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堪与马可波罗游记比美的佳作

　　距今500多年前，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朝鲜一位中层官员崔溥（号锦南），于闰正月初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不幸遭暴风袭击，偕同船42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地。最初被疑为倭寇，后经层层审查，排除嫌疑，即受到中国官员和平民的良好接待，遂由浙东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走水路，沿运河经扬州、天津等地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故国。在中国停留4个半月，回国后用汉文叙写这一南北经历，约5万余字，名《漂海录》。
　　此书在古代朝鲜受到极大的重视。从公元1571年起，至1896年，先后印行过5个版次。而日本早在1769年（即清乾隆34年），就将此书译成日文，名为《唐土行程记》。美国则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译成英文出版：《锦南漂海录译注》。作为近邻的中国，又是这部书所记的本土，却长时期鲜为人所知，这是很可惜的。
　　值得庆幸的是，对朝鲜半岛历史文化深有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葛振家先生，于1990年从高丽大学读到完整的《漂海录》，就着手进行比勘点注，于1992年出版《崔溥漂海录》点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十年来，葛先生又继续对此书进行探讨，撰有《崔溥漂海录初探》、《崔溥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崔溥漂海录价值再探析》等专题论文，受到学界的关切和重视。在深层研究的基础上，葛先生又对原著加以修订，既广搜资料，充实注释，又增补评介文章，将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起名为《崔溥漂海录评注》，为我们现在研讨国外汉字文化古籍提供一个值得注意的范本。
　　对于《漂海录》，葛振家先生在几篇论文中做了全面的探讨，并有准确的概括，认为此书涉及明朝弘治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我国明代的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及两国关系等，提供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第一手资料，极有参证价值。最近我又通阅了全书和葛先生的几篇论文，深有所得。葛先生对此书的论述，我就不再重复，我想借此谈谈自己的两点读后感。
　　一是崔溥有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每到一地，就马上与该地的文化名人联系起来。如到浙江绍兴，望见兰亭，就说这是书法家王羲之临水宴会之地；绍兴西南有贺家湖，就说这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旧地；当人们提到绍兴南边的剡溪，就马上说这是东晋书法家王徽之夜访名士戴逵所经过的溪流。后过嘉兴，乘船自城南过杉青闸，就说原来是唐代名相陆贽故里。接着，渡长江北上，经过淮安府，码头城门外有一漂母祠，其北又有“胯下桥”，就说这是韩信早年“寄食受辱之地”。这种富有情感的记叙不少，使人感受到我们华夏文化的深厚内涵，以及与东亚邻国的亲切交流。
　　二是崔溥有极其精细的地理观念。书中所记南北行程，不仅一一历叙经过的城市，而且还具体记载城市之间的乡镇，并涉及更小的地名，如桥、铺、门、堰等等。这不但已是有的国外人所著中国纪行如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意大利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所未曾有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些游记作品，也是极少有记如此细小地名的。如行程开始的浙东之行，从奉化赴宁波，将近到达宁波府时，就记有：“又过虚白观、金钟铺、南渡铺，至广济桥”，后又有所谓进士里、文秀乡、连山驿，都很有诗意。由宁波往慈溪，又记有新清桥、进士乡、石将军庙、景安铺、继锦乡、开禧桥等等。我是宁波籍人，20世纪90年代，我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期间，宁波市和鄞县分别纂修《宁波市志》、《鄞县县志》，在中华书局出版，我作为学术顾问，参与审稿。我除了阅看这两部新编地方志外，还因查核唐宋文学家事略，翻阅过宋元以后的四明方志，这些书中所记宁波附近的地名，还没有如《漂海录》所记如此具体、精细。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能举浙东几个例子，实际上书中所记行程，由杭州水路北上，地名更多。由于历史变迁，这些地名恐怕现在已大多不存，这就更如文物遗存，对于我们现在考察各地的地理沿革，是极为难得的资源。
　　使人更感兴趣、更有启发的，是葛振家先生《崔溥漂海录探析之三》一文所记述的，朝鲜人于中国明清两代曾定期出使中国，并多撰有见闻录。这些见闻录当时多以手写本传世，一部分由后人刻印刊行，有些则可能收入著者文集。葛先生的《探析之三》文中据日本学者中村荣孝《事大纪行》所记，朝鲜人这些所谓“朝天录”、“燕行录”等文体之作，传世的有100余种。这些书一般都记录自鸭绿江登岸至北京以及回程，不如崔溥《漂海录》范围广、路程远，但那些书所记，也有其特色。如许葑《朝天记》记述明万历二年，入山海关至北京沿途景物、城池、人物与各地官衙，特别提到严嵩“南宫奏议”等等。又如洪大容《燕记》，记清乾隆三十年，出使来中国，在北京期间，同中国士大夫及各阶层人士交往，去钦天监观象台参观，还同当时西方的传教士探讨天文学知识。葛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出：“朝鲜朝对中国的记述，无论数量上类型上，无论深度上广度上，不仅超过前代，而且远超其他任何国家。”这确给我们提供极为难得的信息，可为我们研究明清社会风貌及中外文化交流开阔视野。
　　上一世纪90年代初，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发祥先生共同主编一套书，名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陆续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曾提到：“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我希望，以葛振家先生这部《崔溥漂海录评注》为起点，把朝鲜朝时所记述的有关中国记行的材料做系统的整理，并与中国的有关记载比勘，做综合性的研索，这将会使人如盛唐诗人王湾所写的诗句那样，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开拓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