民间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文人化、宫廷化，对此应如何作出历史的评析；蔡邕对建安赋家有明显影响，但又不能以貌似相近而等量齐观；论建安赋的观念更新与批评自觉，并以自然、社会、人三大类的内容来描述建安赋所表现的斑斓的情感世界；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与文化环境，造就了一批以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以审美沉思和理性批判见长的赋家；论东晋山水赋怎样以文体特长领先于同时代的山水诗；论不同时期赋的比较不能简单以价值批评为标准，应考虑不同的文化环境，等等，都有不少精采处，这篇短序不能一一介绍，读者当会有更多的发现。
　　我觉得，近年来我们的辞赋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展，马积高先生的《赋史》，曹道衡先生的《汉魏六朝辞赋》，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体现了年长一辈学者治学的传统特点和长处。我们的辞赋研究还应从材料辨析和整理着手，我曾邀约马积高先生撰写一部史料学的著作《历代辞赋》，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对辞赋作一种容易使人亲近的研究，这种亲近的研究，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历史的、美学的考察。辞赋研究同诗歌研究、戏曲小说研究一样，都有引人入胜之境，《魏晋南北朝赋史》已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例证。我相信，继本书之后，当有更多的辞赋研究的佳作络绎问世，辞赋研究的繁荣也将指日可待，这也必然促进我们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最后十年走向昌盛，走向成熟。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