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重视对五代文化的研究

　　五代处于唐、宋之间，而唐和宋，无论政治、经济和文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高峰时期。看起来，五代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短促，从朝代纪年说，不过五十几年（907960）；二是战争频繁，分裂割据，故称五代十国。由此，在这五十几年中，确没有出现过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因此长时期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阶段。五代处于由唐入宋的过渡时期，而这个过渡，在由中古到近古的转变中带有一定关键性质，只有透彻地研究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宋代及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诸形态才能有清楚的了解。就以广义的文化来说，自唐末起，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稳定，人才大批南迁，长江流域的经济明显超过黄河流域。经济重心的转移也促使南方文化的兴起。同时，五代时期雕版印刷的推广，对于文化典籍的传播起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和作用，也直接促进宋代编纂和刻印事业的发展。以文学来说，词在五代，是词史发展的关键，早为世人所知，而从唐末开始，历五代几十年，诗歌语言的日常生活化、通俗化的倾向，对宋诗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五代时期文学形态，表现一种过渡的趋向和潮流，而这种趋向与潮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促进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和新一代独具特色的文学家的崛起。
　　这些年来，张兴武教授在五代文学研究方面颇有成果。他前些年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现在转至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执教。前几年出版有《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五代十国文学编年》，现在又将有《五代艺文考》问世。我应邀为《五代艺文考》一书作序，一方面述及张兴武先生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乃借此机会谈谈对五代文学及历史文献研究整理的看法，谨供学界参考，并请指正。
　　关于五代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张兴武先生所提供的学术成果是颇为突出的。上一世纪90年代，张兴武先生在杭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吴熊和先生，即以五代诗为其研究专题，遂于1997年撰就《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一书，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兴武先生撰写此书，先从史料辑集着手，除诗以外，还搜辑文、词及其他有关史传、笔记及其他文献材料，于是在此基础上，又编著《五代十国文学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一书。现在，他又推出文史结合的新著《五代艺文考》，其面更广，用力更深，无论对文学史研究或历史学研究来说，均极切实有用。
　　兴武先生这三部著作，都有新意。从上世纪以来，多种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未有把五代文学列为专章的，有些书把某一章标为“隋唐五代文学”，而在具体叙述中，则仅论及唐末几位作家及少数几位词人。以五代文学作为专书，过去我所看到的，仅商务印书馆于20世纪30年代编印的“百科小丛书”中的一种：《五代文学》（杨荫深著）。著者在“绪言”中提出，“就五代而旁及十国，五代仍不愧为有文学的一个时代”，不为无见。但总的来说，论叙仍较简单，只对北方五个朝代及其他十国地区的一些作家略作介绍。在此之后，历经60余年，才有张兴武先生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这部五代文学专著，应当说，张著是超越杨著的。过去论及五代文学，大多仅着眼于词，而兴武先生此书，明确提出五代诗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并从社会历史、政治形态、时代文化、世风人情等多方面探讨作家的人生态度，及其在诗作中所呈现的艺术风貌，也就是人格与诗格；并由此认为，把五代诗作为一个独立阶段来研究，可以发掘其特有的内涵和时代特色。这种总体探索，确较个别论述更能把握一个时代的特色和趋向。
　　《五代十国文学编年》又另有新见。大家知道，五代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在北方中原，先后有梁、唐、晋、汉、周五个历时短促的王朝；与此同时，除山西部分地区的北汉外，东南有吴、南唐、吴越、闽，中南地区有荆、楚、南汉，西南有蜀（前蜀、后蜀），各自建立地方政权，即所谓十国。每一地区各有作家和文学活动，这些作家有时也往来于不同地区。现在这部《编年》，按年记述南北各政权范围的作家及文学活动，就使人拓宽视野，宏观观察这五代十国的文学进展全局。
　　现在这部《五代艺文考》，更超越文学研究范围，涉及目录学、历史学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包含多学科的著作。我通阅全书，确颇有所得。
　　首先，我觉得这部书的构思，也就是学术框架，是很规范的。清朝后期有三位学者作过有关五代艺文志的书，即道光年间顾櫰三的《补五代史艺文志》，咸丰年间宋祖骏的同名之作《补五代史艺文志》，光绪时汪振民《补南唐艺文志》。这三部书都各有文献价值，但著录中有一缺陷，即一般仅列书名、卷数、著者姓名，未有引证。兴武先生乃先从材料复核着手，以顾《志》之先后为序，根据有关文献，逐一复核其著录是否确实，在核查中遂又订正其不确之处，如书名不确、卷数不确、撰人不确等，以及某些分类不当。其次，又考证清人三《志》中误收唐人、宋人之书，即不应列入五代范围的。第三步，作补辑工作，补清人三《志》有所遗漏，及现代学者如唐圭璋先生《南唐艺文志》等有所未收的；与此同时，又注意辑集金石碑刻材料，作《五代金石辑录》。这样，既有复核、订正，又作新的补充，在此基础上，乃有《新编五代艺文志》，也就是作为研究的成品，向读者提供既信实又完整的五代时期著作总目。
　　另外，本书的时间断限及取舍原则，很有科学性。作者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曾提及我关于这方面的一种看法，并表示认同。我于1989年为美籍华裔教授李珍华先生点校的《五代诗话》所作的序言中，曾谈及，我们若专作五代文学系年，似可以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开始，那时黄巢起义虽平复，但各地节镇已乘机拥兵自立，中央朝廷名存实亡，当时的一些著名作家如韦庄、韩偓、黄滔、杜荀鹤等，皆由唐入五代。作家的创作，包括其他一些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著作，确不能机械地拘限于王朝纪年。兴武先生在前后三书中，都认为五代文学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都应从唐昭宗朝开始考虑，这样才可以有一完整的把握。而同时在具体取舍上，又很谨严，指出顾、宋二《志》，又误将不少唐、宋人的著述阑入其中。有些是明显与五代相隔较远的，如《渚宫旧事》，著者余知古，本书《考略》中引《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注“文宗时人”。按《新唐书艺文志》另一处亦有余知古，即《新志》四总集类《汉上题襟集》十卷，注云：“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此为徐商于唐宣宗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856860）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时，段成式、温庭筠与余知古在其幕府时唱和之作（参见鄙人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八温庭筠传）。则其《渚宫旧事》当也于大中后期在襄阳时所作，虽然较文宗时晚十余年，但仍距昭宗有30年。又如《五代记》著者孙冲，《考略》中引《宋史艺文志》及《宋史》本传，明载其与寇准同时，距北宋建国已有40年。有些则是与宋初时间相接的，如《江南录》著者徐铉、汤锐，都是由南唐入宋的，但《考略》中据史书所载，考明此书乃奉敕即奉宋太宗之命而作，因此也不宜列入五代之书。这样的处理确很规范。
　　本书另一新意之作，是《五代金石辑录》，就是据《宝刻类编》、《舆地碑目》、《金石萃编》等著录的碑刻、题名等加以辑入。这些虽为单篇，未是成书，但其中确有不少重要材料，对于文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用途，因此不宜受过去艺文志著录中传统框架的限制。我这次通阅所录，又有一新得，即兴武先生此次所辑，是按国别编录的，我发现属北方几个正统王朝的碑刻、题名，数量并不多，最多的则是南唐、吴越和前后蜀的。这使我想起《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几次提及，因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稳定，经济重心南移，文学作家也逐步南迁。书中提及，唐末后梁时南下作家的主要流向为西蜀和闽中，“沙陀三王朝”时期南迁作家的基本归属，以吴和南唐居多，而吴越又少涉战乱，其国主也好文尚士。由此可见，金石辑录并不是单纯的文献资料，我们由此可与文人趋向及文化流播联系起来。
　　艺文志，作为书目著录的一种文体，是极有特色并极有学术意义的。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中就说：“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卷二）上一世纪90年代前期，原南京大学校长、著名学术前辈匡亚明先生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在制订19912000年规划时，他特地提出由古籍小组主持，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当时我被任为古籍小组秘书长，就负责筹办此事，在我起草的《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编纂总纲》中，就曾提出：“古籍编目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我国古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从汉朝刘向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起，一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都是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它们的作者大多能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我现在引用10年前所写的这段话，是想进一步说明，这部《五代艺文考》，经过广泛辑集与细心疏证，就五代时期各类著作作系统、确切的著录，可供学术界有效地利用，其本身即又成为一项学术研究成果。《旧五代史》除记传外，有十志，但无“艺文”。《新五代史》仅有“司天”、“职方”二考，根本不立志，清修《四库总目提要》明确指责：“此书之失，此为最大。”（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唐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为重，但很奇怪，却在所著《史通》卷三《书志》中提出没有必要修艺文志。欧阳修当不致受《史通》的影响，他在《新五代史》中曾两次提及“五代乱世，文字不完”（卷五九《司天考》、卷六《职方考》），可见是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文献资料缺乏，未能编修较有规模的《艺文志》，如《新唐书艺文志》那样有四卷之多。《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两《唐书》的《经籍》、《艺文》二志，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当时著录之书，绝大部分后世失传，我们今天可据以查考当时著述情况。清朝及近世学者所补前史艺文志之书，当然不像前人那样能目睹原书，但仍有两个优点：一是广辑群书，补前志之缺；二是细核史料，纠前志之失。这种工作，看来琐细碎杂，实则专研精治，极有裨于今世。我个人是希望我们学界能多出这样实学之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