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海国记》的发现

　　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所撰《重刊浮生六记序》，就特别提及：“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已“觉得可爱”，至1922年在上海，与顾颉刚先生等聚谈，并又从顾先生处借得《雁来红丛书》本，“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当代前辈学者、《红楼梦》研究权威冯其庸先生，于1988年在北京撰有《〈浮生六记〉德译本序》，也特记他在十几岁时因抗日战争爆发，失学，在江南家乡农村种地，又一边读书，“《浮生六记》就是我当时最喜欢读的一种书”；后他将《浮生六记》与《红楼梦》并提。可见《浮生六记》确是我们中国的文学佳作。
　　《浮生六记》属于清代中期的作品，过去《中国文学史》、《清代文学史》都提到过这本书，所以，《（〈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的发现，是文学史、史料学上的重大成果，是一件很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上半年（2010年4月）出版了新的《浮生六记》，是增补本，增补了古籍辑录、收藏家彭令同志发现的第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此很有贡献。以前出版过俞平伯点评的《浮生六记》，这次出了新增补本，我曾在5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是史料学的一个重大成果，类似我们的敦煌学，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浮生六记》新增补本中，增补的《海国记》提到我国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我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一个新证据。
　　我另外再说三点。
　　第一，此次审阅评估的原件是否是钱泳的手抄本，近两年国内对此有所争论。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早在其2006年撰写的《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收入2008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予徵考”。特别是近一年来，郑（伟章）先生和蔡（根祥）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郑先生，还把钱泳的其他作品找出来比对，这是非常科学的。郑伟章先生在钱泳的《登楼杂记》抄稿中发现了有关《海国记》所载内容的记述，也注意到彭令所藏《海国记》与《登楼杂记》一样，皆为钱泳经手整理的文字。差别在于，《海国记》原件是钱泳亲笔抄录的，为其真迹；《登楼杂记》原件疑是钱泳之子钱曰祥经手整理其父作品之抄稿，为钱曰祥或其所请抄书匠的墨迹，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此外，我的学术挚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8月6日上午，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认真鉴定包括《（〈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在内的《记事珠》原件后，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原件，是清代旧东西，钱梅溪（钱泳号梅溪）手稿真迹，当代人是造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为钱泳真迹，完全能够确定下来；再作质疑，皆是无用之徒劳或别有用心。
　　我们可以从学术方面来讨论，钱泳是嘉庆、道光时期很有成就的书法家，与《浮生六记》作者沈复都是苏州一带的人。这也启发我们可以进一步作有关苏州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把书法艺术、文学艺术和文人之间的交流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当时的书法家抄录同代文学作品这种风气是很值得研究的。
　　第二，沈复在《浮生六记》前四记中，除记录了与妻子、父亲的关系外，还记录了去重庆、四川、陕西、山东、河南等地游玩的过程，这是沈复的朋友石韫玉介绍去的。嘉庆十二年，石韫玉前往北京，经其介绍，沈复也来到北京。《浮生六记》第四记就到此为止，后来的没有了。我们注意到，《海国记》中表明，沈复的琉球之行就是嘉庆十三年开始的，这里面可以看出其中的关系，因此，《浮生六记》第五记的发现，对《浮生六记》本身也甚有价值。前四记的文笔风格与第五记可以作比较，这也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我是研究唐宋文学的，我们从唐代开始，与东边的日本、朝鲜对外交流很多。唐代时，有不少日本人来中国求学、做官，有一些日本人将当时的书带回到日本，一直保存下来。现在日本有些书，特别是宋代的书，对我们学术研究极有帮助。朝鲜，当时叫新罗，有不少人来中国，特别是明代，其中一些朝鲜人将途中经历写成了书，对当时中国的风俗有记录。因此，我认为中国太平洋学会以后可以研究一下中国古代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交流情况。西边过去有“丝绸之路”，我们现在可以从太平洋方面来研究我们古代的对外交流情况。
　　关于《海国记》原件的价值与意义，我是十分看重的。8月11日上午，在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我与彭令同志再次研读人民文学出版社4月份版“新增补”《浮生六记》时曾认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首先是清代书法家钱泳（号梅溪）的手稿，艺术价值较高，可比作一块玉；又系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沈复《浮生六记》的佚文，文学价值很高，进而可视为一块美玉；再者能广泛传递、宣传‘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现实意义大，历史价值也高，更进一步谓之当代和氏璧，亦应该不为过。”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古籍的文物价值，无法与宋元孤本古籍相提并论；艺术价值，也不可能达到历代顶尖级书法家传世墨迹之地位；“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历史信息，其他文献中亦早有记载。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古代著名书法家手迹、传世经典佚文与“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在一部古籍中三位一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艺术性、文献性与文物性结合得这样完美，我感觉，这有点似天工巧合，人间奇迹，十分难得。这样的顶级历史文献，不是经常能被发现的，著名文献学家郑伟章先生见到原件时曾反复说，“不容易看到，大饱眼福了，赏阅前应该沐浴焚香”，我们相信，广大读者也一定能有尽量高看这文献一眼的期望。
　　（此文为作者在2010年9月11日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主办的《（〈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专家审阅评估会上的讲话）